1、作家梦与我们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阳光西海岸》
我的父亲是军人，并终生喜欢文学，写过不少古诗。受父亲影响，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当作家的梦想，喜欢写东西。读中学的时候，写了一、二篇很不成样子的小小说，也写过一些古诗和新诗，结果均以退稿告终。有幸的是，初中三年级时，我的一篇小文章被当地的日报看中，他们正在招收记者，把我当成了考虑对象，找到了我所在的学校。当班主任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感到由衷的欢欣，觉得过去的梦想其实离自己并不那么遥远。不幸的是，政审没有过关，因家庭出身不好，我被刷了下来。那时候，出身决定了一切，曾经支持我写作的父亲，从此坚决反对我活在梦想里。我走进现实，从此不再写作，几十年里甚至连小说也不读不摸，想永远放弃当作家的愿望。
我读医学院，读研究生，在国内的大学里做研究，从一名普通教师到副教授，与文学再也没有了关联。二十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了，我们眼前曾经死死关住的一扇窗子被打开来，一束束光亮射进我们的生活。伸出头，我们突然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于是抱着新的梦想去远渡重洋。一九九五年，我们把四岁的女儿留在国内，交给外公外婆照管，自己随着一股出国狂潮离开了故乡。我来到美国，在南加州大学做生物医学研究。当时是讲师的妻子朱雪梅去了日本，在东京临床医学研究所研修。次年，妻子来到美国，成了南加大的一名助理研究员，女儿也得到签证，我们一家人在洛杉矶团聚了。
在许多人眼里，美国大学里做研究的职位是很令人羡慕的，工资、福利、劳保、退休养老金样样都有。那时候，在美国的大学里，特别是在洛杉矶这类大都会的大学里，实验室里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国人。我们这些从大陆来的学人成了美国实验室里最为勤奋努力的主力军，大家就像在一个竞技场里，为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为了绿卡、为了一个美国梦，起早贪黑泡在实验室里为老板做研究。那时候的中国很穷，我们这些空着手到海外来的学子，唯一的梦想就是有一辆自己的车子、一幢自己的房子、一张绿卡和一份薪金还不错的工作。为了这个梦想，我们会为老板的一个不满的脸色而拼命地加班加点，周末和晚上也耗在实验室里超负荷地干活。我们会为老板因实验结果不满意对我们吼叫而失眠和难受，第二天继续埋头拼命工作。当时我们所面临的生存压力，是局外人不知道的。苦了几年后，我们的美国梦慢慢实现了，物质上该有的都有了。物质需求满足后，突然感到我们自己真正要寻找的东西并没有找到。过去这些在国内已有功名，甚至成了学科脊梁的研究人员，在这块土地上，却没有当主人翁的尊严，没有地位，连学术上的成就也都是老板的，在老板眼里我们其实只是一台实验仪器，甚至还没有他的仪器重要。那时候我们大家共同的感觉是“除了钱，我们一无所有。”
那时候，我和妻子的感觉都特别不好，觉得在这块土地上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我们在寻找除了物质以外的精神生活，寻找未来的出路，生活在迷茫、反思、寻觅和不知所措之中。最初在美国那几年的艰难人生体验让我们深深感到：我们这些在大学里做研究的技术人员与一百五十年前在美国西部修筑铁路的华工没有本质差别，他们修筑的是一条美国西部的经济大动脉，而我们这些成千上万从中国来的研究人员无非是在为美国修筑一条高科技的高速公路。我们意识到，如此巨大的一群科技人员流到海外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特定历史现象，应该有人把它记录下来，因为这是一段沉重和沉痛的历史，也是一段中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历史转折，有一天人们会去探讨它的意义，历史也会铭记这段时间。
一位好朋友举家回国了，回国前他说回到国内他一定要写一部小说，告诉大家这一段特定时期里的生活和一个真实的美国。可是，一年过去了，时过境迁，他的小说没有影子。
于是，尘封在我内心里曾经有过的写小说的欲望开始蠕动，我想写一部小说。可是过去连一篇小文章都没有发表过的人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似乎有点天方夜谭。不仅妻子雪梅觉得不可思议，我自己也觉得好像是在做一场梦。很巧的是，我在犹豫不决的时候读到华文报纸上的一篇采访文章，一位在好莱坞写剧本和小说的华人作家讲述自己开始写作的经历，导演对她说，把你想讲的故事说给别人听，如果故事能够吸引住别人，把讲的东西写出来就好了。也就是这样，这位作者开始并完成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个故事对我的启发很大，我也就学着把自己想写的小说先写一点点出来，每天在吃完晚饭的时候读给妻子和女儿听。第一、两天我读了最初写的几页，她们没有动静。过了几天，我发现妻子在听我读故事时，她的眼泪流了出来。我写的故事感动了妻子！这给我带来了希望、动力和勇气，于是我开始走上创作长篇小说的第一步。我动员妻子加入到创作中来，我们一起讨论故事情节、人物塑造，一起来写我们的小说。
不懂写作技巧，我俩找来当时可以买到的描写海外华人的文学作品，买了《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白雪红尘》。前两部小说出版的时间较早，虽然影响蛮大，但与我们写作的主题有较大的不同。于是我们决定以湖南作家阎真根据自己在加拿大陪读时的经历所写的长篇小说《白雪红尘》为参考，仔细阅读、分析，查看对它的书评，了解不同评论家的看法，以此为基点，找自己作品的定位。我们在深挖作品的主题上下功夫，经过认真的考虑，我们确定自己的目标为：以自己的亲身生活体验和周围的海外学子的经历为故事基本构架，把出国后对人生价值的重新认识和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为主题，以中华情结对美国梦的强烈干预为冲突，以个人命运、家庭沉浮与这个特定历史时代以及国家命运为纽带来展述故事。考虑到读这部小说的主要是三十岁以上的人，我们就尽其所能把现实生活发生的事情和虚构紧密结合，把作品写得真实真切真情，以打动读者并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找到共鸣为出发点。 我们花了两年时间完成了三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2001年三月把几个章节寄到国内出版社，七天后接到了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越洋电话，他们对这部小说很感兴趣，要求我们在五月份前把小说压缩到三十万字，五月份交稿。同年九月我们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阳光西海岸》问世了，百花文艺出版社把这部小说作为重点图书推向市场。这部小说三次印刷，国内外有两百多家媒体报道和刊登评论文章。人民日报两次发表书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电话采访了我们夫妻俩，做了一小时的节目在国内播放。国内的评论家对我们的小说给予肯定，著名评论家雷达写道：“在这个几乎完全没有职业作家姿态和文学技巧藻饰的极其朴素的文本里，有一些新鲜的东西被发现出来，有一种更加逼近生存的强烈的真实感和与之相伴的意义被展示开来。”“这是一部能使人变得清醒起来和给人许多书本之外知识的书，与其说是写海外奇闻，不如说它写的是人生经验本身。”他还说：“这部书是写人生的，其背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已不甚重要。”“这部书有奇特的激励效应，它能唤起读着的对比意识和自省意识，从而激发热情和勇气，以积极的态度投入人生和创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两篇评论中，评论家顾凡提到：这部小说“以真实不拔高的创作态度，超越了一般的‘留学生文学作品’对家园故国的眷念之情和海外打工上学的伤心历程，直接追问留学异国的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评论家李炳银写道：“它不只是表现域外生活的作品，只在信息和视野方面给读者扩展，更重要的是它用作品人物的欣慰、欢乐、痛苦等复杂人生历程，在深层的感受和精神上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和震撼。”
 
寻找创作方向，《未遂的疯狂》投石问路
在发表了第一部作品的鼓舞下，2003年，我们着手写第二部长篇小说。写什么好呢？我们希望能有所突破，希望有一些新的探索和革新，力求写出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陷入在海外究竟写什么样的主题比较合适的复杂思绪中。由于身处在洛杉矶这个文化大都会里，美国主流社会最火的小说和电影大片都是些故事曲折、情节惊险离奇的科幻作品。我们多少受到这方面的影响，萌生了写科幻小说的念头。2003年有关克隆的报道层出不穷，真假难辨，克隆动物、克隆人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主要话题，克隆人的报道几乎成了当时最热门的新闻。当我们与一些不懂医学的人在一起闲聊时，发现人们对克隆的科学常识并不清楚。我们夫妻俩是学医的，在美国大学里一直是做基因方面的研究，我们俩都做过基因克隆的实验，在动物的基因里插入或者去掉个别基因，产生有遗传缺陷的动物，用于科学研究。鉴于对克隆动物和克隆人的认识，我们考虑写一本与克隆人有关的科幻小说，通过一位华裔科学家被卷入一起克隆人事件，最后被杀害的故事，把克隆人的科学知识和社会伦理道德带给读者。这次我们一反过去写《阳光西海岸》的手法，用粗笔触快节奏描写一位华裔FBI探员深入调查克隆人事件。我们使用了大量的侦探与推理，故事情节曲折，其中有不少血腥场面、伦理道德的争论、情仇爱恨的纠缠。我们很快赶在克隆热还没有退烧的时候推出了长篇小说《未遂的疯狂》。原以为小说迎合了普通观众对感官的强刺激，在海内外都会有较好的读者市场。我们的算盘错了，这部小说于2004年1月在国内出版，实际印数只有七千册，没有一篇书评和报道，在每年国内有一千余部小说出版的图书市场上我们这部书石沉大海，默默无声地沉寂了。
海外华文创作的路怎么走？我们自己的创作方向在哪里？《未遂的疯狂》投石问路，结果出乎我们的预料。在此之后的三年里我们基本上没有再动笔写东西，希望经过反思，为自己寻找一条可能走通的道路。
 
回归现实，我们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破茧》
身处海外异乡，我们的优势在哪里？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们认识到，华文文学创作必须根植于祖国这块大地。国内的读者口味与国外的有很大差距，加上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国外的侦探推理题材、经济政治军事题材、外国人之间的情仇爱恨，对我们这些华人作者可能不适宜。还有，外国人写外国人的故事，翻译成中文，国内的读者会看；可是外国人的故事由我们中国人来写，读者可能就会觉得别扭，看不下去。写国内的事也不是我们的长处，我们距离那儿的现实生活已经很远，而且自己的文学功底、对国内生活的体验、以及可以用于写作的时间都不能与国内的作家同日而语。我们的长处还是写国外，写海外的华人生活，写我们自己身边发生的事。于是我们重回到《阳光西海岸》的道路，写我们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
对我们而言，感受最深的应该算是女儿在美国读小学和中学这件事。我们对美国学校有一种从好奇到怨恨再到喜爱的心路历程。这是一个从不认识到认识，从只知皮毛到深入了解，从普通的主观感受到比较全面的客观分析，从女儿的成长变化和我们自己与女儿日益尖锐的矛盾冲突，从无可奈何到最终寻找出路破掉束缚在自己和女儿身上的茧的艰难历程。这是一个整整十二年的漫长过程。这个过程让我们对中国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有了实质性的比较和认知，从而让我们积累了第三部长篇小说的宝贵素材。
我们的大女儿五岁来美国，从她在美国读幼儿园开始我们就曾考虑写一本关于美国教育方面的书。这个动机的原始出发点是对美国教育的新鲜和好奇，这个想法和写作计划，以至于写什么、怎样写，直到女儿读完小学都没有变。如果当初我们急于完成这个计划，我们想充其量这只是一部美国教育的猎奇介绍罢了。我们一直陪着女儿成长，把几乎所有的心血都花在了她的身上。我们像所有的中国父母一样把孩子的教育当作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任务，把孩子进入一所一流大学当作我们自己教育孩子的唯一目标，把孩子的学习成绩优劣当成衡量孩子好坏的标准。我们沿用了国内传统的教育方式，从胎儿开始就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和培养。但是，当孩子渐渐长大，进入高中后，我们与孩子之间产生了问题，不光是孩子的青春期反叛，更多的是两种文化和传统的碰撞。我们把孩子拉在自己熟悉的中国文化传统里，而孩子却每天受着美国文化与传统的熏陶，我们之间的矛盾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我俩经历了人生中很艰难的一段时间，经常夜夜难眠，内心痛苦不堪，几乎面临奔溃的边缘，不能自拔。也许这就是我们中国父母吧，为了孩子可以舍弃自己的一切。我们把孩子的未来看得越重，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就越深。那一段时期我们对美国教育有了痛与恨的切肤感受。那时候我们写书的计划改变了，不再想写一部美国教育的猎奇，就想写一部名为《中国父母》的书。也许全世界的父母只有中国父母经受了如此深重的疼痛，其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身上背负的担子不仅是自家孩子这个担子，更重要的是文化和传统的重担，是一座五千年的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文化大山。为了解决与孩子之间的尖锐冲突，我们走进了美国的文化里，对它作深入的了解，当我们对美国学校的教育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后，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
我们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一直被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困惑着，小说最终要说明的是什么？这是小说的灵魂。
有一个周末我们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到1300中文电台正在播亲子教育话题，其中讲了一个幼蛾破茧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们顿觉茅舍顿开，回到家马上把故事记录了下来。
破茧，这就是我们要表达的核心问题，就是小说的灵魂。我们束缚在孩子身上的不就是一层厚茧吗？我们自己身上不就有着一层厚厚的茧吗？我们的教育制度上不就有着一层层厚茧吗？我们自己需要破茧，我们的教育体系需要破茧！做父母的应该让孩子自己咬破成长过程中的一层层厚茧！我们认定这是一个很好的主题，我们必须围绕着它来写。
小说主题和写作计划有了明确的目标后，我们给自己提出了一连串要解决的问题：学校、家长以及社会在孩子进大学前的十二年漫长基础教育中，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一张一流大学文凭重要还是孩子的健全人格和正确的人生态度重要？把孩子的学业成绩看成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把孩子培养成手脚不勤的学习机器还是让孩子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全面发展，学会应用知识的能力？父母应该是孩子这艘小船的安全港湾和防波堤还是应该成为孩子前面的一盏航灯，让孩子自己驶入大海经受生活的磨炼？
小说以两个家庭在美国的不同经历为两条平行发展的主线，一条以我们女儿从出生到进大学这一段成长过程为蓝本；另一条是我们一位湖南老乡一家三口的感人故事：在这个家庭里，孩子的父母是搬家工和餐馆工，孩子本人对学习没有兴趣，从小跟父亲为别人四处搬家，但就是这个连高中都几乎毕不了业的孩子，最终走进了哈佛大学。我们用这两条线来展开我们的故事，回答我们自己提出来的一系列教育的根本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做父母的和教育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实质问题，也许同是当前的中国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我们国内的教育正处在一个瓶颈，国家的高速发展依赖于一个更加完善和有效的教育体系，我们不能够照搬国外的模式，但我们可以借鉴，找到自己的路。为此，我们的这部小说的主要目的也就是给关心孩子教育的父母，给教育工作者，给正在成长过程中的孩子们作一个参考。我们无法给别人指出一条可以走通的道路；最终走进哈佛大学的那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也是不可能机械摹拟的。每个孩子都不一样，这也就决定的教育本身的多样性、特殊性、合理性、全面性以及更加个性和人性。如果这部小说能够起到一点借鉴作用的话，我们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我们在二零零七年八月份完成了小说初稿，修改后投到国内某出版社。去年十一月份，国内两位著名文学评论家张炯和何镇邦教授，以及何教授的夫人汪蕾老师到美国访问，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让我们有机会同他们见面。在他们了解到我们的文学创作之后，给了我们极大的关心。特别是何镇邦教授马上要我们把《破茧》这部小说初稿给他看，三天后，他打电话过来，约我们面谈。他对小说给了高度的评价，同时对小说的结构和人物塑造也提出了非常好的修改建议。他不仅主动提出要为我们写序，还提出要把它推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根据何镇邦教授的建议，我们对小说做了认真的修改，花了两个月时间从结构到文字做了全面的改造。一月份何教授夫妇回国，把刻了整部小说的光盘带回了北京。三月份《人民文学出版社》完成了初审和终审，与我们签订了出版合约。何教授夫妇给与了我们巨大的帮助、支持、肯定和鼓励，这部小说的面世与他们的忘我奉献是分不开的。我们在此向他们表达深深的谢意和崇高的敬仰。
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还得到了不少前辈和朋友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我们在此深表谢意。
 
黄宗之 二零零八年六月一日于美国洛杉矶 （美中华文文学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