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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观点。

历史唯心主义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观点出发，认为历史是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禀承“上帝”旨意的结果，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就曾把杰出人物的有意识的行动看作是历史事件的主要动力。19世纪英国的托·卡莱尔（1795—1881年）就曾指出：世界史即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创建业绩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在地球上建功立业的伟大人物的历史。他甚至认为“整个历史的过程不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决定的”，人民群众不是历史的主体，那些伟大人物才是“全部世界历史的灵魂”。其目的在于“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德国的尼采则鼓吹个别“超人”的“权力意志”决定一切，把人民群众视为“一堆任人使用的无定型的材料，是需要雕刻家加工的一块石头。”这种“超人的权力意志论”，后来成为希特勒称霸世界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理论依据。

历史唯物主义，恰好相反，它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出发，认为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民群众则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的主体，是基于下述历史事实做出的理论概括：（1）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基础。因为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而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当然也就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2）人民群众是推进社会历史的巨大动力。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这个运动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生产力的若干要素中，第一个起决定作用的要素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3）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阶级社会中，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不可能自发地实现，它只能通过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来实现。因而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各个时代的社会变革的主力军。恩格斯就曾明确地指出：“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连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4）人民大众的利益和需要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人民大众的利益和需求是一个由无数人的利益和需求组成的相互交错的综合力量，它对历史发展具有指向性。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至今发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为少数人的运动，或者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这就指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方向，违背了它就要被社会历史所淘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视为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

。”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来源于实践的无产阶级，改变现实不合理的世界秩序，也只有靠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苦大众。为此他们提出：无产阶级不仅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消灭私有制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的解放包括全人类的解放。也就是说：“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便得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的结论。或者说：“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在论及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实践和运动的时候，他们又进一步指出：“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以生产工具为出发点”的。生产工具是衡量社会进步尺度的指示器，因为在这里蕴藏着广大劳动群众的创造性劳动，包含着他们世代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剥夺剥夺者”的理论就由此萌发了，劳动者做劳动的主人、劳动者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资产阶级的理论，也就从这个“真正基础和出发点”找到了实在的根据。所以，“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地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基础。”从而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论证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决定作用和工人阶级的特殊的历史使命。

“群众路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在我国的具体贯彻。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中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群众观点作了这样的概括：“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负责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群众路线”的本质涵义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贯彻下去。我们说群众路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在中国的具体贯彻，根据有三点：（1）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新社会的主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坚持这一基本观点，就要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因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人民群众是建设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主力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群众是“大地”和“母亲”，党只有依靠人民才有战无不胜的力量。（2）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有人民群众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必然导致对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提出变革的要求。这种变革社会的历史需要一经产生，劳动人民又会立即成为变革它的主力军，由此推动生产力的更新和社会历史向前发展。（3）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前提条件。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是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产生、发展、壮大起来的。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党一天也不能生存。”这是科学的概括，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之所以能够建立敌后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府，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毛泽东同志曾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只要动员了数万万人民，日本帝国主义就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吼也要把它吓一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解放战争时候，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支援前线，仅淮海战役中，山东、江苏、安徽等省的支前民工就达225万人，担架7万多副，大小车41万辆。陈云同志曾形象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把政权交给了共产党，由党代表他们执掌政权。所以毛泽东同志曾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党就是这样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和群众观点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并形成一条无产阶级政党同人民群众建立正确联系的路线的。

二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基础。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依靠全体劳动人民来共同管理国家。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指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共产党是国家生活的领导者，不是统治者，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来领导国家生活的。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只有集中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才有可能同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吻合，党才有可能实现正确的领导。也只有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得到不断的完善和补充。这就是说，人民群众既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对象，又是党实现领导的基础。如果把党的领导者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公仆”与“主人”的关系颠倒了，或变成了实际上的统治者和被统治的关系，那么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本质要求，从根本上动摇了党的领导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忠实代表，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坚持群众路线是坚持思想路线的首要前提。如果说“实事求是”路线是思想方法的总原则，那么群众路线就是实事求是这一原则在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方面的具体化。从实际存在的事物出发去求是，就是从人民群众实践的现状出发，在群众实践的过程中去探求事物发展的规律，离开了群众路线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说过：“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又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群众路线作为一般的认识论原理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内在结合，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大贡献。它集中地体现在四个一致性上：（1）“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发展过程的一致性；（2）“从个别指导到一般号召，又从一般号召到个别指导”的领导方法与“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思维过程的一致性；（3）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为群众的利益服务与认识从实践开始并为实践服务的一致性；（4）群众利益原则与真理的实践标准的一致性。历史经验证明：凡是脱离群众、违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就必定要犯严重错误。

群众情绪是领导决策的客观依据。人民群众是领导活力和正确决策的源头活水，在中国凡是正确的决策都是人民群众意志、情绪的集中体现，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善于体察群众的情绪，使党和政府的一切决策和措施都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重要的政治领导艺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把群众情绪作为第一信号，把它作为决策的客观依据。群众情绪最基本的是反映他们的切身利益问题。诚心实意地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领导者决策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就在于它确实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治穷致富”的钥匙，使国民经济大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大改善。还是列宁说得好：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群众情绪是广大群众对现实的一种直观反映，由于它从来就不经过修饰和加工，所以它往往不那么规范、雅致，不那么有条理和入耳，有时甚至很粗糙和尖刻。但是，正是这些逆耳忠言，才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的本质。必须指出，我们强调群众情绪的重要性，决不是在鼓吹崇拜群众的“自发性”，并不要求决策者去迁就少数落后群众的意见。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依靠先进，提高中间，争取落后，历来是实现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在组织上应当采取的方法。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都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然而“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的原则，害了慢性病。”这就是说，党不仅要依靠群众，而且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在当前的情况下，加强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的关键在于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发挥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只要我们能够真正做到这些，群众就会更加信赖我们，就会把心里话讲出来，我们就能由此而减少决策的失误；以至达到在群众自觉的批评、帮助和监督下，减少我们实际工作的盲目性和实施决策过程中的失误。

三

执政党能否坚持群众观点，切实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关系到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回答黄炎培先生关于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上的政权由盛到衰的“周期率”时，就曾满怀信心地预言过：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跳出这个周期率，因为我们党已经找到了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这条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40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当时的预言是科学的。在当前这个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国内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刻，可以说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又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又回到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中。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件。可以说，它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重振党威、全面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大决策。只要全党同志切实遵照执行，上行下效，我们今天同样有以新的实践和新的精神风貌，证明我们能够摆脱这个“历史周期率”的困扰。

必须正确地处理好党的领袖与群众的关系。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集团来主持的。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之一。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并不减少领袖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就曾用爱尔维修的话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现代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使我们更容易认识领袖、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他们各自的地位。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大生产、各项技术工程中，总设计师、总指挥的地位的重要性。在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关键不在于要不要领袖和权威，而在于不能搞“权威主义”或“新权威主义”，不能把领袖神圣化、特殊化。正如恩格斯所说：“任何一个身居高位的人，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同的温顺态度。”他在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还说：“首先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在当前，党的领袖集团尤其要树立公正廉明的形象，树立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在对待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上，既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又要反对制造个人迷信、本本主义，以保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必须正确地处理好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正确处理好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里，所谓“干部”是指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或管理工作的人员，他们或是由人民群众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或是企业事业单位的群众根据需要聘任，或是国家根据人民的意志任命，其工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个人谋私利；所谓“群众”是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从事各种行业实际工作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是相对个人而言的。党员干部来自群众、是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领导者、组织者。这就要求干部的一切言行必须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一切活动必须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然而，理论上的东西往往与现实有不一致的地方。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也确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不能或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表面上代表群众，实际上是在代表自己或自己管辖范围的“小集体”利益，更严重的是有些党员干部置国家政策、法令于不顾，甚至走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近几年干群关系紧张，党的威信下降，主要是这些已经由人民的“公仆”变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的所作所为造成的。要正确处理好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党员干部就一定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自觉地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一定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具体地说就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效率观念，发扬务实精神，保持廉洁的风尚；一定要针对党群关系存在一定的疏远和紧张的原因，及时地调整政策措施，切实消除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以提高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增强凝聚力和号召力；一定要加强廉政建设和干部政绩考核，建立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在当前尤其要提倡干部深入基层、深入实际。了解基层的情况是作好领导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深入基层作系统的调查研究的精神，习惯于高高在上，凭印象、靠想当然“拍脑袋”办事情，势必要走向群众的反面。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了解真实情况是领导的一项基本功，是领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基本环节。与此同时，还必须提倡党员干部向人民群众学习。只要全党同志都有这种眼睛向下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实信赖，就能更好地率领人民群众同党一道，共同把社会主义中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

中共中央纪委原副书记陈小江转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前天正式履新，成为近70年来国家民委的第一位汉族主任。

内蒙古今年8月底宣布教改引发争议之际，有分析认为，改由汉人掌管国家民委，可能预示中央将调整民族政策，加大力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陈小江的仕途经历之前几乎从未涉猎民族事务，同样引发舆论关注。受访学者认为，相信官方是看中陈小江在中央纪委的根基，这项任命将更有利中共领导主管国家民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前天表决通过数个政府人事任命，包括黑龙江原省长王文涛接替钟山出任商务部长，以及甘肃原省长唐仁健接替韩长赋出任农业农村部长。陈小江则接替蒙古族的巴特尔，履新国家民委主任。

国家民委主任长期被视为中共民族统战工作的重要象征。自中共建政以来，除首任民委主任李维汉，1954年后已连续七任由少数民族担任。国家民委官网前天显示，陈小江同时已接任巴特尔的中央统战副部长职位；巴特尔将专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退居二线。

58岁的陈小江是浙江龙游人，长期在水利系统工作。2015年，他调任中纪委宣传部长，晋升副部级，隔年“空降”辽宁任省纪委书记，处理轰动一时的“辽宁贿选案”。2017年，他返京任中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内蒙古今年8月底宣布推行疑似强化汉语授课、减少使用蒙语的教改，引发争议。《星岛日报》引述北京时事评论员马浩亮分析，今年民族工作领域最大负面事件未发生在新疆、西藏、宁夏，而是出现在被视作“模范自治区”的内蒙古。作为内蒙古政府前主席以及现任国家民委“一把手”，65岁的巴特尔此番卸职或有被问责成分。

12月22日下午，焦急守候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呼吸重症监护室门外的熊先生家属，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们获悉，患有重症肺炎、生命垂危的家人熊先生，在湘雅三医院呼吸重症监护室全体医护人员的积极救治下，经过5天体外膜肺氧合治疗，已成功脱机拔管，度过生命危险期。这标志着湖南首例VV-V ECMO成功开展。

　　12月16日，湖北60岁的熊先生因咳嗽咳痰10天，进行性气促4天，由当地医院转诊至湘雅三医院急诊。熊先生一开始以为只是一场“感冒”，于是在当地医院进行治疗，不料病情进展迅速，生命危在旦夕。当转至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急诊时，在氧浓度为100%的情况下，氧合指数不到50，肺部影像呈“白肺”，医院急诊抢救团队立即予以气管插管，使用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

患者进入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急诊时的肺部CT片。照片均为医院提供

　　转入呼吸重症监护室后，患者俯卧位通气治疗效果欠佳。经内科重症团队紧急分析讨论后，考虑患者为重症肺炎（后经检查确诊为鹦鹉热衣原体感染），医护团队当即决定，采用ECMO为患者争取抢救时间。

　　12月17日中午，在呼吸重症监护室主任刘纯、主治医师杨红辉带领下，ECMO医护团队成员迅速集结，重症医学科ECMO中心主任赵尚平鼎力协助，团队成员有条不紊地配送管道、装机、预冲。17日13时15分，ECMO管路妥善建立，开机运转。患者血氧饱和度迅速恢复正常，快速的呼吸频率和心率逐渐缓慢下来，生命体征开始平稳，有创呼吸机吸氧浓度逐渐下调至50%，各项参数运转正常。在120分钟内，ECMO团队完成了对患者病情的评估、决策、谈话、准备及实施工作。

　　上机第一晚，患者的凝血功能波动较大，出现“茶色”尿液，置管处可见渗血。考虑到患者出血风险大，呼吸重症监护室医护团队丝毫不敢懈怠，严密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凝血指标变化，细致调节患者的ECMO相关参数，对患者的液体、气道等方面进行了精细的管理。经过120个小时的ECMO支持后，患者肺部情况得到极大改善。12月22日13时30分，成功撤除ECMO；12月23日上午10时，成功拔除气管插管序贯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12月24日，改为中心管道吸氧。

经过5天人工肺支持治疗后，患者成功撤除ECMO。

　　据赵尚平介绍，ECMO有两种常用模式：静–动脉（venoarterial，VA）和静–静脉（venovenous，VV）模式。患者熊先生采用的是VV-V ECMO的模式，为静–静脉（venovenous，VV）模式的改良版本。这是因为，传统的V-V转流只可以部分代替肺功能，也只有部分血液被充分氧合，并且管道存在重复循环的现象。在患者氧合极差的情况下，采用改良模式，使患者的上腔静脉和下腔静脉血能够充分氧合，并且可提供较大的血流速度（高达7.5l/分），缩短患者上ECMO的时间，最大限度地降低ECMO相关并发症的发生及减少患者的医疗费用。

白桦 无欲则刚人 8月19日《灵魂绽放》

因言获罪，因忠言获罪。在客观上，摧毁了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诚信，回忆我的妻子王蓓。

1938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正在从华北向中原袭来，八岁的我跟着父母客居在武汉。音乐家冼星海正在江上发动救亡歌咏运动，大江两岸人山人海，齐声高唱同一首歌《中国不会亡》。——我相信！

秋天，故乡沦陷，父亲被日本侵略军活埋，这就宿命地决定了我后来的去路。悲情人生，激情澎湃，舍死忘生，苦苦追寻，认定“革命”是唯一高尚的追求，“革命理想”成为我的全部，成为我的未来。于是，千方百计，义无反顾，舍死忘生，投奔沙场。

1948年初冬的一天，在进军淮海平原的路上，络绎不绝的小车和我军大队人马并行。我问一位推车的农民大嫂：“你们小车上推的是什么？”“白面。”“你们家还有存粮吗？”“有，不在窖里。”“在哪儿？”“在地里。”“地里？什么庄稼？”“麦子。”

我环顾白雪覆盖的中原大地，麦苗还没出芽呢！我情不自禁地哭了。我想起一个战国时代越王勾践讨伐吴国的故事：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后，越国复仇之师在河边誓师出征，越国一位老者把存了十年的一坛美酒献给国王勾践，勾践没有独自享用，当即倾入河中，下令全军迎流而饮。无论古今，这样的军队必胜。——我相信！

五十年代初，士兵们的枪膛渐渐冷却下来，战争的硝烟在绝大部分领土上消失，全中国各族人民正在欢欣鼓舞地走向“理想的天堂”。——我相信！

对于我来说，1957年春天那场猛烈的反右派运动，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结果是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因言获罪，因忠言获罪。在客观上，摧毁了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诚信。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个“自己人”也被戴上了一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桂冠。

在那个年月，右派桂冠可不是化装舞会的戏谑。一个理想主义者被“理想”抛弃。同时，被社会抛弃，被人群抛弃，思想库存里立刻一贫如洗，安身立命之本顿时塌陷。此情何堪？仅仅是带给亲人们的屈辱就能把人压死。

由于难以忍受这种巨大的奇耻大辱，愤而自尽者、夫妻离异者大有人在。即便是往日生死之交的战友狭路相逢，也唯恐避之不及。就像傣族历史上的一种陋习，某人如果一旦被巫师或众人指认为“琵琶鬼”，他随即就变成了一头活在人群中的猪狗，直至死。

我们家是一个新婚燕尔的二人世界，妻子王蓓是年轻的电影演员，她会怎样看待我们所面临的奇耻大辱呢？她曾经是那样自珍自爱。从今以后她还能挽着“反革命”丈夫的臂膀上街吗？

等我回到家，她的第一道目光，仍然是往日的温情。当有些人为了羞辱我，组织一些小学生在我的窗前齐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夹着尾巴逃跑了”的时候，她竟敢冒险走出去劝说小朋友们离开。更有甚者，她还多次到我劳动改造的场所陪我去加班干活。

那时我发现，我是多么低估了她。不仅低估了她，也低估了我的老母亲。母亲在八年抗战期间，曾经靠拾麦穗、剥树皮把我们五个年幼的兄弟姐妹拉扯大。一个字不识的山里女人，善良、软弱，却不得不在日军宪兵队审讯室里面对凶神恶煞。

1958年夏天，她千里迢迢来看望我。刚从轮船上下来的母亲，当即在我脸上发现了我的极度沮丧，她小声在我耳边说：“对娘说句真话，真的是你错了吗？”

我摇摇头。停顿了好一会儿，她老人家才再问了一句：“……还给你发粮票不？”“给。”“给粮票就行，叫媳妇生个儿子。”

两年后，癌症手术后的妻子，无视医生的劝阻，冒险为我们生下一个儿子。我最亲近的两位女性，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没有讲过一句抱怨或开导我的话。——我相信！

一个年轻当红电影明星，突然因为丈夫的原因，列入“限制使用”的另册，她竟然那样自然地就接受了下来，心安理得，毫无怨尤。

我在工厂里劳动改造，每两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一个周末，妻子在摄影棚做夜班还没有回家，疲惫不堪的我，回来之后倒头便睡，黎明时分醒来，发现妻子通宵未归，走到窗前才发现，她正坐在门廊台阶上打盹，丁香花正在她头顶上纷纷扬扬地飘落。一问才知道，她在子夜时分就回来了，怕开门惊醒我，才坐在门外等待晨光的。

又有很多年了，没有机会重访往日的居所，那里的门廊下依旧是丁香似雪么？——我相信！

1964年，为了活得体面些，我重新回到军队，心里又点燃起“理想”之光。心甘情愿地与妻儿两地分开，一年一次鹊桥相会，又把他们放进次要和被忽视的境地了。

“文革”开始，造反派从我宿舍里搜出一封家书，妻子仅仅在信中为我的处境说了两句委屈和焦虑的话。他们竟然对她实行残酷的武斗，几次悬空踢倒在地，几乎丧命。接着就是整整七年不能与妻儿见面。

“文革”后，我又为一些与“理想”相关的物事奔忙起来，妻儿仍然被放在次要和被忽视的境地。儿子是怎样活下来的，是怎样长大的，是怎样考取大学的，为人父的我，竟然一概不知。可想而知，她付出过多么大的艰辛。——我相信！

一位法国作家曾经这样问过我：

“您还在守望着您的理想吗？”

我回答说：

“我守望的只剩下了一条底线。”

“那是一条什么样的底线呢？”

“善良的民众不再蒙冤，不再蒙羞，不再蒙骗。”

“这条底线可不算很高啊！”

“可我以为，这条底线在有些地方仍然高不可攀。”——我相信！

如今，一双耄耋老人，相依为命，总应该平静下来了吧？不！五年前，妻子又罹患阿茨海默症，暮年的天空，立即一片阴霾。我原以为罹患阿茨海默症，就意味着在患者的意识里失去了过去，也失去了现在和未来。不会有欢乐，当然也就不会有痛苦。

不久，我发现，并非那样简单。她似乎又回到了童年，重新开始认识这个“陌生”的世界。“什么是洗手间？”“什么是橙汁？”“什么是遥控器？”电视屏幕里在下雨，她会喊：“收衣服！下雨了！下完雨，才会下太阳呢！”偶尔，她也会灵光一闪，小声责备自己：“是我的错，一定是我的错。”

许多朋友都知道，她是一个少见的淡泊名利的演员。以往的影戏剧照早已散失殆尽。近来她竟会反常地把一些从书报上剪下来的图片，摆进玻璃书橱里，虽然有时候甚至她连图片中的自己都不认识。

现在她对所有年轻人都叫大哥大姐，有时会把我误认为是她早年仙逝的父亲，准确地说，是父亲和丈夫的重合，管我叫“老爸”，或者“老爷子”。

据我所知，她自幼缺少父爱，父亲是个无暇顾家的人，生前总是在他那小小的钱庄里忙忙碌碌。自她十七岁从父亲手里接过一只小皮箱，随着电影导演孙瑜离家去上海以后，就再也没见到父亲了，在父亲辞世的时候，战乱阻隔了回乡之路，未能和父亲诀别。

可以说，现在她已经生活在另一个陌生的空间了，几乎一无所有，但她依然保留着一个贫困年代的“习惯”，但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把它称为“习惯”。那就是牙膏皮都可以换钱的年代，从地上拾起来的每一张破纸片，她都要抹平珍藏起来，她的“保险柜”就是自己的床。要是不帮她清理，她的床很快就成了垃圾堆。

我发现，如果说她已经完全失智，是不对的。她有一根弦始终没有被割断，那就是我和她之间那根弦。我是她唯一认识的人，顿顿服药、吃饭、喝水，都要让我首肯。“老爸！这能吃吗？这能喝吗？”

每当我要外出的时候，问她：“你在家休息吧？”她总是像孩子那样回答我：“我不总是跟着你的吗？”我只好带着她，即使是开会，她静静地坐在一旁，微笑颔首，一言不发，谁都不会把她当做病人。当我一定要独自外出的时候，她会大喊：“你想想，我能单独留下吗！”她隐隐约约地能意识到自己独处时没有安全感。是的，万一我不得不从她身边离去，那将不是我一个人的灾难。——我相信！

最近，我的八岁的小孙女聪慧，无意中听到爷爷在碟片里朗诵诗歌的声音。她立刻就安静下来了，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低着头，一动也不动了。

等到她抬起头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她的脸上全都是泪水。她还那么小，就懂得爷爷了。——我相信！

白桦，著名作家、编剧。1946年，在《中州日报》上发表了短诗处女作《织工》[1]。1953年，出版短篇小说集《边疆的声音》[2]。1954年，担任剧情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的编剧[3]。1957年，创作诗集《热芭人的歌》[4]。1958年，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5]，三年后被平反。1965年，发表话剧《像他那样生活》。1976年，担任战争电影《曙光》的编剧[6]。1980年，担任剧情电影《今夜星光灿烂》的编剧[7]。1986年，由其创作的长篇小说《爱，凝固在心里》出版[8]。1992年，担任编剧的古装电影《杨贵妃》上映[9]。1993年，凭借长篇小说《哀莫大于心未死》获得台湾金鼎奖大陆图书著作个人奖[10]。1996年，担任古装剧《宰相刘罗锅》的编剧[11]。2002年，担任儿童剧《乘着歌声的翅膀》的编剧。2005年，出版长篇小说《一首情歌的来历》[12]。2006年，白桦获得云南省“繁荣文学艺术特别贡献奖”[13]。2010年，出版诗作《长歌和短歌》[14]。2011年，白桦获得第19届柔刚诗歌奖荣誉奖[13]。2014年，由其创作的小说《指尖情话》出版[15]。2017年，白桦获得第3届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16]。

宋才发教授发表：《WTO规则与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论文’

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

WTO规则与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

宋才发

（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院  北京，100081）

  摘要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中所论及的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是知识财产权，必须从制度上确立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必须尽快使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WTO组织的TRIPS协定及有关规则接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要与时俱进。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必须依法把紧商业秘密知识产权关。要改革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催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是通过成员方的国内法实现的，知识产权诉讼应该设立专家证人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机制要适应TRIPS协定规则。

关键词  WTO规则；TRIPS协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WTO组织素有“经济联合国”之称。在WTO规则的框架下，知识产权受到了高度重视。作为知识经济确立和发展的基础以及国际经贸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就成了所有WTO成员的当务之急。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这一时代竞争的主要特点，是以智力的生产、交换、使用为基础，是知识与人才的竞争，谁拥有更多掌握高科技的知识人才，谁就掌握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谁拥有更多的知识产权，谁就在经济领域中加上了一大筹码。外国把知识产权作为垄断国际市场的重要武器，我国加入WTO后面临激烈的经济、科技竞争，就更应该把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放到极为重要的位置。

一

必须从制度上确立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知识产权具有财产权属性和私权属性，并且由此派生出财产价值及其特殊性。《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中所论及的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是知识财产权，它要求全体成员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承认知识产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特定主体所有的财产权，具有财产属性。由于TRIPS协定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其所列举的知识产权种类是可以作为贸易标的的，这也就说明了知识产权的财产属性。我们还可以从其它列举性规定和概括性定义来理解知识产权种类、范围和财产权属性。譬如，1967年签署的《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第8款就规定，知识产权包括如下8项内容：与文学、艺术及科学作品有关的权利，它主要是指一般所称的版权（著作权）；与表演、录音制品及广播有关的权利（邻接权）；与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一切领域内的发明有关的权利；与科学发现有关的权利；与工业品外观设计有关的权利；与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商号及其它商业标记有关的权利；与反不正当竞争有关的权利，如技术秘密、商业秘密等；一切其它来自工业、科学及文学艺术领域的创造活动所产生的权利。我国《民法通则》也列举了知识产权应当包括的范围和权利种类。知识产权的范围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明权、发现权和其它科技成果权。这些国际公约和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除了发明权、发现权和其它科技成果权以外，《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我国《民法通则》与TRIPS协定对知识产权范围和种类的列举是一致的，知识产权包括了版权与邻接权、商标权、地理标志权、工业外观设计权、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与反不正当竞争有关的权利等。可见，无论是从TRIPS协定所称的知识产权看，还是从其它列举式规定和概括性定义看，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是财产权。我们应当从制度上确认知识产权是人们对智力成果、工商业标记等知识的排他性的支配权；知识产权制度所保护的客体，是人类社会智力创造的知识产权及相关精神权益，主要是指其中的财产权。TRIPS协定规定知识产权为私权，我国已加入WTO组织TRIPS协定，我们就必须从制度上确认知识产权为私权。在这里私权是相对公权而言的，可以被理解为属于具体的特定的私人权利，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民事权利。知识产权作为私权，从制度上说它是一种绝对权，具有专有性，任何人都负有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义务，一旦侵害了他人的知识产权，就违犯了某一民事主体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就要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必须尽快使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WTO组织的TRIPS协定及有关规则接轨。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经过1992—1993、2000—2001年两次大规模的制定和修改，在实体保护方面已与WTO规则基本相当。但是，在司法程序方面急需进一步细化和完善。譬如，诉前禁令、临时措施中的证据保全、权利人获得信息权、对知识产权的法定赔偿、对侵权物品的严厉制裁手段等；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水平，必须接近TRIPS协定规定的最低水平，在目前还不是超过其水平的问题；我国的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没有确立知识产权的请求制度，民法通则和各项知识产权法律并未赋予权利人有关请求权、禁止请求权和排除请求权的权利；等等。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尚无过错责任的明确规定，归责原则基本上是完全的过错责任原则；对无过错责任人判决返还不当得利，这尽管与其它国家及TRIPS协定的要求相符，但是在我国法律中找不到依据，在实践中也难于掌握。我国相关知识产权制度与TRIPS协定的最大障碍，就是现行法律赋予了行政机关终局裁决权，对它的改革已属迫在眉睫。因此，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改革，应当结合TRIPS协定在我国的实施进行修改、补充或者重新制定等完善工作。尤其要重视对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信息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有关知识产权新问题的研究，解决立法和司法中的薄弱环节；要不断跟踪国际知识产权法制的演变和发展，及时加以研究并提出立法建议和对策，促使立法机关通过对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修改、补充、制定和完善工作，使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始终与国际通行的规则和惯例相适应。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必须与时俱进。自20世纪中叶以来，以关贸总协定及其后继的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倡导并形成了战后的新的国际贸易体制，从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进程。知识产权制度也因之从传统的智力成果保护领域，走向知识产权贸易的国际市场。新的国际贸易秩序带来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问题。仅从静态分析，它表现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中技术因素的增长。自从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以来，国际贸易的增长比率基本上是年4—5%。在产品中的高技术必然会带来高附加值，在这里，高附加值就是知识产权所凝结的价值。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因循和引导科技革命互动地向纵深发展，其突出表现集中在三个方面：（1）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不断扩大。譬如，著作权法从印刷版权、电子版权时代过渡到网络版权时代；客体范围不断扩大，视听作品、卫星电视节目、电缆电视节目等，都陆续成为著作权家族的新成员。再譬如，从最初单一的商品商标到吸纳服务商标，从商标的一体对待到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2）新的知识财产制度陆续出现。譬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首次出现在知识产权体系之中，受到专有权的保护。（3）相关法律制度使得知识产权体系不断扩大。譬如，商业秘密和反不当竞争，过去仅作为知识产权制度的例外或补充，而现在却正式成为知识产权制度的新成员。21世纪是一个高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时代，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高新技术，概括起来主要是两大技术：网络技术和基因技术。在这里，网络技术将会产生一个网络版权时代；基因技术是21世纪最了不起的技术之一，人类可能正处于基因可以解释和决定一切的时代的开端。总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水平的高低，涉及到国家利益和安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必须与时俱进，对诸如“网络技术”、“基因技术”等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对象做出回应，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的现代化。

二

高新技术产业必须依法把紧商业秘密知识产权关。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使商业秘密保护受到各国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并且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新焦点。高新技术产业是在高新技术的基础上形成的。高新技术的主要特征，就是高效益、高智力、高投入、高风险、高潜能。它不再以探索系统知识为标准，而以追求效用为标准，它的科学理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大大缩短，技术更新越来越快，科技发展规模越来越大。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其发展有赖于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众多高新技术并不适宜于用专利法来保护，而适用于商业秘密保护。因为商业秘密受到保护的条件非常简单，只要不是公知技术就符合新颖性的要求。所以，保护商业秘密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有着特殊的意义。近40年来人类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即科学新发现和技术新发明的数量，比过去2000年的总和还要多。要使一项高新技术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效益，高速度和保密性是两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因此，商业秘密以其宽阔的保护范围和自动生成的权利，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推动下，受到各国政府和企业的高度重视。譬如，截止1994年2月，全世界就有51个国家出台了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或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就规定，任何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手段侵犯商业秘密：（1）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它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2）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3）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掌握的商业秘密；（4）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违法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5年11月23日发布的《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还补充两点禁止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1）与权利人有业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违反合同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2）权利人的职工违反合同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1]。

改革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高新技术发展。就工业企业而言，知识产品是一种创新，保护知识产权最根本的是鼓励企业创新。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企业已成为创新的主体、创新的中心，是创新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它以严密、高效的组织和运转形式，完成创新从最初设想到商业利益实现的全过程。同时，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可以由此而来不断催生适应市场、吸引市场的创新成果，并且通过批量生产将其迅速转化为生产力。2001年国家科学技术部发布了《关于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活动中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推动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管理水平，完善我国科技计划、成果管理等各项科技管理工作中的知识产权内涵，正确处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涉及到的知识产权问题；强调要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中介服务组织建设，提高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管理的社会化服务水平；要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切实保护合作各方的知识产权权益，促进对外开放，优化投资环境；要加大执法力度，坚决查处和制裁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各种知识产权侵权行为[2]。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激励工业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譬如，国务院颁发的《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就明确提出要依靠技术创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努力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积极地扩大出口，壮大产业规模，提升我国软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选择性地走向国际市场，以国际化的需求刺激自身的技术发展进步，就成为国内一些强势软件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由之路。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业只能是空中楼阁，它所支撑的经济必然会有很大的泡沫成分；只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企业，才能抢占世纪知识经济的制高点。再就涉农企业而言，譬如，我国水果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出口量不高，仅占全国产量的1%，占世界贸易量的2%。要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地位，不仅要提高农产品的质量，而且要运用知识产权战略，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保护我国农业知识产权，借此增强我国农业的竞争能力。涉农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我国农副产品种类繁多、地方特色浓郁的特点，运用知识产权战略多种方式，立体的对自己的产品、经营活动进行保护，如联合多个涉农企业组建企业联盟，在企业联盟内实现专利权、品种权的共享或者低费用许可，整个联盟也可以共同推出一个商标品牌；在具有独特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的地区，涉农企业联盟可以就地理标记依法申请证明商标或者申请原产地域产品保护，组建地方行业协会以便对会员企业使用地理标记进行管理，同时将本企业的加工、生产技术申请专利或者以商业秘密的方式加以保护，在宣传品牌的同时，向地方版权管理机构就本企业的各种技术资料以及商业用语进行登记，采取上述措施之后再加上适当的营销策略和严格的制度化管理，从而达到提升涉农企业整体竞争优势的目的。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大企业无法替代的作用。在WTO成员国中，通过改革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和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已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1）建立健全保障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体系。法律法规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活动的基础。通过制定法律来确定中小企业的基本政策和政府管理原则，以维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利，推动中小企业发展，是大多数WTO成员国家的普遍做法。譬如，美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在国会参、众两院设立了中小企业委员会，陆续通过了《中小企业法》、《公平执行中小企业法法案》、《中小企业投资法修正案》等几十部法律。其中《中小企业法》明确提出，政府应当尽可能严格限制大企业的市场扩展，其主要目的就在于给中小企业发展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日本也有较为健全的中小企业法律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1963年制定的《中小企业基本法》。该法是日本中小企业发展的纲领性法规，被誉为日本的中小企业宪法。（2）组建中小企业政府管理机构。为保证中小企业法的贯彻落实，多数WTO成员国都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权威的中小企业组织管理机构，统一负责管理中小企业事务，处理本国中小企业发展中遇到的相关问题。譬如，美国在1953年根据中小企业法律建立了直属联邦政府的小企业管理局（SBA），该机构还在美国各洲设有100多个分支机构，其宗旨就是帮助和支持中小企业，保护其利益并为其出谋划策，保护企业的自由竞争。即使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都建立了类似机构。（3）建立中小企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除了政府机构之外的所有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机构的总和。其内容包括资金融通、信用担保、技术支持、管理咨询、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拓、产品出口，等等。200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第29—31条就规定：“国家制定政策，鼓励中小企业按照市场需要，开发新产品，采用先进的技术、生产工艺和设备，提高产品质量，实现技术进步。”“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规划、用地、财政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推进建立各类技术服务机构，建立生产力促进中心和科技企业孵化基地，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信息、技术咨询和技术转让服务，为中小企业产品研制、技术开发提供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现企业技术、产品升级。” [3]根据我国中小企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按照WTO规则的要求，借鉴WTO部分成员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经验和作法，政府既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运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管理企业，充分利用WTO条款的有关规定保护幼稚产业，创造宽松的经济环境，又要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鼓励中小企业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不断提高产品的竞争力，走“专、精、特”的道路，并且通过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作用，形成中小企业自己的竞争优势，实现“小而强”的发展目标。譬如，在我国“三大古瓷都”之一的福建省德化县，早在唐代陶瓷制作就已初具规模；到宋元时期，其陶瓷制品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出口商品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德化现代陶瓷业的高速发展期，他们根据西方国家市场需求，把西洋工艺瓷作为主导产品，为陶瓷业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2001年德化陶瓷业产值达38亿元，2002年达到45亿元，陶瓷业税收占该县财政总收入的54%。全县有中小陶瓷企业1100多家，从业人员8万多人。但是，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当地陶瓷业：企业间相互仿制、竞相压价、恶性竞争的行为相伴而生，且屡禁不止。工艺的生命在于设计和创新，如果不规范市场行为，不建立创新机制，德化陶瓷将毁于一旦。为此德化县陶瓷企业服务中心，先后为近1000件创新产品免费办理了版权登记。2002年飞达陶瓷公司的一件创新产品，被中间商以低价私自转让给另一家企业生产。德化县有关部门就此事协同版权局进行现场取证，经过与侵权厂家协调，侵权厂家赔偿了飞达公司的损失，使飞达公司原有的外贸合同得以继续履行。该县自社会服务体系开展版权保护工作以来，共处理了13起侵权案件，涉及侵权标的1500多万元。现在德化县中小企业每天有200多种创新产品问世，企业开发的新产品，也都及时送到陶瓷企业服务中心进行版权登记[4]。

三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是通过成员方的国内法实现的。把WTO组织的TRIPS协定同原有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标准相比较可以发现，TRIPS协定有如下几个显著特点：（1）保护的范围更加广泛。它把包括商业秘密在内的几乎所有知识产权形式都纳入了保护的范畴，其中计算机程序、数据库、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商业秘密在国际性文件中属于首次涉及。（2）权利范围进一步扩展。TRIPS协定强调知识产权权利人拥有专利方面的进口权和计算机软件与电影作品的出租权，TRIPS协定还把“知情权”作为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一项权利加以确定。（3）保护期进一步延长。TRIPS协定规定专利的保护期不少于20年；包括计算机软件在内的著作权保护期为50年；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期不得少于10年。（4）执法程序注重可操作性。TRIPS协定规定了明确而具体的执法程序，包括行政、民事、刑事以及临时措施等。（5）争端解决趋于便利、简捷、严厉。由于协定植入了原关贸总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交叉报复成为每个成员方维护其权利的“尚方宝剑”，这就与WTO管理的大多数国际公约中“提交国际法院仲裁”的争端解决途径大相径庭。（6）保留条款失去实际意义。总之，TRIPS协定要求国内法律、法规、行政决定、司法裁决等，都必须与WTO规则的要求相一致。《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就明确规定：“每一成员应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定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5]这就表明WTO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域内)立法与WTO规则相一致。因为WTO协定是经过各成员立法机构依宪法程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立法机构在批准这一协定时也承担了使国内（域内）立法同WTO规则接轨的义务。我国2002年12月23日提交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十一次常委会审议的民法草案，就规定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其中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明确了要保护“传统知识”和“生物多样化”。根据WIPO在一些官方文件中的界定，“传统知识”是指基于传统产生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外观设计、标志、名称及符号，未披露的信息，以及一切其它工业、科学、文学艺术领域内的智力活动所产生的基于传统的创新与创造。“传统知识”按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国外已有立法的解释，它主要包括“民间文学艺术”与“地方传统医药”两大部分。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时，印度等国就提出应当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中将其列为保护内容。世界贸易组织在2001年11月的多哈会议的“部长声明”第18—19条已将此列为下一次多边谈判的议题。“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生长源的有机组织体的多变性。这些生长源包括陆地、海洋及其它水生态系统与由这些生态系统构成的生态群落。这种多样性包括物种内部、物种之间以及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对“生物多样性”给予知识产权保护，主要是保护基因资源。基因资源与传统知识相似，都是我国的长项，但是我们对它们的保护显然是不够的。现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成果的专利、商业秘密等保护，促进了发明创造；对计算机软件、文学作品（包括文字及视听作品等）的著作权保护，促进了工业与文化领域的智力创作。诚如郑成思所说：“中国人在知识创新方面，并不比任何人差。我们其实可以不必去考虑如何去要求降低国际上现有的知识产权高端的保护制度。我们应当作的是一方面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业已形成的高保护，推动国民在高新技术与文化产品领域搞创作这个‘流’，另一方面积极促成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我们目前可能处于优势的传统知识及生物多样化这个‘源’。这样，才有利于加快我们向‘知识经济’发展的进程。”[6]

知识产权诉讼应该设立专家证人制度。根据WTO规则有关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规定，在知识产权诉讼过程中，设立专家证人制度是非常必要的。这里所说的专家证人制度，是指专家根据当事人的委托或者法庭指定，以当事人的身份向法庭就案件审理中的专业性问题出具意见的法律制度。专家证人制度过去主要是英美法系的一种法律制度，其功能是弥补法官在专业知识上的不足，帮助法庭查明案件中遇到的专业性问题。由于我国鉴定制度本身和实施存在的诸多弊端，在WTO框架下引进专家证人制度以弥补其不足，实属有益的尝试。当然专家证人的法律定位是证人，专家证人与通常普通证人一样，并不享有任何优待和特权。专家证人的产生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当事人委托的专家证人；二是法院指定的专家证人。作为当事人聘请专家证人的途径应当合法，要防止当事人利用聘请专家证人故意拖延诉讼。聘请专家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向法院证明两点：一是专家所属的领域及该领域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有关联性；二是专家在该领域的学识和经验，说明该专家具备对本案所争议的事实有发表意见的知识水平。专家证言一般应当在开庭前以书面形式做出并进行交换。如果法院认为专家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专家证人有出庭的义务；如果硬不到庭，则该专家的意见不能作为证据采纳。在法庭调查的过程中，法庭有权对专家证人的质证进行控制，但任何人不得对专家证人提出诱导性问题，更不能误导专家回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专家利用的技术辅助手段和方法越来越多，因而只有当专家证人依据的数据和手段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时候，其意见才能被采信。无论是法院还是当事人提供的专家意见，均应当结合全案情况综合考虑决定是否采纳或者采纳多少，专家证言没有优于其它证据方式的必然效力。

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机制要适应TRIPS协定规则。WTO组织的TRIPS协定的特色之处，就在于它有一整套保证执法效力的规则。该规则与WTO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相配合，使该协定成为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中执行力最强的条约。在TRIPS协定第三部分的条文中，有两个最突出的内容：（1）规定了该协定对WTO组织各成员所要求的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执法机制，它包括刑事、行政、民事、海关等执法机制，以及像临时措施等具体的执法程序，其内容全面、具体，可操作性强。（2）规定了该协定对各成员的各类执法活动的指导原则，包括有效、及时和公正的总体要求等等。TRIPS协定明确、具体地规定了知识产权执法与执法程序，突出了民事诉讼程序执法倾向，因而民事救济措施的条文最多，刑事程序仅规定了一个条文。在提出要充分保障执法及时、有效的同时，TRIPS协定还特别强调执法程序公正。在TRIPS协定第三部分知识产权执法的规定中，无论在总义务部分还是在对具体程序和措施的规定中，都强调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活动要及时有效，不但要求国内立法要行之有效，还要求“采用有效措施”、“及时防止侵权的救济”；同时要求执法程序公平合理，并为防止有关程序被滥用提供保障。TRIPS协定在知识产权执法中，也规定了行政程序救济途径，强调行政程序要符合协定的规则。TRIPS协定明确规定了各成员应当就涉及知识产权的行政程序，给予当事人司法审查的机会和程序。TRIPS协定第44条对民事诉讼的停止侵权措施作出规定：（1）司法当局对停止侵权有权做出决定，特别是海关，有权立即禁止侵权进口商品在该领域管辖内进入商业渠道；（2）对于当事人在已知或有充分理由应知经营有关商品会导致侵犯知识产权前即已获得或已预购的该商品，各成员无义务赋予司法当局停止侵权措施的权力；（3）对知识产权无许可的政府使用或政府授权使用，在考虑经济价值的前提下，仅适用支付使用费的措施；（4）在其它情况下，应当适用该协定第三部分知识产权执法规定的救济措施，如果此类措施不符合国内法，则应当确认知识产权的权属并给予适当补偿。TRIPS协定第45条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问题：（1）对已知或应当知道其行为系侵权的行为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行为人对权利人损害赔偿的范围为足以弥补因侵权而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3）行为人还应当支付权利人因此支付的开支，其中包括适当的律师费；（4）在适当场合，即使行为人不知，或无充分理由应当知道自己从事侵权行为，司法当局还可以责令其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金，或者两者并处。TRIPS协定第46条规定了对侵犯知识产权的其它救济措施：（1）将正处于侵权状态的商品排除出商业渠道，排除的程度以避免对权利人造成任何损害为限，并且不对其作任何补偿，也可以在不违背现行宪法规定的前提下责令销毁该商品；（2）在不作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将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商品的原料与工具排除出商业渠道，排除程度以尽可能减少进一步侵权的危险为限；采取该类措施时，必须考虑到第三方的权益，并且考虑侵权的严重程度和所使用的救济措施相协调；（3）除了个别场合，对于假冒商标的商品仅将非法附着在商品上的商标去掉，不足以允许此类商品投放市场[7]。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全世界80多个国家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只有美日欧等一小撮国家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先看看那多个国家中最牛逼与我们最铁的俄罗斯。如此牛逼、如此铁，中俄贸易也只有830亿美元。现在俄罗斯的GDP还不如中国的一个广东省，80多个国家加起来又有什么用？

再看看中国与美日欧的贸易额。中美贸易额达到逆天的5583亿美元，而且主要是制造业商品，没有石油滥竽充数。

中欧贸易虽然比中美贸易额低，但也有5210亿欧元。最后，中日贸易额虽然在这两年狂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也达到了3033亿美元……

不管我们承与否，中国存在严重的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倾向。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发生在加入WTO以来的这些年。

现在，面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一、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势下的脱贫任务不能减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硬任务。说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硬任务”，“硬”就硬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的情势下，脱贫攻坚的任务丝毫没有减轻，继续一鼓作气地把脱贫攻坚不懈推向前进。“不懈推进脱贫攻坚” [1]这句铿锵有力，催人奋进的话语，源自于李克强总理2020年5月22日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0年春节前后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卓绝努力并付出牺牲，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当前，疫情尚未结束，发展任务异常艰巨。要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2]由于受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严重冲击，中国脱贫攻坚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受阻，整个世界经济出现严重衰退现象。经过综合周密地分析研判，中共中央、国务院对疫情之前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进行了科学调整。由于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怎么也回避不了的硬任务，因而2020年必须完成的脱贫攻坚任务丝毫不能减，做好“六稳”、落实“六保”任务，对于2020年决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极其重要。因为“六保”是应对各种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的重要保证，必须在“稳”和“保”的基础上不懈努力、积极进取。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之所以没有像往年那样，在报告中提出“2020年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引导社会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六稳”“六保”工作。从“六稳”“六保”两者之间的关系看，“六保”是“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只要全党全国人民勠力同心，矢志不渝地守住“六保”的底线，就一定能够稳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盘”；就一定能够“以保促稳、稳中求进”，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2020年全国人民面临的艰巨任务就是“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5%左右；进出口促稳提质，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重大金融风险有效防控；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努力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3]在我国疫情完全进入常态化防控的情势下，“全民预防”是最经济、最现实、最有效的“全民健康策略”。必须立足更精准、更有效地积极预防理念，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抓紧、抓实、抓好如下四项关键性的工作：（1）巩固和拓展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果；（2）分区分级有序推进企业全面复工复产、达产达效；（3）“查漏补缺”全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4）聚焦民众关切做好民生兜底保障。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必须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为乡村特色产业持续发展奠定思想基础；建立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强化对相对贫困人口、贫困地区的动态管理和预警监测，严格落实“四个不摘”的政策要求；持续推动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努力走出一条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实现良性循化发展的新路子。无论是保住就业民生，还是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稳定经济运行始终是事关全局的大事情。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实现所有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群体整体脱贫，是党中央针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0年底之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50年“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这里所论及的“两个全面”的核心要义在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强调的“小康”，不只是要实现人们物质生活的“小康”，而是包括人们的物质、精神、体魄、生态诸多方面在内的全方位“小康”，是包括汉族群众和所有少数民族群众在内的“全面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譬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县的“毛南族自治县”，既是国务院认定的28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又是国家实施扶贫攻坚战略的重点县。全县现有毛南族群体人口6.45万人，约占全国毛南族群体总人口的70%。经过毛南族自治县全体人民共同奋力拼搏，到2019年底全县“贫困发生率”首次降至1.48%，2020年5月正式向国家申请退出“贫困县”序列。综合全国毛南族精准脱贫数据统计分析和评估验收，毛南族已经按照预定计划实现在2020年整族脱贫。习近平总书记得知这一情况后异常兴奋，不久前对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做出重要指示：“得知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乡亲们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我感到很高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近年来，多个少数民族先后实现整族脱贫，这是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希望乡亲们把脱贫作为奔向更加美好新生活的新起点，再接再厉，继续奋斗，让日子越过越红火。”[4]习近平还语重心长地指出：“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越到紧要关头越要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集中力量啃下脱贫硬骨头，多措并举巩固成果，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奋力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5] 5月23日李克强在参加广西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指出：“广西与全国一样，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奋发进取，疫情防控有力有效，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又取得新成绩。疫情冲击对群众生活带来较大影响，要坚持以人为本，织密扎牢基本民生安全网，保障困难群众、失业人员等基本生活。要集中兵力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坚决啃下未摘帽贫困县和剩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脱贫硬骨头。”[6]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进一步强调：“全国还有52个贫困县未摘帽、2707个贫困村未出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未全部脱贫。虽然同过去相比总量不大，但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我们要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7]一定要“巩固农业基础性地位，落实‘六稳’、‘六保’任务，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推动我国经济乘风破浪、行稳致远。”[8]

2020年是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决胜之年。党的十九大把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任务之一，力争在2020年底之前实现全国所有贫困县全部摘帽，民族地区民众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迈入小康社会，这是执政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习近平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强调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农村地区“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底的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1.7%，全国832个贫困县已经有436个宣布摘帽，12.8万个贫困村有10.2万个脱贫摘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9]。然而在2020年春节前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整体布局造成直接的冲击。恩格斯曾经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0]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与疫情展开了气壮山河的殊死搏斗，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现已转入常态化状态。总体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脱贫攻坚的影响正在逐渐克服，不会因之而改变“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大局。5月24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政治大局稳定。要坚持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面提升，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升疫情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着力从体制机制层面理顺关系、强化责任。”[11]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必须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全面复工复产达产达效，克服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和脱贫攻坚造成的不利影响，确保2020年完成决战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贫困县和贫困人口“脱贫摘帽”本身，既不是目的也不是终点，只是脱贫攻坚征程上取得的一个阶段性胜利，还需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原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持续增收，是防范贫困人口反弹和贫困地区大面积返贫的重要保障。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政府采取坚决有力的防控措施，实际上已成为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的新标杆，展现出强大的领导能力、应对能力、组织动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中国能力”和“中国力量”。

接续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衔接。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与乡村振兴的“对接”年，在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交汇点上，两者呈现出不同的功能和特点：党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脱贫攻坚”任务，具有其特殊性、局部性、突击性和紧迫性的特点；乡村振兴战略则具有渐进性、整体性、综合性和持久性的特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实现无缝“对接”，除了上述的“区别点”之外，也藴含着两者的“共同关联性”，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有效衔接”上：（1）终点与起点的有效衔接。“脱贫摘帽”并不是“脱贫攻坚”的终极目标和历史终点，只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新起点，两者的有效衔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在要求，是人们追求新时代美好幸福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2）战役与战略的有效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相互衔接，不仅体现为战役与战略的有效衔接，而且体现为突击战与持久战的有效衔接。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乡村振兴是包括脱贫摘帽的经济产业振兴在内的全方位振兴，即统筹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在内的“五大建设”和“五大振兴”。（3）承上与启下的有效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互衔接，既体现为做好“承上”脱贫攻坚与“启下”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共同为解决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服务，又利于中国现阶段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互衔接的实践，将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提供可供效仿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我国疫情防控向好态势的进一步巩固，有利于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衔接。但在国际疫情持续蔓延、防范疫情境外输入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势下，迫切需要以超常规的精细与力度，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1）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的新格局，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持续高质量发展；（2）深化民族地区市场化体制机制改革，促使少数民族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化；（3）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进一步培育壮大“新的增长点”“新的增长极”；（4）坚持“市场决定”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5）拓展“内需市场”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着力点；（6）改革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可及性；（7）加快地方重大项目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8）全面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9）促进多元消费，激发市场经济活力；（10）加大脱贫攻坚力度，确保贫困县和贫困人口如期脱贫摘帽。诚如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必须“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2]。要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继续推动西部大开发”，“促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13]

二、“十三五”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效

民族地区是不懈推进脱贫攻坚的主战场。相对贫困是与绝对贫困相对应的概念，相对贫困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存在的社会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抑或不同的发展阶段，尽管评判贫困程度的“贫困线”和“贫困标准”不尽相同，“反贫困”的重点和着力点也会有所区别，但是“贫困”与“反贫困”将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反映在民族地区乡村居民具体贫困的问题上，不仅仅表现为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严重不足，而且还有诸如住房、教育、医疗等机会和能力缺失的问题[14]。依据“集中连片、突出重点、全国统筹、区划完整”的原则，《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划定了囊括679个贫困县的14个集中连片的特困区，作为“十三五”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同时明确对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实施特殊的扶持政策。其中，在民族贫困县集中分布的8个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省（区）中，贫困县的数量分布为云南省有44个，贵州省有36个，内蒙古自治区有31个，广西壮族自治区有28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27个，西藏自治区有74个，青海省有12个，宁夏回族自治区有8个。这8个省（区）贫困县的总数，占了集中连片特困区贫困县的48.5%。2010年底这8个省（区）农村的贫困人口是1034万，贫困发生率为8.7%，比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发生率高出3倍多。统计到2013年底，这8个省（区）农村的贫困人口就达到2562万人，高于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发生率8.6个百分点，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31.1%[15]。需要特别指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部分贫困群体和低收入人群，在脱贫致富道路上的“拦路虎”和“绊脚石”，破解民族地区整体贫困之策是“实施精准扶贫”。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实施“十三五”规划开局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了由政府主导“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问题，要在2020年之前完成全国农村尤其是民族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任务，彻底摘掉全国所有“贫困县”的帽子，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习近平在2020年3月6日举行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这是一场硬仗，越到最后越要紧绷这根弦，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然而巩固脱贫成果难度很大，在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有近300万存在致贫风险[16]。“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相比较，具有人口基数大、贫困涉及面广、致贫风险高等特点，解决这个“相对贫困”问题的主战场仍然在民族地区的农村[17]。随着民族地区“致贫因素”和“贫困形态”可能出现的新变化，在未来的“十四五”规划实施期间，需要进一步在稳定“十三五”脱贫成果的基础上，尽快明确不同民族区域相对贫困的“划定标准”和“确认依据”，更加注重政策的公平性、普惠性，将一系列“超常规”的政策举措转化为常规性减贫机制，实现与城镇化联动推进、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扶贫管理的碎片化、扶贫资源的部门化与扶贫工作要求整体性推进之间的矛盾将日益突出，扶贫战略思路、工作体系与制度体系也要做出新的调整。”[18]尽管2020年是精准脱贫的收官之年，但是2020年之后继续巩固和稳定脱贫攻坚成果仍然是非常必要的，其阻断“返贫困”的有效途径是通过精准扶贫的造血功能，促使扶贫对象自身能力的再造与提升，建立一套提升相对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与缓解相对贫困的体制机制，并且加强和“注重政府、社会、市场的有机结合，着力构建协同治理机制。”[19]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实效”。2013年11月习近平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察调研期间指出，“数字化生存方式”已经把人类拖入了“精准时代”。做好西部民族地区的扶贫攻坚工作，一定要做到因人、因地施策制宜，分类扶持不同类型的贫困家庭，“精准扶贫”的概念由此脱颖而出。“精准扶贫”必须在如下6个方面精准到位：（1）扶持对象精准；（2）项目安排精准；（3）资金使用精准；（4）措施到户精准；（5）因村派人精准；（6）脱贫绩效精准。中央政府一开始就曾明确指出，要打赢7017万贫困人口的脱贫攻坚战，不深入细致地摸清农村“贫困户”和“贫困人口”的基本状况是不行的，必须死死地扭住“贫”根、找准“困”源，做到“因村施策”“因户施法”。实施精准脱贫的关键环节，体现在对贫困群体识别和动态管理上，对于以前在统计上漏掉了的、居住分散的特困群体，一经识别就必须立即建档立卡、纳入精准扶贫范围；对少数脱贫又返贫的群体要跟踪重新录入，既不能漏掉任何一个贫困人口，又不能把非贫困人群胡乱纳入扶贫范围。各级政府都要制定脱贫攻坚“责任清单”，严格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20]，构建各负其责、责任清晰、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201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听取2016年省级党委和政府有关脱贫攻坚的绩效考核情况汇报，对在民族地区进一步有效地推进精准脱贫方略，提出“要用绣花的功夫实施精准扶贫”。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到2020年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全国统统摘去“贫困县帽子”的重大决定。习近平在会上提议各地设定“脱贫摘帽”时间表，实现贫困县有序退出。经过几十年减少贫困人口艰苦卓绝的努力，我国成功地实现了6.6亿贫困群体脱离贫困；2016年又有1240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民族地区整体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剩下的贫困群体的贫困状况与原来的贫困群体相比较，其贫困程度更深、致贫原因更复杂、脱贫难度更大、减贫的成本更高，确实是当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难啃的“硬骨头”。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的最大难点在于：区域性经济发展能力相当欠缺，贫困群体增收能力极其微弱。在整个“十三五”期间，国家要帮助农村农民实现基础设施与产业发展共融，增强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以村级产业发展带动整个贫困群体实现增收。尤其要帮助生态资源地农民实现生态资源资产化，让他们从生态保护、生态修复中得到更多的实惠。中国是全世界率先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实践，对世界其他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必将促进“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实现，再次向全世界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思维。在今后较长一段常态化疫情防控时间内，民族地区各级领导要耐得住性子严防死守，逐渐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面对国外疫情严重的国际环境压力，习近平指出：“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这是我一直强调底线思维的根本含义。”[21]“底线思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重要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脱贫攻坚的底线思维具有“底牌”“压箱底”的性质和意义。在经历艰苦努力并付出巨大牺牲的代价之后，中国政府才使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看好，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才得以加快恢复。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做好思想准备是应对世界疫情防控挑战的前提。在世界疫情防控严峻局势持续加剧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一定要运用好底线思维方式和方法，做到居安思危、警钟长鸣，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扎实打好应对世界疫情防控这场有准备、有把握之仗。“脱贫摘帽”必须从当地群众的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千万不能重犯过去“数字脱贫”和“被脱贫”的错误，如果贫困发生率仍然处在20%或接近30%的程度，那么，这场举世空前、旷日持久的脱贫摘帽攻坚战，无异于失去了它本来的价值和意义。2020年是脱贫攻坚和小康社会收官之年，执政党已经向全国人民做出庄严承诺，对最后剩下的52个贫困县实行“挂牌督战”，确保到2020年底所有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状况，将在这一代人的手里得到历史性的解决。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就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22]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执政党只有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才算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才能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来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先决条件抑或前提条件，是每个劳动者个人能力获得全面的发展，然后才有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要求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能够获得“自由而个性地”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思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底线思维，教育精准扶贫的价值追求与“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是一致的。在精准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水的进程中，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主要作用方式，就是调动和激发贫困主体的内生动力，发挥教育在扶贫开发中的独特作用，把“外部推动”和“内生动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可持续的、恒久的发展动力。教育精准扶贫的根本目的是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保证所有人都能够在改革开放和共建共享中，获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具有更多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三、“十四五”接续巩固稳定脱贫攻坚成果

（一）从提升贫困人口就业能力上巩固脱贫成果

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现7071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59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的脱贫攻坚任务，到2020年底之前彻底解决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问题，不只是一个任务艰巨、时间紧迫的现实问题，更是一个关涉“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2020年实现成功对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满收官的全局性问题。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的情势下，各级地方政府必须对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采取由政府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实施精准的“一对一”帮扶方式，促使这些具有外出务工能力的贫困人口，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较熟练地掌握一两门劳动技能，扶助他们发展“特色产业”或“转移就业”。只有从能力提升上帮助他们外出转移就业，才能够实现脱贫对象精准、达到稳定脱贫的目的。“政府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机构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建立与劳动就业部门的上下级机构纵向贯通、与同级扶贫部门的横向连接信息系统，记录、搜集和整理外出转移就业劳动者的有效信息，并且根据需要定期进行数据分析，为政府决策机构提供准确的外出劳务信息反馈。对那些能够正常进行劳务输出到大中城市‘打工’的劳动力，政府要竭尽全力为他们提供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指导他们结合自身实际选择合适的就业岗位，有组织地向劳务输入地输送劳动力。对少数通过劳动力市场无法实现就业的贫困劳动力，政府就业指导机构要将其及时推荐给当地就业安置机构，将其安置到有关公益性的就业岗位，如对失能老人提供的基本养老服务、家政服务岗位等，依法依规实施政府兜底的保障措施。”[23]转移就业算得上是新时代一项公共就业服务创新,也是从提升贫困人口就业能力上巩固脱贫成果的重要举措。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有序推动复工复产，使人流、物流、资金流有序运转起来，畅通经济社会循环。” [24]现代国民经济是由社会生产、流通部门和其他组织共同构成的有机体，要保持和促进经济社会有序运行，就需要通过畅通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环节来实现。要保持经济社会运行畅通，不仅需要建设协调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还需要保持企业经营活动畅通无阻，促使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互促共济，实现企业、产业、经济社会畅通。截至2020年4月30日，“25个省份已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2603.79万人，占去年外出务工总数的95.4%；52个挂牌督战县共有261.35万人外出务工，占2019年外出务工人数比例102.7%；中西部22个省份有扶贫龙头企业28485个，已复工27769个，复工率97.5%；中西部22个省份有扶贫车间28517个，已复工27667个，复工率97%”[25]。习近平经常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试金石。”[26]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既是执政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显著优势，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显著优势。5月22日下午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就强调：执政党“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 [27]无论是脱贫攻坚、乡村治理抑或乡村振兴，都必须以最广大的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从扶助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上巩固脱贫成果

特色产业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产业。这种产业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既能够区别于以前的产业，又起到带动本地发展的、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朝阳产业。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自然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但是最主要的是由于这种产业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能够依赖市场的内生竞争力发挥作用。所以，加强政府对贫困落后地区“特色产业扶贫”至关重要，政府可以发挥诱致市场主体创业、营造市场环境的积极作用。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集群发展，要适应民族地区群众生产生活的内需要求，应当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创新完善。地方政府要积极扶持“产业集群”的发展和完善，因为产业集群本身就是一种特色，只要处理好了“取”与“予”的关系，就能够从扶助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上巩固脱贫成果。一定要大力发展人人有条件参与的集体经济，推动产业扶贫和金融扶贫深度结合，由当地政府负责构建稳定的供销渠道；兼顾农村人口结构转型问题，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坚持和完善绿色发展原则，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在集中连片贫困区域搞产业扶贫开发，只能走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始终坚持绿色、循环、低碳的发展理念。譬如，“笔者实地调研过的贵州省毕节市，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贫困地区。但自中央政府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来，毕节市迅速地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变‘概略瞄准’为‘精确瞄准’，政府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对有资源条件的贫困户实施特色产业扶贫，通过实用技术培训的方式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引导和安排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毕节市已经使3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66个贫困乡镇摘掉了‘贫困帽’，减少贫困人口123.11万人。毕节市七星关区还建立了‘一市五金多套餐’的‘问需式’精准扶贫机制，鼓励贫困户结合自身实际和发展需求，自行选择特色产业中的一种或多种‘套餐’脱贫致富。”[28] 特色产业的最佳状态是围绕迅速成长起来的本地新型特色产业，形成一个个当地完整的“产业生产链”。这些本地新型特色产业既是民族地区如期实现脱贫摘帽的依托，又是贫困群体走上脱贫致富道路的根基。习近平在分析打赢脱贫攻坚战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时指出：“在已脱贫的地区和人口中，有的产业基础比较薄弱，有的产业项目同质化严重，有的就业不够稳定，有的政策性收入占比高。”[29]这就需要各级地方政府全面负责、全面摸排产业扶贫发展困境，采取“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一业一策”精准稳定的支持方式，扩大对特色优势农产品覆盖的范围，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普通农户紧密合作，创新特色产业、特色产品和特色服务，将返贫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绝不能让“个别风险”像传染病一样演化为“大风险”抑或“综合风险”。

（三）从完善贫困群体保障体系上巩固脱贫成果

人口较少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重要成员，各级人民政府需要把人口较少民族的脱贫摘帽问题，摆放到从来没有过的、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绝不能让任何一个民族掉队。“云南省就有独龙、德昂、景颇、布朗、基诺、拉祜等9个‘直过民族’。为了促使这9个‘直过民族’尽快走出贫困陷阱，2016年3月出台了《云南省全面打赢“直过民族”脱贫攻坚战行动计划（2016—2020年）》，提出要发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作用，对建档立卡的‘直过民族’贫困人口精准施策，如采用资产收益扶贫方式实现短期脱贫；落实‘低保制度’为特殊贫困群体兜底脱贫；通过加强教育培训等途径实现长久发展能力提升；对生存环境异常艰难的贫困群体实施易地搬迁等，力争2019年实现聚居区66.75万‘直过民族’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0]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国民共享发展成果的一项基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主要由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慈善事业共同组成。民族地区要认真落实国务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完善社会救助统筹协调机制，创新社会救助资金保障机制，加强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实机制，夯实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救助的发现机制、退出机制、受理和经办能力。《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对农村“低保制度”进行了重新定位，明确了新目标、提出了新任务。譬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保障原有216万“低保”对象“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基础上，2016年又把符合农村“低保”条件的25.5万名特困扶贫对象，依据国家“低保标准”和法定认定程序纳入“低保”范围，实行兜底脱贫、应保尽保。同时还对各边境县市12.5万名护边员家庭和一线贫困边民，在进行特殊的收入核算之后，也一并纳入兜底脱贫、应保尽保的范围[31]。对尚未全部完成脱贫摘帽的部分贫困群体，要依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和《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规定提高“低保标准”，确保在2020年底之前实现“低保标准”达到国家扶贫标准。诚如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要坚持现行脱贫标准，增加扶贫投入，强化扶贫举措落实，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健全和执行好返贫人口监测帮扶机制，巩固脱贫成果。”[32]新冠肺炎疫情既没有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更没有因之而改变决胜脱贫攻击目标任务的态势。“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专项扶贫资金规模，新增资金重点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挂牌督战地区倾斜；用好用足扶贫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加大金融资源投入，持续推动金融支持和产业扶贫结合；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把解决贫困群众就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点对点’精准帮助贫困劳动力实现返岗；加快扶贫项目开工复工，支持扶贫产业恢复生产，做好农资供应等春耕备耕工作；切实解决扶贫农畜牧产品滞销问题，多渠道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等等。”[33]当下疫情防控已经进入常态化状态，脱贫攻坚也到了最后冲刺拔寨的关键阶段，已经凝聚起脱贫攻坚的更加强大的力量，我国有底气在2020年底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从贫困群体保障体系完善上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

（四）从提升贫困人口健康素质上巩固脱贫成果

基本公共服务是由政府主导并提供的，是依法保障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民生基线。各级政府要切实通过“补短板”等强有力的措施，把卫生与健康的优质资源，覆盖到民族地区农村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去。由中央政府倡导的“精准扶贫”重大举措，由于它具有社会公共品的性质，这就决定了政府在整个“精准脱贫”过程中所处的主导地位，同时又要防范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可能导致扶贫目标异化的问题。政府公共服务流程需要进一步优化，尤其要依法纠正上级政府制定政策，下级政府层层分包，然后再下达给基层去执行的传统思维定势[34]。就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几个主要指标来看，还没有达到提升贫困人口健康素质的根本要求：（1）在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方面，有76%的贫困县的实现程度还达不到30%的水平；（2）在农村卫生室覆盖率方面，有14%的贫困县的实现程度达不到50%的水平；（3）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平均巩固率方面，仍有93%的贫困县的实现程度只达到50%的水平 [35]。在“十三五”末期和“十四五”期间，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一定要下沉到农村基层，在民族地区尤其要继续加大中央财政的投入力度，着力推进“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提高民族地区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民族地区要聚焦贫困群体“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看得上病和少生病”这个民生焦点，确保健康扶贫政策落实、落地、落细。建议将健康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有效衔接，持续推进传染病及地方病综合防控，建立健康危险因素防范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提升民族地区贫困群体享有“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利于降低贫困地区的脆弱性程度，增强贫困地区人口的内生发展能力。在推进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和脱贫摘帽过程中，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民族中医药的特色优势，尽快补齐贫困地区医疗服务短板，进一步健全完善健康扶贫政策，建立“因病致贫”监测预警系统，探索建立健康扶贫的长效机制；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严格遵循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原则，及时消除制约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障碍，自觉做到重大扶贫政策的出台于法有据，重大脱贫举措的实施有法律规定或法律授权，保证各级地方政府权力行使都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从阻断贫困人口代际传递上巩固脱贫成果。贫困一般都会有“自循环”的倾向，出身贫困家庭的人往往更易于陷入“新的贫困”陷阱，这就是学术理论界通常所说的“贫困代际传递”。世代生活在边远民族地区和深山老林地带的贫困群体，由于长期受“极度贫困”和交通不便诸多因素的叠加影响，加之思想观念长期受封建“重男轻女”陈腐观念的束缚，在40岁左右的贫困人群中，相当一部分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少数一些人属于目不识丁的文盲。在偏远山区的适龄青少年当中，仍然有些孩子只读到初中就停下来，在中学阶段中途辍学的情况仍然较为普遍，地方政府有责任担负起阻断“贫困人口代际传递”的重大职责。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一定要大力发展乡村教育事业，保障贫困地区农村儿童能够像其他地区儿童一样，接受到公平的、有质量的国民教育，各级政府一定要依法阻止贫困现象的代际传递。由于经济贫困而致使后代无法接受良好的国民教育，势必导致因缺乏教育的后代在未来的社会里失去生存发展的竞争力，这是一种极为可怕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人穷不能志短，扶贫必须先扶智、扶志。“脱贫摘帽”贵在自觉、贵在立志，有了志气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智力扶贫”是一种在短期内很难见效的扶贫方式，但唯有这种对贫困地区不断加大教育投入的办法，才能够保证这些“穷孩子”有学上、有书读，使他们有条件和机会提高自身素质和内生发展能力。判断地方政府扶贫攻坚是否“精准”、脱贫摘帽是否到位，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看房、次看粮、再看读书郎”。为了彻底阻断民族地区贫困现象的代际传递，一定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法律规定，实施适龄儿童教育费用全免除的政策，决不能够再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家庭贫困而失学辍学。精准教育扶贫是直接作用于“人”的一种扶助方式，需要尽最大努力缩小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教育资源配给的不平衡性，通过提高贫困区域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方式实现巩固脱贫成果的目标。“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是教育精准扶贫、贫困区域整体精准脱贫的‘直接责任者’和‘第一责任人’，必须改变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全能型教育治理’思维，避免陷入政府‘能力陷阱’，重视激活和发挥其他社会主体参与教育精准扶贫实践活动。基层政府在‘教育精准扶贫’阶段的突出任务，是基于基层政府在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转型、政府工作重心下移的背景下，政府教育管理机构既要通过教育权力下移和教育权力分化组合，以期实现自身治理机制的优化；要促使市场、社会组织与当地教育机构多元权利主体，在民族地区教育资源需求与供给之间达成资源的合理配置，构建与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相协调、适应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实际情况的新格局；要构建和完善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精准化、长期化机制，促使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精准扶贫相结合，用信息技术引领青少年的行动方向，培养他们随时随地捕捉新知识、学习新知识的能力。

相比朱军，我更相信胡锡进是清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