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没变，变的是它与世界的交易方式。
特朗普：希望世界在澡堂中对话
记者：总统先生，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记者：我们的职责就是向世界说明您。
特朗普：说明应该是教科书，而不应该是笑料或者其他。
特朗普：这是两回事。
记者：总统先生，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世界说您疯了，您如何理解“疯了”的看法？
特朗普：您能判断出谁正常吗？或者说，谁能给出正常结论？
记者：您不准备反驳吗?
特朗普：反驳什么？世界认为没错。只是，其他人能做到吗？
特朗普：什么叫合适，什么叫不合适？你是老大就合适，你不是老大，永远没有合适的时候。
记者：有人说，您有政治企图，是想培养出美国历史上一位女总统。
特朗普：我的人生字典里没有这个词。
记者：有人说您是180年前林肯预言的“暴民总统”。比如，说您撕毁多个协议、向全世界发动贸易战、对别国元首傲慢无礼、在社交媒体上口无遮拦、执政方针反复无常、人事任免混乱不堪，还总是向世界炫耀自己的执政成绩等等。您怎么看？
记者：对民主党发起的弹劾，您似乎很生气？
记者：如果您用一句话回应世界，会是哪一句呢？
特朗普：你嫌过自己的口袋里钱多吗！
一个人找你看病，把所有隐私告诉你，把衣服脱光了让你检查，把所有痛苦告诉你，把生命都交给你，这种人是仅次于神的人，而不是一般人。因为爱才有了医疗和医院，如果把这个精神泯灭了就不再叫医疗，那叫交易，它不可能有尊严。
当中央电视台在播“冬虫夏草含着吃”“生命一号”等虚假广告的时候，就说明整条河流都已经被污染，没有哪个鱼能摆脱被污染，治理污染的办法就是治理上游。
被列入制裁名单的美方人士包括：
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克鲁兹、霍利、科顿、图米；联邦众议员史密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格什曼、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总裁米德伟、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人权观察执行主席罗斯、自由之家总裁阿布拉莫维茨。
6位反华议员
被列入制裁名单的6名议员均是“逢中必反”的美国政客，他们中有几位还曾在去年的修例风波中专门赴港，为乱港分子撑腰。
值得注意的是，6名议员中，卢比奥 、克鲁兹和史密斯在一个月内两度被中方制裁。
7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的中方对等制裁涉疆表现恶劣的美国机构个人中，这三位就名列其中。
卢比奥：美国政客中最喧闹的中国批评者
马尔科·卢比奥是一位古巴裔的政治人物，1956年他的父母从古巴移民到佛罗里达州，1971年他在迈阿密出生。
卢比奥是美国保守主义的典型人物，也是美国共和党内最偏执激进的反华人士，是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直接幕后推手，还曾攻击中国政府“将新疆变成一个强迫劳动营”，他被《华盛顿邮报》评价为美国政客中“最喧闹的中国批评者”。
克鲁兹：曾赴港密会黎智英
泰德·克鲁兹是一名老牌“反华议员”，现任NASA委员会主席。他于1970年12月出生于加拿大卡尔加里，毕业于哈佛法学院。
克鲁兹还曾参与过美国大选。2015年5月，他通过推特宣布将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成为首位正式宣布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的竞选人。但在2016年5月4日，克鲁兹宣布退选，转向支持特朗普。
去年10月，他赴香港声援并密会乱港分子，其中就有8月10日刚刚被拘捕的“祸港四人帮”之首，“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期间，克鲁兹还声称没有在香港见到暴力行为。
史密斯：美国反华政客中的“劳模”
克里斯·史密斯也是一名在涉华问题，尤其是所谓人权问题上发表消极言论的常客。
不同于上述两位“70后”，史密斯出生于1953年3月。从1981年，他就开始担任美国众议院议员，今年已经是其第20个任期。
史密斯也是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的成员，长期对中国人权问题发表不实言论。他曾起草过很多抹黑中国的议案、修正案和立法，其中就包括去年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的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等。
史密斯还是美国反华政客中的“劳模”。据美国媒体报道，史密斯还曾为涉疆、涉港等相关议题主持过60多场国会听证会。
霍利：曾赴港为暴徒撑腰
乔希·霍利出生于1979年12月，是美国参议院最年轻的议员，也是特朗普的“铁杆盟友”之一。
2019年10月，霍利抵达香港，与乱港分子黄之锋会面。当时，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到旺角“考察”，并发布了三张旺角暴乱现场照片。但照片的焦点是防暴警察，并没有身着黑衣的暴徒，他据此宣称旺角的警力明显“过多”。
《大公报》当时评论称，霍利的所谓“直击”是掩耳盗铃，公然造假。
科顿：美国最危险的参议员
汤姆·科顿出生于1977年5月。2002年，他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并拿到法学博士学位。2005年，他选择从军，作为美军101空降师的排长，被先后派往伊拉克和阿富汗参战，还曾获得铜星勋章和伊拉克参战奖章。
科顿是国会山的“老人”。2013年，年仅35岁的科顿成为联邦众议员，2015年1月晋身参议院，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参议员。
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科顿在国会所有法案投票中与特朗普的契合率高达87.6%，被称为“国会版的特朗普”。
他是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提案人，还参与提案《2019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今年4月下旬，科顿接受福克斯记者采访时称，美国应限制中国留学生来美学习高科技和技术专业，“我们可以让他们来美国学习莎士比亚和《联邦党人文集》，而不需要在美国学习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
科顿还是美国最好战的议员之一。在委内瑞拉、伊朗等问题上，科顿都明确支持全面封锁甚至发动战争。《华盛顿邮报》等美国媒体多次发表评论，称科顿为“美国最危险的参议员”。
图米：提出所谓“香港自治法案”
帕特·图米出生于1961年11月。
今年5月28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之后，图米当即表示，美国不能袖手旁观，要对中国侵犯香港自治的行为作出回应。
随后，图米与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提出了所谓的“香港自治法案”。该项法案旨在对在香港执行香港国安法的中国共产党官员和机构实施制裁，同时还将惩罚与上述机构有业务往来的银行。
五个祸港NGO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人权观察、自由之家都是美国非政府组织（NGO）。
早在2019年12月，外交部就宣布对这五个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
中央政法委微信公众号“长安剑”曾刊文指出，充足的资金保障，是暴乱活动能够持续如此长时间的重要原因。而修例风波中一半以上的暴力活动资金均来源于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及金融资本集团，这些NGO还提供了策划、培训、资金、物资供应、舆论造势等一条龙服务。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第二中情局”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外宣称是NGO，但实际是在1983 年由里根政府发起成立。基金会的总裁格什曼出生于1943年7月，此前曾在里根政府第一个任期内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使。
这家基金会专门用于开展不方便政府直接出手的政治活动和心理战，其80%以上的资金来源于政府和国会拨款。
而且，它与中情局关系密切，甚至被人称为“第二中情局”。在此次香港风波前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向香港本土的各类反对派组织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其中就包括黎智英。另一名“祸港四人帮”成员李柱铭还曾获得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颁发的年度“民主奖”。
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十几年前就试图影响香港选举
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实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子机构。该协会自1997年开始关注香港事务，2002 年协会的中国事务部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
早在2006年2月，该协会开办了为期一年的“区议会候选人及选举经理竞选学校”，目的就是影响2007年的香港区议会选举。非法“占中”发生时，该协会还在香港高校、街区举行“形象建立、演讲技巧以及如何面对传媒”“如何进行资金筹款”等讲座和活动。
协会总裁米德伟出生于1964年9月。他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事务的首席副助理部长，于2012年出任美国驻缅甸大使。
△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总裁米德伟
补充一下背景。
缅甸于1988年发生军事政变，迫于国内及国际压力，当局宣布1990年举行全国大选，但当局随后拒绝承认这次大选结果。因此美国对缅甸实施经济制裁，并将美缅外交关系下降到代办级，大使一职悬空达22年，直至米德伟赴任。
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两名反华议员加入董事局
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成立于1983年，同属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的“民主计划”的一部分，它虽然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没有隶属关系，但接受后者的资金援助。
该研究所经常高举所谓的“民主”“自由”“自治”与“人权”等招牌，号称“支持全球民主运动”，实则希望藉此改变香港，从而为美国本土企业家牟利。
据《大公报》今年1月报道，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的年报显示，2019年新加入研究所董事局的成员就包括了同被列入此次制裁名单的卢比奥和科顿。
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
“人权观察”：组织成员假冒记者参与修例风波
“人权观察”于1978年成立，当时名为赫尔辛基观察，是为了监视前苏联对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的执行情况。日益壮大后，该组织又以“观察委员会”的名义将触角涉及到世界上的其他地区。
在去年香港的修例风波中，该组织成员更是直接上场。2019年8月末，在港铁里被警方按倒的一名外国人，携带着伪造的瑞典记者证件，其真实身份就是“人权观察”的成员。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1月，该组织的执行主席罗斯在入境香港时首度被禁止入境，此前他可以自由入境香港。罗斯在香港国际机场拍摄并随后在推特上分享的一段视频中说，入境事务处官员告诉他，由于“移民理由”，他被禁止进入香港。
“自由之家”：多数经费来自美国政府拨款
1941年成立的“自由之家”则是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智库。《文汇报》称，自称是“非政府组织”的自由之家，有2/3的经费来自美国政府拨款。
该组织经常按照美国的标准，对各国进行所谓的民主自由年度评估，实则干预他国政治。
去年10月，在香港法院颁布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在网上发布言论鼓励或煽动暴力后，包括“自由之家”在内的7个组织向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发表公开信，攻击这一行为是在“威胁言论自由、侵害人权”。
回望历史，究竟中美谁离不开谁？如果大鱼说，离开谁都没关系，不过是哪一个受到的损失更大。
直到尼克松访华时中美、中日关系才有所松动，原因呢？那个时候大国正受到苏联“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威胁，正处于“有弹无枪”的境地——爆炸了核武，但没有投放能力，只能自己炸自己；放眼世界才发现，只有美国才能抑制苏联的核冲动。
按照当时的态势，全国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搞大三线建设，疏散领导到全国各地。今天上点年纪的老人应该还记得当年挖防空洞、全民学习躲避核武的情景。正是美国阻止了苏联很可能发生的进一步行动——按当时沙场推演和估计，苏联百万大军压境，他们以坦克为主的机械化部队借道蒙古，在先期打击后，只需要四个小时就可以突破防线、一路抵达帝都。
这样的背景下，才有的小球推动大球的外交，才想起只有联合美国才能制衡苏联。
历史这么容易被遗忘。同时，人是很难忘掉幼时教育的。这是一个失去记忆和常识的社会。
没有谁愿意仰人鼻息生活，不管仰的是谁。这中间只有利益。如大清晚期想要脸面的皇室铁帽子王，最终只会更没有脸面。
80年代初中国只有几亿美元外汇储备。改开后，所有的学生教材都要重新编撰，几十年的文化断层造成教材样本都没有，需要到欧美去购买大量的教材做参考样本，连这一点点外汇都是从其他工业建设项目中挪用出来的。
那时当然不能再唱八个样板戏了，可是国内影视界一时难以填补空缺，没有时间拍新电影，只好从外国进口译制影片满足需求。《第一滴血》《血疑》《聪明的一休》都是这样进入中国的，连同可口可乐、汉堡。
那些怀念和支持前30年的人，多是没经历过、只受到宣传影响的人。是谁在宣传引导不言而喻。除了《芙蓉镇》里的那个敲着破锣喊着“运动了”的疯子外，在80年代很少有人希望回到过去，因为那个年代的成年人都亲身经历过一回，终生难忘。
如今大国真的强大到可以叫板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程度吗？
昨天和一个非常正统的小朋友聊了一会儿天，这个全国几亿粉红之一的、大本学历年轻人的无知和狂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真不知道是谁把他教育成这样白痴状态。整个交谈过程中，他有90%以上的历史事实描述都是错误的，太难以想象了。
中国和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差距有多大？
奥巴马在任时说过，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水平大约和美国一百年前差不多。实际情况是中国自80年代改开后才解决了温饱问题，陈光标就讲过他的弟兄在70年代饿死的经历。大鱼对儿时的记忆就是饥饿。
二战结束距离今天已经有75年了，当时日本共拥有航母29艘，其中10艘是真正以航母标准建成的，15艘是改建改造而成，4艘在二战结束时还未完工。
美国造航母最疯狂的时候，平均一周一艘航母，建造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在美国四年的参战时间中，美国海军一共建造了147艘航空母舰。
老牌帝国英国也有96艘航母，100多艘战列舰和巡洋舰、291艘驱逐舰、238艘潜艇以及数量庞大的辅助舰只，航母空军人数高达108万人，有487个飞行中队，飞机产量高达12.6万架。
美国在二战前只有军队100多万人，参战后迅速扩充到1000多万人，可以想象这个当时只有1.3亿人口国家的凝聚力有多大。
2020年的今天，中国有多少航母？还达不到75年前的日本水平，就敢轻言战争？
1894年大清在甲午海战中惨败于日本，仅仅6年后，慈禧敢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十一国列强宣战，这不是疯了吗？难道今天小粉红的偶像名单中还包括慈禧？
6亿人的月收入在千元左右，一石击起千层浪。随即陈平教授阐述大国2000元人民币比美帝3000美元生活得好——很难理解这样反智的言论为什么总能有市场？
事实上大清灭亡之前几乎一直是世界第一的GDP大国。实践证明，用人堆出来的数据没有用，大而不实，不堪一击。我们都知道日本之外还有一个海外日本，两者加起来是多少？低调的日本很轻松就能开出来7艘准航母，如果不是二战后的法律限制，真是我们宣传上了解的日本吗？
最近有几个不好的消息。一是芯片有可能断货。二是有人发现，微软最新的服务条款中含有与以往不一样的东西，“对于因超出微软合理控制范围的情况（例如，劳资纠纷、不可抗力、战争或恐怖主义行为、恶意破坏、意外事故或遵守任何适用法律或政府命令）而导致微软无法履行或延迟履行其义务，微软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强调了微软必须遵守美国法律，可能终止服务……很明显，微软也做好了对中国断供的准备。
想一想全中国的安卓系统、苹果系统和微软系统一起黑掉是什么样？至少短时间内大家全部失联了。用着美帝的系统骂美帝的机会都没有了。
对于居心叵测的人说，这正中下怀。所以以前提示过大家，用旧的电脑和手机先不要急于扔掉，那可能是以后的高端设备。吹牛要上税的现代版本，潮水退了才知道谁在裸泳。
科技脱钩，就是与世界最先进的科技前沿脱节，接触不到最尖端的新知，自己关在国内“塘水滚塘鱼”，近亲繁殖，鼠目寸光，最终只会生产大量平庸怪胎。
历史上主战者永远正确，其实是军人只有战争才能体现他们的价值。好在新型战争可以精确打击了。
中国外交政策应当做出调整: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不要追求所谓的国际上的影响力，更不要企图当世界老大，做领导世界的美梦。
能够引领人类的，只有文明。花钱买外交，这是相当愚蠢的。
把心思和钱财，用在解决国内民生。国民生活好了，世界自然羡慕你。
应当尽快地追随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与他国平等和睦相处，互通有无，互补短长。
也应该摒弃晏子那种嘴尖牙利，或者泼妇骂街的作风，能够被人理解接受才是重要的。
盼望外交人员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主席外交思想，让中国外交走上正确的轨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24票赞成，194票反对，13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冒在限制特朗普对台海和南海采取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決议案，议案要求:总统终止在针对其他军队的敌对行动中使用美国武装力量，除非国会已经宣战或颁布了相关法律授权!!!
这就是美国强大的纠错能力!防止特朗普在大选前把美国拖向错误的方向。
“干净网络计划”五项新措施，分别针对运营商、应用商店、应用程序、云服务系统、光缆。具体措施分别为：
幸运的是，这次候选人之后，李兰娟院士赫然在列。现在74岁高龄的她依然奋斗在一线，救助病人，做好一个医生的本职，这正是一个人最可贵最值得尊敬的地方。
希望一个人无论走向怎样的高峰，拥有多少让人羡慕的成就，但最起码不能让自己迷失，历史的经验已经向我们无数次证明，骄兵必败。
科学家们能够真真做到自己的本职，为这个社会贡献更多的力量，让人们明白科研是有效果的，是有能力促进这个社会的发展，而不是只有论文化的效果，当作自身的一种实力资本.
更重要的是让科研落实，能够转化为实际效益，为中国的发展谋取一份利益，为人类的进步做好贡献，而不是只会做个空头设想。这也是科学研究应该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反制美国关闭美成都领事馆后，成都领事夫人离开中国的飞机：因为疫情，领事夫人已经回美国了，
然后，成都领事馆就被关闭了，一家人可以马上团聚了。美国领事+中国夫人+两个小孩。
领事夫人自述 总领事家里宴贵宾
在我先生出任驻成都总领事过去的一年半里，我几乎每个月都为领事馆在家中筹办几场正式的午餐会/晚餐会/下午茶会。
作为一名厨师出身的饮食工作者，一开始我对此工作兴致高昂，把筹划、采买、料理和报销账务的任务全揽到自己身上，还得赶在客人上门之前卸下围裙整理仪容，以得体的面貌接待宾客。
一年下来我疲惫不堪，夫妻俩几乎以仇人相向，好在这时终于请到了一位本地的专业厨师——陈师傅来家中帮忙，由领馆支付大部分薪水。有了陈师傅之后家中宴客的频率更高，规模也更大，动辄接待二三十人。陈师傅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就以老板兼助理的模糊角色在一旁帮忙，由他负责中餐，我负责西餐，合力执行美领馆的宴客任务。
要知道美国的外交经费原本就不高，特朗普总统上任后又大幅删减国务院预算，以至使馆和领馆的社交经费极其有限。这么说吧，一个成都美领馆的年度社交预算恐怕还比不上此地地方机构的。我们没有能力像其他国家的使领馆或本地官员一样在酒店或餐厅宴请宾客，只能在幸而宽敞的住所里自立自强。而活动越多，经费就越紧张。比如去年底我们承办了一场接待二十八位中外贵宾的自助晚宴，当时年度经费已差不多用完，我得到的讯息是必须在每人六十元的预算下完成餐会，包括酒水。我和陈师傅绞尽脑汁，决定以精巧手工弥补高档食材的从缺，尽量让肉类海鲜和中西小点面面俱到，既节约又不能输排场。我们人仰马翻忙了两个整天，他的薪水和我奉献的人工不算，最后结算不包括酒水总共花了630元，人均22.5元，算是用血汗赞助美国政府吧！
领馆内的活动就更不要说了，比如那些下午茶汇报和节庆聚会等等，都是没有经费的，身为领事配偶的我只能本着内心的热忱和对夫君的支持，亲自掏腰包筹办。我那些微薄的稿费和街头演出的打赏（我是成都持证上岗的街头艺人！）常常就是这样用掉的。
庄祖宜在成都街头演出
而我的劳力付出和那些派驻首都的大使夫人们比起来又算得上什么呢？她们身处一国政经中心，社会大众对她们的期盼更多，却依然和我一样处处受限。她们的经历我没有亲身体会难以详述，只能说在过去十三年的外交眷属生涯里，我不曾看过一位颐指气使的金贵夫人。她们是有教养有思想的现代女性，很多牺牲了自己原本可以与丈夫相媲美的事业，却在常年的奔波游历下锻炼出一股能屈能伸，不卑不亢的旷达。我还有太多值得跟她们学习。
在我看来，能够长期四海为家并甘之如饴的外交人员与其眷属大多在性格上有一些相似处。那些受不了漂泊的人早就回家了。原本因光环进入外交体系的人，如果真心追求富贵，早就跳槽民间企业了。最后留下来的人，说穿了，多半有那么一点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操，他们宁可坐在街边跟人谈天说笑，也不要被一群人簇拥着做老爷太太。
家中宴客的准备。
【附】以下是那场人均22.5元的菜单，自助式晚餐，每道菜都是28人的大份量：
辫子面包
菠菜芝士面包卷
咖喱牛肉千层饼
香肠拼盘
麻酱拌黄瓜
泰式凉拌海鲜
川味椒麻鸡
五香烤肋排
红烧萝卜牛腩
培根炒孢子甘蓝
红枣心太软
意式焦糖饼干
草莓白巧克力慕斯
庄祖宜讲，有一回他们全家出国旅游，在机场过海关时遇见惊人的冗长队伍，他们一人抱着一个疲倦哭闹的孩子，排队半小时仍被远远甩在后头。 于是庄祖宜向老公提议：“不如拿我们的外交护照走礼遇通道吧！”
不料Jim很严肃的摇头训斥她：“这次出行跟公务毫无关系，怎么可以滥用特权！”
平日参与社交活动我们难免会收到一些礼品，如果明显是贵重物品，他不是当场婉拒就是暗地退还，而即使是带回家的东西，只要价值超过美金二十元都必须充公，以至于我们虽然欠了不少人情债，手里拿的却尽是一些没有人要的月历。（所以千万不要送我礼物！）参加各类庆典和年终晚会时，他从来不许我参加抽奖，就怕中了奖会衍生麻烦。他的公家派车我只有在陪他参加活动时可以乘坐，一旦他下了车我就无权留下来，更别说买菜接小孩什么的了。
这么说不是沽名钓誉，因为事实上整个美国国务院都是这样，有着严格的伦理规范和惩处调查，一旦被查到滥用职权、逃漏税或不按法令规定给私家雇员（如保姆阿姨）支付加班费等等失误，小则影响升迁，大则革职。 他们在年复一年的审查和说明会里听了太多可怕的案例，早已把公家规定内化为个人处事准则。比如，美国国务院有规定，大使级别官员只有出任和离任时可以搭乘商务舱，而其他时间无论层级，只要单趟飞行时数低于14小时一律限乘经济舱。大使出行时配有安全随扈,但不可能要求他们提重物，因为那不是随扈的工作，更别说让助理去送干洗、买咖啡什么的，那都属于滥用职权。其实，每位大使和外交官员都必须这样，这绝不是在作秀，而是工作原则。
她的微博里美国领事居然是飞经济舱的，候机的时候昏睡在大厅还得要伸腿给儿子做枕头。
人家的丈夫做官又做府，我家的丈夫单会打花鼓
知道为什么唱这首歌了吧？
中美生活在一个错综复杂、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的世界。中美关系要顺利、健康的向前发展，需要双方有正确的态度，保持战略和政治定力，克服偏见和矛盾，持之以恒地共同推进。
这个态度首先指战略互信、相互包容。如果相互缺乏起码的信任，互相猜忌，那其他都是空谈，再好的声明、协议和对话机制也不管用，最后不仅可能一事无成，还会对立、对抗，甚至发生冲突，损害双方的根本利益。
盖洛普和《中国日报》2012年4月联合民调显示，在接受调查的美国人中，61%的成年人和63%的意见领袖认为，中国在世界上不断增强的影响力对美国是件坏事，60%的意见领袖认为中国军力发展对美国是威胁，76%的人认为缺少信任是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这样的民调虽有可能以偏概全，但却也反映出两国之间确实存在互信欠缺的问题。
两个大国特别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利益不一致或者利益冲突，关键是两国如何在分歧中和睦相处、扩大共同利益和共识，实现互惠共赢。这就需要一定程度的战略互信。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说过，我们同中国的关系需要我们这方面有越来越多的理解。美前财政部长保尔森也说，美国的每项重要经济、政治和安全目标以及全球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美国官员理解了中国人的看法、视角和远见，就能更有效地处理相关重大关切问题。
两国积极开展人文交流，扩大民间来往，使新型大国关系民意基础更加坚实。“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意决定两国关系走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得到两国广大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是成败的关键。要积极鼓励和扩大两国民众在家庭、社区、学校、民间团体等基层层面的往来，以增进、深化了解和友好。文化交流和交融有助于实现相互包容与融合，消除误解和偏见。希望扩大交流能推动中美友好合作成为主流声音和社会基础。
中美共同负起责任，在国际地区热点及全球性问题上紧密合作，使新型大国关系惠及世界各国。世界格局的变化今后一段时间将主要反映在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的改革上。金融危机深刻暴露了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和不足。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替代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经济机构中的发言权逐步扩大，都充分说明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中美在维护国际和地区局势稳定、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利益汇合，有着共同的责任和义务，理应携手努力。亚太地区是中美两国利益交汇最集中的地区。一个是中国的安身立命之所，一个是美国的战略攸关之地，两国能否实现良性互动、合作共处，对地区形势和中美关系发展都至关重要。
基辛格在其新作《论中国》中提出“共同演变”（co-evolution）的概念，明确表示中美不应是“零和关系”，强调两国要依靠紧密的（共生）联系，尽可能扩大合作，减少对立，在相互适应、促进合作中追求本国国内必需目标，实现共同演变、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