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应该是中国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的维护者，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宣扬者。当中国外交不再考虑敌我只考虑得失与是非，中国外交也就告别了弱智走向了正常。
中国长期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也就缺乏正常外交思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长期为意识形态所累，不是为苏联“老大哥”火中取栗，就是为“第三世界朋友”两肋插刀，其结果当然是国家实际利益被严重蔑视，干下了不少“外施仁义而内多欲”的蠢事。
1972年以后中国开始与美国为首的主流国家“缓和”，但依旧不惜血本对外“输出革命”制造麻烦，直到现实主义政治家希贤先生摄政。希贤先生虽然表示“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但他继续沿袭润之先生的“政治挂帅”，导致中国外交难以摆脱旧的窠巢。
新一代留苏派、知青派上台后，亲莫斯科的错误外交思维日益严重，这就导致1999年以来尤其是2012年以来中国外交的冲突加剧。中国需要正常外交思维，这也即意味着中国需要寻求实际国家利益的最大效用。中国的外交正常思维，需要全面调整目前错误的外交政策。
1、放弃“不干涉内政”政策
“不干涉内政”其实是弱国外交思维，正常国家外交思维应该是“国家利益至上”。任何国家的内政例如政权更迭、政治冲突、迫害侨民、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要危及中国国家利益，中国就应该有权进行干预。中国不是担心外国干涉的弱小国家，而是对世界安全承担国际义务的“五大警察”之一，理所当然应该抛弃“不干涉内政”的错误政策，这才能成为一个“负责任”尤其是对本国国民“负责人”的“大国”。
2、放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为寻求周边国家信任的权宜之计，它把中国束缚在“和平共处”的外交环境中，从而使得中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不能为中国的带来实际外交红利。中国既然是一个大国，那么任何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在外交努力失去效用时，军事威慑就应该成为中国的政治后手。国际关系是建立在现实的国力基础上，军事威慑应该成为大国外交的坚强后盾，如同美国的“大棒在手，温言在口”。
3、放弃“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政策
“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对外援助，看起来“大公无私”，实际上让人鄙夷，焉不知“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中国的对外援助应该附加必要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例如保护华侨、开放市场、购买中国商品，从而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培养政治盟友与经济伙伴，而不是对外炫耀“天朝无所不有”。一些国家左手拿中国的援助，右手购买美国军舰侵占中国海岛，这就是“不附加任何条件”对外援助惹的祸。
4、放弃“只有一个中国”的外交乞求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与“中华民国”争夺外交代表权中国不得不做出巨大让步乞求各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那么1971年以后“新中国”已经获得主流国际社会承认，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如此自跌身价。
中国外交可以把“只有一个中国”的外交乞求变成外交原则，即任何敢于承认“中华民国”甚至“中华台北”政治主体地位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中国必然断绝与其外交关系并终止一切政府间协议，从而迫使这些国家或国际组织必须接受“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另外，让台湾保留几十个邦交国也无伤大雅，中国完全没有必要为此付出外交贿赂代价。
5、放弃“不得接见达赖喇嘛”的外交自残
达赖喇嘛仅仅是西藏宗教领袖而不是政治领袖，何况中国军队已经对西藏地区有效控制。即使外国政要接见达赖喇嘛，也改变不了西藏已经成为中国一个自治区的实际情况，西藏军政实权是掌握在“驻藏大臣”手中而不是达赖或班禅手中。因此，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外国政要接见达赖喇嘛的问题不惜外交自残，从而给了一些国家迫使中国做出政治让步的筹码。一旦中国不再关心达赖喇嘛去了哪里、受到谁的接见，那么达赖喇嘛也就不再成为境外势力牵制中国的力量，从而逐渐被淡化。
6、放弃“反美亲俄”外交偏见
一个国家不应该存在任何外交偏见，只能是围绕本国利益谋求外交实利。
这方面美国是中国的老师——美国独立战争是在法国拉法夷特志愿军支持下赢得胜利，但是面对英法争霸，美国很明智宣布“中立”并与双方大做生意。两次世界大战，美国也是利用“中立”地位两边下注，直到局势明朗后才参加胜利一边攫取最大利益。面对美俄争霸，中国完全没有必要为俄国摇旗呐喊，而是“两边下注”或者“参加到胜利者一边”，显然中国身边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对中国是个威胁，而美国则远隔重洋。
7、放弃“仇日反日”外交败笔
普法战争后法国人“仇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仇法”，那是因为法国、德国先后是战败国，而中国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一个战胜国有什么理由“仇恨”战败国？中国“仇日反日”战略是巨大的败笔，一方面把自己渲染成“失败者”从而“战胜国”颜面无存，另一方面把日本逼向美国的怀抱为渊驱鱼，另外还使得中国过早失去借助日本资金和技术发展壮大的机会。日本短短二三十年就可以从战败国原子弹废墟上建立起高度现代文明，当然有其成功经验，这些恰恰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中国与日本综合国力竞争，时间在中国一边，何必急于求成？无论是司马懿还是德川家康，隐忍不发才是笑到最后的“外挂”。
8、放弃“大规模战争”外交设想
近几年中国持续增加军费，似乎是当年苏美争霸军备竞赛的再版。中国是“雅尔塔体系”的“四大警察”之一，显然是该体系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显然中国没有必要成为该体系的挑战者而只能是支持者、改造者。而且，“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形成了大国垄断同盟，挑战这种大国垄断同盟的国家无一成功，这也说明中国没有与大国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只有针对中小国家军事威胁的需要。中国放弃“大规模战争”设想，意味着中国无需保留庞大的征兵部队，只需要一只精锐的职业军队，这支军队既能通过“战略威慑”阻止任何国家对中国本土的大规模袭击，又能通过“军事干预”惩罚任何有损中国国家利益的地区冲突。中国的战争目标不应该是美英法那样的“大国”或者印度、日本那样的“准大国”，而应该是东亚、东南亚那些存在领土争端的中小国家，所发生的战争也应该是有限时间、有限地域、有限目标的“有限战争”。
9、放弃“政治领袖”外交路线
“政治领袖”外交路线即偏好与邦交国政治领袖“私人感情”，这就使得中国过于在意“领袖”意见而不是“民间”意见，一旦该邦交国发生政权更迭尤其是反对派上台，中国的外交努力就变成外交负债。越是民主国家，政治领袖就越受制于民间意见，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外交越需要争取民间力量支持尤其是代议机关支持，这也是各国都注重“院外集团”之所在。放弃“政治领袖”外交路线，奉行”民间意见“外交路线，尤其关注与民间组织、企业组织、媒体集团的有效交流，这才可以让中国外交发挥实效。
10、放弃”文化渗透“外交宣传
中国在全球创办了诸多”孔子学院“，不仅饱受诟病而且收效甚微。中国需要提升自身的”软实力“，不应该通过“文化渗透”来完成，而应该通过“文化交流”来完成。孔子学院劳民伤财，所在国家并不重视，还不如通过正常学术交流、商业合作、旅游观光来增进国家间的了解，这样才可以建立起互信互利。“打铁需要本身硬”，只有把中国自身建设好，才对其他国家具有吸引力，也才可以受到尊重从而有效交流。
11、放弃“泛政治化”民间活动
中国的一切民间活动尤其是体育竞技被严重“泛政治化”从而被扭曲，其结果是中国自身形象严重受损。民间活动就是民间活动，他们更多是国际间民间交流的一种途径，其目的在于增进了解，而不是变成政治斗争的新战场。过于看重民间活动的输赢，甚至把失败看成“丢人”甚至视为“国耻”，只能说这样的国家极其幼稚可笑。巴西足球霸主地位，并不能为其征得更多的外交发言权；中国创办奥运会甚至金牌众多，也不能改变中国被政治歧视的现实，倒是姚明让美国人看到不一样的中国风格。中国应该放弃在政治上为民间活动推波助澜，节省政治资源从而为本国政治事务做贡献。
中国需要正常外交思维，中国需要正常的外交官，而不是翻译官、新闻官兼职外交官。外交官应该是中国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的维护者，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宣扬者。当中国外交不再考虑敌我只考虑得失与是非，中国外交也就告别了弱智走向了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