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1906年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家道殷实的官僚家庭。陆德回忆说父亲参加革命很早,但他参加革命的原因却和别人不一样。那个动荡的年代,很多人是因为吃不上饭,家庭贫困而起身反抗,参加革命。而陆定一从小过的是诗礼相传,衣食无忧的生活。他1925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
1925年秋,陆定一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世纪20年代末,曾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少共国际代表,是党的第一代革命家,也是共青团第一代领导人。陆德的外公严朴也是中共第一代的早期革命家,他1925年参加革命,是江南一带有名的农民革命领袖。严朴家是无锡有名的大财主,但早在1920年左右就把自己的田地分给了农民,之后又变卖了家产,投身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曾在瑞金苏维埃政府任财政部副部长。陈云曾称赞他是“三公子毁家闹革命”。陆德的母亲严慰冰,一个典型的江南才女也弃富家千金的身份,追随丈夫和父亲,为同一个理想革命而无怨无悔。
早期红军条件恶劣,但陆定一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即便是长征这样艰苦卓绝的过程中(陆定一被“王明路线”打击,长征中丢官罢职,只是一名普通战士宣传员),在他的文笔下依然产生的是像《老山界》那样的革命英雄情怀。
“满天都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连到天上跟星光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还是星星。” 高山的陡立,夜行军的气势??一篇写景写情,险中有美的散文《老山界》,正是文由心生的写照。这篇文章后来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几十年来感染了整整一代人,也让后辈深深记住了“陆定一”这个名字。据老红军赵发生在《人民日报》中报导,“万里长征”这一“政治术语”也是由陆定一提出来的。陆定一在长征中还与作曲家贾拓夫等人创作了《会师歌》、《打骑兵歌》、《长征歌》,其中《会师歌》是建国十周年大型歌舞剧《东方红》中的主题歌之一。这些革命歌曲都被后世流传。
“德”的渊源
1942年,延安边区最困难的时期,陆德降生了。因为是早产儿,陆德刚出生时的体重仅仅有4.5磅,严慰冰没有一滴奶水,小陆德的体重很快又掉到3.6镑,命悬在了生死线上。那时延安只有一头奶牛,每天警卫员过河去取奶,所有中央领导同志,一家只能分到一瓶奶。朱老总得知陆德的情况,就把自己的那一份让给了陆家。因为延安的医院条件差,没有婴儿暖房,朱老总同时又把自己的暖水袋拿出来给陆德用。后来李井泉的夫人刚生完孩子就把陆德抱去,给他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哺乳,给陆德喂奶的,还有一位“廖妈妈”。可以说,陆德是用“革命的奶水”哺育成活的。
“对于这些无私帮助,我父亲很感动,为此给我取名为陆德德,一为纪念朱德,二是提醒自己以德报德”。直到1961年,陆德准备参军上大学,他觉得“德德”这个名字太小孩子气,才提出改名字。一次观看文艺演出的中场休息时,陆定一向郭沫若提起:“我孩子马上就入大学了,但他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合适,请您给他改一改。”郭老就问一旁的陆德叫什么名字,陆德回答:“叫德德”。郭老晃着头想了想说:“就改叫陆德吧,少了一个字,但是意思没有变,多快好省!”
但这个寄寓了美好的希望,意义丰富的名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却成了陆定一反党的“罪状”之一。有人诬陷“陆定一给孩子起的名字‘德德’,一个是朱德的德,一个是彭德怀的德。彭德怀是反党的,说明陆定一很早就有反党之心。”对此,陆定一反驳说:“这是形而上学的解释,第一,众所周知,陆德的‘德’是为朱老总起的。第二,即使是为了纪念彭德怀,当时彭德怀是解放区的副总司令,后来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彭德怀是我们自己的革命同志,毛主席当时不也亲笔题词‘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嘛!‘陆德德’这个名字是1942年起的,你们不能把庐山会议以后才发生的情况来定罪之前的事。”
陆德认为自己的父亲陆定一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一个坚持理想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看重的就是对“德”的清守和对“德”的忠贞回报。“陆德”这个名字,也反映出父亲对陆家延续“德”的期望。
尊重事实提倡多元
陆定一学识渊博,对古典文学和历史造诣深厚,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丰富的知识,英文水平也非常高。毛主席与美国记者斯特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重要谈话,就是陆定一直接翻译的。陆德回忆说:“父亲对待工作非常认真,他的文章从来不让秘书来代笔,几十年来都是自己在“爬格子”,他笔耕勤奋而且谦虚好学。对不熟悉的领域和不懂的问题,都会虚心请教,查典据籍并还邀请专家讲解,学术上非常严谨。例如,上个世纪60年代,他对原子物理不懂,就专门请何祚庥来给他讲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才被迫中止。柯祚庥曾感叹:‘这么大的领导干部,如此学习的没见过’。如此好学不倦,使陆定一写的文章和别人不同,提的方针政策务实而具有针对性。
陆定一是中国“新闻定义”的提出者。早在1942年4月,陆定一负责编辑《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就撰写了《从实际出发》等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同年8月,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他撰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提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短短的13个字,是各种新闻定义中最短的一条,但却涵盖了新闻的所有特质。他明确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强调新闻坚持唯物主义观点。提出”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东西”。他始终坚持新闻的客观真实性和及时准确性,反对那种以“政治性”为借口,以“政治”为理由而强奸客观篡改事实的做法,认为这就失去了新闻的真谛。
著名的“双百方针”也是由陆定一提出的。陆定一在1956年4月27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双百”的主张,被毛泽东在28日的总结发言中肯定,其双百的名称则是由陈伯达建议的。1956年5月26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肯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明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我党发展科学艺术文化的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
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59年,陆定一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他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他兼任文化部部长。长期负责党的宣传文教工作,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和发展党的宣传文化教育事业,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党的“教育方针”也是陆定一提出的。
“他这一辈子,主要是管文教卫体宣,他希望以他的努力,至少在这个范围内中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父亲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那种大政治环境中提出‘双百’方针,提出允许不同学术派别自由辩论,不要乱戴‘政治帽子’,不要一派压一派,‘要允许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要把学术和科学技术研究同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父亲提出这些主张是十分不易的。父亲在晚年时曾对我讲‘总希望在文化、学术领域能创出一个自由研讨,畅所欲言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促其蓬勃发展。’这是他一生中的理想追求。”
陆德说:“从建国到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文革以前所提出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建设方针和口号都已不再提了,唯有‘双百方针’仍作为‘政治开放’后的一项重要政策,作为‘先进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被延续下来。说明我国的改革开放,又向政治民主化进程前进了一大步,这是可以告慰父亲的。”
狂涛激流中的坚定
“我父亲的个人遭遇和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命运起伏是相应的。尤其是解放后,知识分子政策被扭曲的时候,我父亲也被揪出来批斗并入狱关押;文化大革命结束,知识分子政策重新被树立,也是陆定一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之时。”
文化大革命开始,因为严慰冰反对叶群和林彪,被打成反革命,抓捕入狱。当时陆定一正在外地视察,他是回到北京在机场才被通知妻子被抓,全家已搬离中南海的消息。之后陆德等孩子们随父亲搬去安儿胡同一个有两进院的房子。陆家人住里院,外院是警卫班,其实也是对陆家的监禁。但这种看似平静的日子也没过多久。“一天,中央文革来人了,把我们孩子们叫到外院谈话。没多久就听着里院很乱,肯定是出事了。当我们冲出来的时候,父亲的影子都没了。后来才知道他被抓进了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一个6平方米的单人囚室,里面没有床,只有地铺,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68164”。它有特定的含义:68–入狱时间,1968年;1– 特等犯人;64–这个囚犯的编号。
整整13年,陆定一被隔离关押,子女不能见他。究其原因,是因为陆定一坚持不认“罪”,而且不揭发其他“党羽”。一位参加“公审四人帮”陪审团的领导同志后来和陆德谈起陆定一的狱中情景时,非常感慨地说:“我看过所有被关押审查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审讯材料,你爸爸真是个硬骨头,他是我知道的在中央委员中唯一没有揭发过他人的老同志。”
文化大革命影响了陆家两代人。陆定一被抓后不久,江青又点了四个孩子的名:陆德,陈小鲁(陈毅之子),粟函生(粟裕之子),董良翮(董必武之子)。中央文革要他们到公安部投案并接受审查。这四个孩子中,陆德是唯一从清华大学被直接押送到公安部的,之后他在监狱待了6年。“在监狱中他们要我揭发我父亲,按着他们的调子说。不然就不给饭吃,还要挨打。一次我被推到黑屋子里,几个人轮番踢打。在‘学习班’中挨批斗殴打,最终被打断了一根肋骨??”至今在陆德右胸,还可以摸到那段肋骨断裂的结节,他笑说现在已经感觉不到疼了。但是这段伤我想却印进了他的整个人生。
陆德讲:“当时为了整掉父亲。‘中央专案组’采用的是‘株连九族’的做法,不管有无问题,陆定一的主要亲属都抓起来,被关押多达63人一年。我的外婆和叔叔被整死,一位不愿说假话的证人被‘专案组’打死,一位副部长自杀。我妈妈被戴‘背铐’就5年多,两手铐在背后不让摘,吃饭都是跪在地上舔食。但这都不能摧毁他们的意志。”
陆德的弟弟妹妹虽然没有受到直接牵连,但是日子也过得很苦。“我住监狱的时候,弟弟妹妹也被赶出去家门,我妹妹终日要低头沉默,弟弟在清华武斗的时候,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要去火车站长凳上过夜。一个月他们只能领到18元,每天6毛钱,只够大学里的饭费。但是就这样,得知我在狱中得了肝炎,弟弟每月探监时还会给我带两斤红糖,出狱后我才知道,这是用他每天省一顿饭的钱买的……”
父亲的言传身教
文革期间,陆定一被定为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一员。陆德说“我父亲是一个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人,从不去拉帮结派。但他也是个十分有情有义的人。廖承志曾被捆着长征,当他到达延安想照张像给妈妈何香凝报个平安时,连完整的衣服都没有。父亲那时脱下自己的衣服借给了廖承志。今天还能在军事革命博物馆里看到那张廖承志的长征照片,他当时穿的就是我父亲的衣服。而当父亲进监狱的时候,‘中央专案组’为了发现所谓的“罪证”,不仅家里被掘地三尺,就连他身上的笔、表都被拆卸了。父亲出狱后,廖承志去医院看望他,看到父亲手臂上连个手表都没有,便脱下了自己的手表戴在父亲的腕上。直到1996年去世,我父亲戴的一直就是廖公的那块手表。”
因为工作忙,陆定一和孩子们的直接交流的机会并不多。尤其是建国后,陆定一的上班时间和毛泽东的工作时间是对应的。主席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父亲白天黑夜都要工作。当时他担任中宣部部长,人民日报的社论必须在他签字后才能发。人民日报每天凌晨2点开始排版,所以他必须两点前把文章批完。陆定一每晚都要两点以后才能睡觉。孩子们和他最多只能一起吃一顿晚饭。也只有这时他才有空问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
“他这一辈子,平常很少找我们谈话。和我交流最长的一次是61年我去哈军工上大学之前,他专门抽出两天时间给我讲了一本老子道德经。他认为《道德经》充满了辩证思想,年轻人要独立思考、辩证思维,不能再是1加1等于2,很多事情都是发展变化的。他还让我重点看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他说你们走上社会必须学会辩证地看问题。”
“我父亲是一个学者,他一辈子都在看书学习。直到他去世前三天还在病床上看书。他对我们子女的要求就是好好学习,将来才能为建设新社会贡献自己的能力。但他不希望我们走仕途,他60年代就告诫我们‘不要去当官。而是好好学习科学技术’。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耽误,我弟弟应该比我在学术上走得更远,他在中学就连续获得5枚‘学习优秀奖章’。如今,我们三个孩子都是技术型的干部,没有一个是企图走仕途的。”
陆德和妹妹陆瑞君,弟弟陆健健都把父亲当作心中的行为典范。没有文字的照本宣科,他们却在日常生活中模仿着父亲的一言一行,规范着自己的道德行为。
“父亲去世后,他的悼念活动按规格是500人的悼念规格。但要求前来悼念的人很多,迫使讣告最后连续加印六次,后来是中央办公厅不同意再给加印了,最后约4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这是政治局常委悼念的规格。父亲去世前并不身处非常显赫的地位,没想到影响那么大。那一次让我们全家人颇受感动。”
回忆起那次追悼活动,陆德讲说:“父亲是知识分子出身,在‘七大’的30几位中央委员中他是唯一的一位大学毕业生。他提出得‘新闻定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方针,反映了新闻,文化艺书和科学发展的真实规律和客观要求,也反映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品德和‘骨质’(敢于直言,刚正不阿,坚持真理)。这些主张,是有些同志提都不敢提的;父亲一生经历坎坷,三次被打倒,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而父亲的命运变化,又是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变化紧密相连的,是两条完全相同变化的‘平行’曲线。正因为这样,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敬仰尊重他,把父亲当作自己的亲人和挚友来怀念他。他们希望能有这样一位领导人来为知识分子讲话。”
陆定一为了对理想的追求和对事实的坚持,与家人一起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跋涉和生活磨砺。陆德回想起父亲的点点滴滴,不避谈矛盾,但也没有沉浸于对苦难的申述,他的表情和语气里有一种超然的平静,我们更多的是感受到的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敬仰。陆定一临终时遗嘱上说:‘参加革命几十年,几经生死,我无愧无怨’。”
不为仕途奔波的陆德,秉承父亲的期望,把时间更多地用于研究自己的专业。在陆德心中,如何把承自父亲的坚定求实的精神传递下去,是他作为陆定一长子对社会,对家庭的责任。
陆定一的子女都有谁？
唐继贞孙女(陆小定之女) 赖普恩女婿 陆健健儿子 陆星子孙女 陆继朴孙子(陆健健之子) 赖章盛外孙
唐义贞第一任夫人 陆叶坪女儿(唐义贞生) 陆小定儿子(唐义贞生)
严慰冰第二任夫人 陆德长子 陆承贞孙女(陆小定之女)
陆定一的孙子陆昊为误传
陆昊出生在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陆鸿生，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机电学院的退休教授。
陆定一同志学识渊博，对古典文学和历史造诣较深，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丰富的知识。他的英文水平较高，青年时代翻译了不少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在延安时期，曾参与毛泽东同志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翻译工作。他注重调查研究。1991年他85岁高龄时，还主持编辑了他从1926年到1990年的文稿，在亲自撰写的文集的自序中，以简练的文笔颂扬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著有《金色的鱼钩》、《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老山界》等等。
陆定一蒙冤记
“文革”之前，陆定一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狂飙天落，他成为第一批被打倒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随之而来的是批斗、关押，在铁窗中度过了13年的囚徒生涯。然而，批斗、镣铐、名誉扫地都没有能够动摇陆定一的政治信念，越是在逆境和危机面前，陆定一越是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忍与顽强。
风生水起
1966年初，山雨欲来风满楼。
围绕《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斗争的风云翻涌，毛泽东对中宣部、北京市委越来越不满。3月17日至20日，他在杭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严厉地批评中宣部及北京市委；3月28日，在同康生的谈话中，毛泽东再次批评与警告：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他还说，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就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陆定一听了传达，感到异常困惑与惶恐。就在这时，又出现了一件令陆定一震惊的事。一天上午，陆定一如约来到了彭真的家。彭真拿出一叠材料，对他说：“这是公安部转来的一批匿名信的照片，这些信大部分是写给叶群一家的。公安部派人到严慰冰的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调取严慰冰的档案，查对笔迹，最终断定匿名信出自严慰冰之手。”
陆定一感到震惊，也感到不可思议。他确实不知情，更不赞成妻子的这种“玩火”行为，他说：“这样的信是起不了效果的。有意见就公开提嘛!”此后，关于写“匿名信”的动机，陆定一多次说过，他请教过医生，确实有这样的精神病，平时一切正常，发作时精神就错乱了，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严慰冰正是属于这样的精神疾病。
与彭真谈话之后，陆定一遵照中央的决定，采取回避的态度，到江西、安徽作“调查研究”。不久，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突然来到合肥，他们受中央委派通知陆定一：严慰冰已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并于4月28日逮捕。
严慰冰要出事，这在陆定一的意料之中，但竟以“现行反革命罪”抓起来，却是他始料不及的。他没有想到事情竟如此严重。两位副部长还传达了中央的意见，要他遵守五件事，其中有：不要将此事泄露，不与严家人来往，在外地逗留得久些，不要立即回京。陆定一表示照办，并接受张子意的建议，写信给中央，表明自己拥护中央的决定和遵守五条规定。
然而，灾难还是落在了他的头上。5月6日，陆定一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打来的电话，通知他立即回京，参加党的重要会议。
匆匆飞回北京的陆定一，按照指定的时间，赶到会场，会议已经开始了，迟到的陆定一立即陷入围攻之中。在林彪的布置下，特别就匿名信横加责难，说严慰冰的匿名信是“反革命”。严慰冰不是“单干户”，而是有“同谋者”，陆定一就是指使者与主谋。他的家庭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夫妻店”。
陆定一有口难辩。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决定成立了以康生为顾问、陈伯达为组长、江青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文化大革命”的狂飚开始席卷全国。5月23日，中央通过了立案审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等人职务的决定。在对陆定一的决定中说：“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9月30日，又正式公布了对陆定一实行“隔离反省”的决定，至此，陆定一被彻底打倒。
身陷“秦城”
1968年4月下旬，陆定一被移送到秦城监狱，这是他第一次尝到牢狱的滋味。陆定一革命四十多年，曾在白区做地下工作，虽然他随时都做好了被捕入狱的准备，但是每一次都化险为夷。这次入狱，是陆定一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陆定一按规定脱去身上的衣服，换上黑色的囚衣，钢笔、手表也都被留下了。这里有几座楼房，他被带进其中的一座，楼道两旁的铁门上都挂着锁。押送他的人把他推进一个打开的小门中，“咣当”一声，铁门又关上了。陆定一心里明白，他已经成为阶下囚。
在此之前，陆定一在看守所里已被关押了近两年，在严刑逼供下，他三次绝食、多次上书，但种种的抗争只是加重了他的“罪行”。
对这段经历，陆定一后来回忆说：
1967年10月9日，我被捕了。连续三天，有9个人审讯我。动了刑，没有结果。就给我上手铐，刺进皮肉，很痛。接着又拷打，又上刑。
他们根本不问我，也不问彭、罗、陆、杨的关系，硬给我加上“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逼我招供。我受不了酷刑，人都快要死了，就按他们要的“招供”!
从此，我就胡说八道。说什么假话，他们都爱听。他们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假话。不说怎么办?死不了，就得说假话。党内有些人就爱听假话。
口子一开，堵不住了。我就按他们要的，写了假口供。
接着，他们就把我送进监狱。
我的编号是68164号，即1968年1号要犯，64号。
在监狱，受虐待，我生了气。想不通，生闷气，肚子里生起硬块，眼底开始出血。把我送到同仁医院，用镜子一检查，医生说，你这病，要靠你自己治。你要自己消气，把硬块消化吸收。你不要生气，你要学会笑，大声地笑。
从医院回到秦城监狱，我就学笑。不笑也要笑，哈哈大笑，像演戏的大花脸那样，哈哈大笑。监狱里，有一块门板，上下两部分。哨兵上上下下望，干涉我，要我不要笑，禁止我笑。我说，我有笑的本事。
不让笑，怎么办?我就唱，大声地唱。又笑又唱，又唱又笑，经过半年多，用笑用唱的方法，果然治好了肚子里的硬块。
长期囚禁在单人牢房里，容易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缺乏人际间的交流，精神会失常；二是除了审讯之外，没有人和他说话，可能失去说话的功能。陆定一也担心会出现这种现象，于是想办法避免，办法之一是哈哈大笑，办法之二是唱京戏。就是靠笑和唱，治好了肚子里的肿块，也使他没有失去说话的功能。
“中统特务”
陆定一是因“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案与“严慰冰的反革命”案被捕的，但是，每次提审，审问的人不过问他与彭德怀、罗瑞卿、杨尚昆之间的关系，而是纠缠匿名信的问题，再就是要把他搞成“特务”、“内奸”。“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匿名信”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但陆定一并没有获释，反而被宣布是“内奸嫌疑”。陆定一革命几十年，从来没有被捕过，同内奸嫌疑根本挨不上边。那么，他是怎样被诬陷成“中统特务”的呢?
1968年5月，“陆定一专案组”的三个人奉命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点名要提审职位最高的中统特务。在管理所人员的陪同下，原国民党中统局秘书张文被带到审讯室。“专案组”的态度十分严肃，命令张文交待关于中统特务打入共产党中央的内线。
审问了一天，没有收获，三个人便按照既定程序，再宣布政策，再背诵语录，可张文仍然答不上来。提审者拍桌子，严厉训斥，不起作用，只好命张文回去好好回忆。
回到宿舍，张文苦思冥想，想起了一件事：在1947年的一次高干会上，中统局长叶秀峰通报了上海区破获的几件共产党案件，并表扬该区负责人的工作有成效。在讲话中，叶秀峰还自鸣得意地说：“以前共产党打进我们的心脏，现在共产党中央也有我们的人了。”对于前半句，大家心里都明白，那是指共产党人钱壮飞，可是，对于后半句，大家就猜不透了，叶秀峰所说的“我们的人”究竟是谁，没有人知道。 第二天，张文将这件事交待出来。三人听了，立即兴奋起来，一个劲儿地追问：“这个人是谁?”
“不知道，叶秀蜂没有讲出名字。”张文老老实实地回答。 三个人不信，硬说张文有顾虑，于是再宣布政策，再背诵毛主席语录，再令张认真反省，一直搞到天黑。张文被搞得晕头转向，三个人也精疲力竭。 第三天，再被提审，张文的回答还是与前两次相同。三个人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威胁说，再不交待就一枪崩了你。其中一个人提示：叶秀峰所说的那个人是不是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
经过连续三天的提审，张文明显感觉到一次比一次严厉，如果不说假话，恐怕难过此关，于是顺着专案组人员的提示回答说：“是的，叶曾说过，那个人就是陆定一。”
听到“陆定一”三个字，三人露出得意的笑容，当即令张文写出书面供词，并说只写这一段就行了。张文遵命随即写出这样一段话：当时叶秀峰所讲的“共产党中央也有我们的人”，这个人就是陆定一。
这份几行字的供词被小心地放在文件包里，三个人扬长而去。
1974年9月，“四人帮”又派人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提审张文，张文写了一份与1968年那份供词基本相同的供词。
1975年中共中央25号文件为陆定一正式定性，而张文的那份供词作为主要证据向全国传达。
粉碎“四人帮”后，已经获特赦的张文在听取揭批“四人帮”罪行传达后，才如梦初醒。原来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采取“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卑鄙伎俩来打倒老干部。由此联想到自己在改造期间所写的两份不实供词，心里觉得特别不安，一种负罪感总是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系列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在这股春风的吹拂下，1984年11月和1985年10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军委整党办先后派人到张文家中，查询核实当年的讲话内容，以及如何被逼供、诱供的经过。这时，陆定一案已经彻底平反，林彪、“四人帮”强加在陆定一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已经彻底推翻。张文终于可以将事情的真实情况讲出来，他感到如释重负，为自己能在有生之年纠正错误而感到庆幸。
“阶级异己分子”
陆定一的另一罪状就是“阶级异己分子”，其“根据”就是他接受了父亲的2000元的“遗产”。其实，这件事情本来很清楚，但林彪、“四人帮”硬是揪住不放，大做文章，目的就是要打倒陆定一。
陆定一的第一位夫人叫唐义贞，比陆定一小三岁，生于湖北武昌金口镇一个中医家庭。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18岁的唐义贞被党组织送到苏联，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办的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她遇见了陆定一，两人一见如故，1929年结为夫妇。1930年夏天，陆定一与唐义贞先后回国。1931年春天，在顾顺章叛变革命的最严峻时刻，陆定一夫妇在自己的住所接待了周恩来。同年9月，唐义贞随陆定一到了瑞金。此时陆定一已由团中央巡视员改任苏区团中央宣传部长。他们在叶坪附近一座废庙里安了家，第一个女孩也是在这里降生的，取名“叶坪”。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唐义贞因为怀孕，被留了下来。望着腹部隆起、步履蹒跚的妻子，陆定一依依不舍。唐义贞也清楚这可能是诀别，但两人都尽力抑制自己的感情。红军主力撤出中央根据地后，唐义贞随福建省委秘书长毛泽覃一行人前往长汀。11月19日，唐义贞在邓子恢母亲杨老太太陪伴下，到达长汀圭田，第二天便生下一个男孩。十几天后，她含泪和新生婴儿分别，回到了队伍。不久，唐义贞在突围中被俘。1935年1月31日凌晨，唐义贞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当时她还不满26岁。而此时，陆定一跟随党中央、毛泽东长征到了陕北，并参加了东征和西征。不久，因为旧疾发作，陆定一不得不请假去南京治疗。在治病期间，他接受了父亲留下来的2000元钱，并将其中的1000元给了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作为党费上交；另外1000元交给了妻子的长兄唐义精，用来寻找留在江西老区的女儿叶坪。当时，他并不知道，他那个未曾谋面的儿子还活着。
陆定一对唐义精说：“现在有了线索，就有找到叶坪的希望，但我要回前线，没有时间和精力，就只有拜托你们了。”他还嘱咐：“如果发现其他同志失散的孩子，也一并找回来。”因为他知道刘伯坚烈士的儿子也留在江西。
唐义精当时是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五四时期与恽代英是挚友，一起投身爱国运动。1938年，日寇进攻日紧，达官贵人和政府机关纷纷关门收拾行李，准备撤离武汉。唐义精决定把武昌艺专西迁四川，可是经费无着落，只好动用陆定一留下的这笔钱。为慎重起见，唐义精请学校董事会会长蒋兰圃手写了借据一张，注明是借用这笔钱来迁校，将来有钱再还，以便继续寻找叶坪。这张借据曾由唐义精夫人张瑛保存，后因当事人先后亡故，又经战乱不知去向。
唐义精与五弟唐一禾一起组织了学校的西迁，到重庆后，他继续履行陆定一的嘱托，不断地打听叶坪的下落。不幸的是，1944年3月，兄弟俩赴重庆开会途中，因翻船，双双身亡。
陆定一的本意是用这1000元寻找女儿和其他同志失散在老区的后代。但在国家危难之际，这笔钱借唐义精、唐一禾之手，用于民族艺术事业，不仅保住了武昌艺专，还培育了大批艺术骨干。“文革”中，“陆定一专案组”曾到武汉取证，唐一禾夫人熊明谦和武汉艺术学院院长杨立光都说明这1000元用于武昌艺专的搬迁上，但“四人帮”仍诬蔑陆定一是“阶级异己分子”。
迟到的春风
1975年，中国大地有了一点春的气息。邓小平复出并进行了“全面整顿”。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推
动下，中央落实政策，在解放干部方面采取了重大步骤，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大多数被关押审查者得到解脱，搞清楚的还进行了平反。这使300多名高级干部获得解放，其中一些人还陆续分配了工作。
这年，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陆定一的问题。会议给陆定一定下三条罪状：一、阶级异己分子；二、反党分子；三、内奸嫌疑。会议还做出“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这次会议，周恩来因病重没有出席，邓小平提出了“还是留在党内”的意见，但他孤掌难鸣，没有被接受。
这个决议被作为中共中央1975年25号文件下发全国，党内外都传达了，直到居民委员会，传达范围之广在“文革”中也是不多见的。这份红头文件同时也决定：释放陆定一出狱，离开北京，放回原籍，每月发200元生活费。
陆定一被软禁、关押已有九年多了，能够出狱回家，当然是件好事。但是，要出狱，就先要签字，签了字就等于承认了自己是“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内奸嫌疑”。陆定一不同意这三项罪状，拒绝签字，只好在监狱又蹲下去。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了，十年的大动乱宣告结束。
这年年底，陆定一的心脏病又犯了，必须到医院治疗，但他并没有获得自由，而是被安排在复兴医院监狱病室就医。病房也是牢房，有铁门，有看守，有监视。
病稍好了，陆定一继续进行申诉。他写信给公安部部长和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请他们转呈中共中央。这时已是1978年11月，中央正在召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工作会议。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同时提出：完成工作重点的转移，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此，必须落实党的政策，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
1978年12月2日，陆定一终于在这一天重见天日。一位中组部的副部长和一位公安部的副部长驱车来到复兴医院监狱病室，把陆定一接出去，并告诉他中央将为他平反。
陆定一说：“能为我平反，这不简单，不简单啊!我的案子该叫‘冤案’吧?”“是错案。”来人回答说。
陆定一出狱的前一天，严慰冰也出狱了。
从1966年5月8日被软禁，到后来的十年牢狱之灾，失去自由近13年的陆定一有着一种恍如隔世的慨叹与无奈。出狱后，陆定一曾在一首诗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出入几生死，往事泣鬼神。”足以表明他在世事沧桑面前的庆幸和泰然。
后记：1979年6月，陆定一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副主席。同年9月，在党的第十一届四中全会上，陆定一被补选为中央委员。1980年3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1983年6月，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在党的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陆定一学识渊博，古典文学和历史研究的造诣很深，尤其是他的英文水平极高，在延安时，陆定一曾担任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翻译；
1996年5月9日，陆定一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