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一个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战斗了四十多年的老共产党员,就这样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夺去了生命。那时,象您这样的老革命,被他们害得家破人亡的不知有多少呵!这些用血和泪写成的事实,就是林彪、“四人帮”所谓的“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政治内容。爸,今天可以告慰您的是:这些淋漓的鲜血已经提醒人们,永远记住这些奇耻大恨,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了。

爸,我在给您写信。

人们一定会奇怪:“你的爸爸不是早就离开人间了吗?”是的,早在九年前,您就化成灰烬了,可是对我来说,您却从来没有死。我绝不相信象您这样的人会死!您只是躯体离开了我们,您的精神却一直紧紧地结合在我的生命中。您过去常说我们是相依为命的父女,现在我们依然如此。爸爸呀!你我虽然隔着两个世界,永无再见面的那一天,但我却铭心刻骨,昼夜思念,与您从未有片刻分离……

爸,九年前,您含冤死去;九年来,我饮恨活着。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简直无法想象您这么一条硬铮铮的汉子,是如何咽下最后的一口气;同样,您也想象不到在您印象中如此脆弱的女儿,又是怎样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

爸,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半夜里有几个同学猛然把我从睡梦中叫醒,递给我一张《打倒陶铸》的传单,上面印着江青、陈伯达等人一月四日对一些群众组织的讲话,说您“背着中央文革小组独断专行”,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他们要“发动群众”把您“揪出来”。记得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离开北京回上海时,妈妈曾对我说:爸爸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弄不好就会粉身碎骨,你要事事谨慎……。当时,我以为妈妈只是一般的叮咛,没有在意。可是,现在竟然真的大祸临头。同学们劝我赶快给家里打电话。电话是妈妈接的。她讲:“情况就是这样,可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爸爸也不知道,他当时还在接见群众组织的代表呢!”听了妈妈的话,我惊奇极了,也伤心极了。您知道女儿是单纯的,我不敢想,可无情的现实却逼得我不能不想:为什么江青、陈伯达他们要这样从背后捅您一刀?这难道光明磊落吗?可怜的爸爸,在您被抛出来的最后一瞬间还被蒙在鼓里,成了一个可耻的政治骗局的无辜牺牲者。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常委,政府的一个副总理,没有经过党的任何会议,党也没有做过任何决议,以后也没有追发过任何补充文件,就这样任凭几个人的信口雌黄,莫明其妙地被赶出政治舞台,横遭囚禁迫害,我想不通,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

许多朦胧的往事一下子涌到眼前。我想起:不久前,有些叔叔、阿姨悄悄告诉我:“亮亮,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搬出钓鱼台吗?那是因为你爸爸到中央工作后,江青他们想拉他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带头向小平同志发难,被你爸爸拒绝了。”“亮亮,因为保一些干部,你爸爸跟江青、陈伯达他们顶得很厉害,听说江青对他发了好几次脾气,这样下去可要吃亏的。”“亮亮,你该提醒爸爸,江青不好惹,能退让就退让点吧!”这些叔叔、阿姨的劝告当然都是一片好心,可我知道:违心的事爸爸是不会干的。当时,我虽然摸不清政治斗争的深浅,可心里一直为您不安,我万万没有想到大难临头得如此迅速,如此猛烈。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惊涛骇浪打得头晕目眩……

八月,我们想尽了办法才得到允许去北京看您,那时,您和病中的妈妈被软禁在字廊的住所里。一路上,我不停地设想即将相逢的情景,当我兴冲冲而又心神不安地走进家门时,一眼就看到出来接我的您,您象孩子一样的高兴,但我却愣住了:一个声音嘶哑,头发花白,驼背的老人出现在我面前。这哪象我那生龙活虎的爸爸呀!爸,仅仅几个月的工夫,您怎么就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了呢?我心酸地仔细看着您:深感负疚的痛苦,茫然不解的思索,强捺在心里的愤怒,都汇集在您那皱起的眉峰和额头上,但您的目光依然炯炯有神,就象两团燃烧的火。看着您,我心酸,我心痛。我怕您看出我的悲痛,就假装着去洗脸,可是任凭怎样擦,也擦不尽刷刷下落的泪水;怎么忍,也忍不住喉头的哽噎。过了一会儿,妈妈进来找我,轻轻地对我说:“亮亮,你要坚强些,父亲和我都不喜欢你这样子。”爸爸,从那时起到现在十一年过去了,可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眼前……

在字廊的一个月,是我与您相处的最后一段日子,如果当时能知道这点,我一定会千倍、万倍地珍惜它。当时,您已完全丧失了自由,饮食起居都有专人监视,您除了被带去看大字报外,只有晚饭过后的那段时间能到屋外的廊上放放风。您是个从不停息的人,可现在却硬是被关在笼子里,外面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正在冲击着整个中国,您怎么能不为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担忧呢?江青一伙虽然使您身陷囹圄,但他们何曾有一时能囚禁住您那颗为国为民的心!您有在思索时踱步的习惯,我记得,那时您每天都用急促的步子在不大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您经常是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这样急促地走着,走着……。虽然您从来没向我流露过一句内心的愤懑和焦灼,可我从那急促沉重的脚步声中却听到了您热血的沸腾。您当时的情景真象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猛虎。爸爸,您可知道,从此我就不爱去动物园了,因为每当我看到孩子们兴高采烈地逗弄铁笼里的老虎时,我立刻就想到您,一种触动隐伤的痛苦常常催我泪下……

我还记得,您多么珍惜那短短的放风。您经常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四周池水里的荷花,对我说:“亮亮,你要好好记住它。你看它出污泥而不染,光明磊落,象征了一种崇高的品德。”直到今日,我眼前还时时清晰地浮现您当日目视荷花的那种专心致志的样子。爸爸,从此我也爱上了荷花,因为我知道,您是在用荷花来寄托自己的情操和志向呵!

由于监管的人监视很严,我们不能谈任何现实情况,您就给我讲历史上的直节忠臣的故事。您是那样满怀激情地给我讲汉朝的范滂如何刚直不阿,挺身就险,跟擅权祸国的宦官阉党作斗争;您又是那样情真意切地给我讲为官清正廉洁、关心人民疾苦的宋代贤臣范仲淹,如何不畏权贵,抨击时弊,在被贬外逐时,还念念不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一次,您意味深长地给我讲李贺的诗:“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您说:“亮亮,你领会到了吗?李贺在这里寄喻了自己在困厄时的苦闷心情和他不甘在伤感中消沉的决心。”爸爸,您在这里借李贺的诗向女儿表达了自己的处境和心情,您是多么渴望着鸡鸣天亮啊!尽管在监禁中您也不悲戚伤感,仍然壮怀激烈地向往着“拏云”的心事。我看着,听着,我的整个身心都融汇在您的思想感情中。爸爸,您可知道,您的气质使软弱的女儿也因此坚强起来,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您当日的这些囚训,也就领悟得越来越深,到后来简直是刻骨铭心了。

妈妈经常为您担心。记得,有次她劝您:“人家已经批判你搞封资修,现在,你何苦还说这些?!”您听后,气愤地说:“嘿,我就是因为不会给他们叩头下跪才落得今天这个下场!以后,我也还要凭着这点骨气活下去。”十一年过去了,您的这段话一直在激励着我,鼓舞着我,每当我在困苦挫折中稍存气馁和懈怠时,我的耳边就会立刻回响起您的这段话。我是陶铸的女儿,我也要有爸爸的骨气。

为了把您搞臭,江青和陈伯达等人无中生有地在社会上散布您是叛徒,然后又伪造民意,加害于您。那时,我单纯得象一泓清水,当我初次听到您是“叛徒”的流言时,我的心僵硬了。半年多来,出自江青、陈伯达之口对您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种种诬陷,我都嗤之以鼻。我从小在您的教育下长大,您是怎样一心一意为党和人民拚命地工作,我十分清楚。他们诬陷您反毛主席,可我看到的却是您每当谈到毛主席时的那种肃然起敬的敬仰和深情。我从小就听您的教诲,我身上所有的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情,大都是从您那儿得来的,我怎么能怀疑您?我又怎么能怀疑自己?可说您是叛徒,我的心就乱了,虽然我脑海里装的都是过去那些叔叔、阿姨讲给我听的关于您在南京国民党狱中英勇斗争的故事,可这终归是听说呀,难道连叛徒这样重大的问题也能编造吗?有一次,趁监管的人不注意,我心怀疑虑地质问您:“你出卖过同志吗?”听了我突如其来的质问,您一下子愣住了,十分恼火,愤怒地直视着我的眼睛,难过地说:“难道你也不相信爸爸?我是宁愿把自己的热血全洒在地上,也不会做对不起党的事的!”这件事我记得太清楚了,您当时的表情,是只有受了最大伤害和委屈的人才会有的。今天,写到这里,您写的那首诗又字字真切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狱中

(一九三五年)

秋来风雨费吟哦,铁屋如灰黑犬多。
国未灭亡人半死,家无消息梦常过。
攘外空谈称绝学,残民工计导先河。
我欲问天何聩聩,漫凭热泪哭施罗。

(注:施罗指邓中夏、罗登贤两同志)

您这首诗其实我很小就读过,可那时不甚懂得它的价值,因此,日子一长也就慢慢忘记了。就在那次谈话过后不久,您再次把这首一九三五年在狱中写的咏志诗抄录给我。您当时的神态是那样严肃,坦然,眉宇间的凛然正气使我仅有的一丝疑问烟消云散了,我为有您这样一个经过铁窗考验的爸爸自豪。但同时,心里又罩上了一层阴影,我奇怪为什么在我们党内会有这么大的冤案?当时,您也和我一样困惑不解,我们多么渴望有一天能解开这个谜!现在,谜底揭晓了,真正的叛徒、特务就是诬害您的江青、陈伯达之流,可是爸爸,您却长眠地下,抱恨千古了……

爸爸,您还记得江青他们策划的那次批判会吗?那是一个炎热的八月天,突然有一群彪形大汉闯进来,说是要开批斗会,二话没讲就把您押走了。妈妈正患病,可是这伙人仍然硬拖妈妈去陪斗。您们走了,屋里是死样的沉寂,空荡荡的,只有屋外看守的沉闷脚步声陪着我在屋里发愣。我实在放心不下,想去看您和妈妈,又怕惹出麻烦被赶出去。正当我踌躇不决时,有个看守偷偷地走进来同情地对我说:“你想去看就去看看吧,没关系的。”爸,至今我还常常以感激的心情想起这位同志,因为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沉默的人民和民心。

我站在围斗的人群后面,悲愤地看着。当时,他们故意制造一种气氛,在那里拍摄电影,准备在全国放映。您和妈妈站在台前,那些人吼着,叫着,让你们低头认罪、背诵语录,而你们是那样不卑不亢,神态自若地对待不明真相的人的辱骂和围攻,……。对于这种人格的侮辱和摧残,我实在看不下去,不等结束就先回去了。我给您和妈妈准备热水,等您们回来好烫烫站肿了的脚……批斗会结束后,十几个人押着您回来。您气呼呼地坐在椅子上,我端着盆走过去,忽然看到您的额头上有个大包,我扑上去想帮您揉揉,可您一把将我推开,愤怒地说:“别管它,让它留着。要不是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党和毛主席,老子今天就和他们拚了!”面对您的盛怒,那些人不知所措,而我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写到这里,啊,爸爸!好象您又怒容满面地站在我的眼前……爸,我记得在这段时间里,您也有过两次极大的喜悦。一次是您被带出去看大字报回来,高兴地对妈妈和我说,刚才见到了陈毅同志,尽管周围监视的人很多,但陈伯伯还是意味深长地向您点头致意,从陈伯伯的亲切目光中,您看到了党和同志的信任。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比得到同志的信任更使您感到幸福的?当时,有许多老同志都很同情您的遭遇,他们常常冒着被牵连的危险,通过各种途径表示对您的关切。有一次,我碰到了康(克清)妈妈,她悄悄地把我叫到身边,询问您和妈妈的情况,分手时再三叮咛我,一定要劝爸爸、妈妈相信党、相信群众,要坚强地活下去。当我偷偷把这些话告诉您时,您微笑了。此后,每当我看到您在沉思时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我就知道,您又在重温同志的信任和爱,用它给自己的信仰淬火加钢……

我知道,您一直到死,心里都带着同志们的信任,它给予您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爸,那是一段多么痛苦、难堪的日子啊!但生活仍然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进。我至今能告慰自己的就是我也曾在苦难中给您带来过一点欢欣。那是一个夏日的黄昏,我轻轻地走近您,告诉您我有男朋友了。您高兴极了,激动地拉着我的手仔细地问:他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我把照片拿给您看时,您眯缝着眼认真地端详了好久,然后满意地说:“看样子人很聪明,有头脑,可你是否把咱家的情况都告诉了他?千万不要因为我连累了人家。”我知道您当时忧喜交加的复杂心情,赶忙说:“他什么都考虑过了,无论将来如何,都不后悔。”您含笑地点了点头,我以为这下子已经解除了您的疑虑,哪知道,第二天您交给我一封给他的信,里面详细地谈到了我的优点、缺点,您受审查的情况,劝他务必再做慎重考虑。爸,今天当我也有了子女时,我才越来越懂得,为什么当时您是那样地痛苦和不安:您既怕说的分量不够将来我受委屈,又怕自己受审查的严重情况吓住了这位您还不了解的年青人。您长时间对自己的受屈从未呻吟过一声,可是,那天,您却怕因自己的处境而妨碍一对年青人的幸福,感到那样愤怒和痛苦。信送走后,整天您焦躁不安,这天对您好象格外地长,直到我带来了回信。信写得很短,斩钉截铁地表示他不改变主意,他要和我结婚。这一来您再也无法按捺自己的高兴。您笑着在屋里走来走去:“我的亮亮有爱人了!”“我的亮亮有爱人了!”突然您猛地拉住我的手兴冲冲地对妈妈说:“咱们给亮亮的爱人送点礼物吧。”可已被抄了几次的家那还有什么东西?您翻了半天才找到了一架旧半导体收音机和一个亚非作家会议发的手提包。您想了想,觉得太少,又从自己身上脱下了那件穿了多年的毛衣,对我说:“亮亮,再加上这件毛衣吧,虽说旧了些,但总是爸爸的心意。爸爸实在是再没什么可送你们了!”说着,您就哈哈大笑起来,您笑得那样爽朗,那样开心,没有一点压抑和阴暗。听着您的笑声,我的忧患和伤感也都消融了……可是,他们那里允许您有一丝一毫的欢乐呢!很快,他们就强迫我们分开,再不允许我和您在一起。

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我和妈妈在广播里听到反动文痞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每一句都如钢刀扎心。他们在搞文字狱!他们在用笔杀人!我愤怒,我神志恍惚,我悲恸欲绝!可妈妈仍是镇静地面对着这拔地而起的狂风,好象一切都已在她预料之中。我和妈妈相对无言,彼此心里都明白,您这次是被彻底抛出来了……。过了一会,您走过来,两眼发直,悲愤地自言自语说:“姚文元这是置我于死地啊!”您一夜没睡,在屋里徘徊着,直到天亮。等我惴惴不安地再见您时,您已恢复了平静,好象是一夜之间您已经为自己在政治上做了最后的选择:斗争到底,绝不屈服!

一两天后,有人找我谈话,让我立即离开北京去东北白城子。当时我正发高烧,妈妈也患重病,体重只剩六十来斤。我要求暂缓几天再走,被拒绝了。为了不使您再伤心,妈妈和我没有把赶我走的事告诉您。我要走了。走前的那天晚上,我一直找各种借口呆在您的屋里,我想哭,又怕您发觉,只好强忍着。您看出我有些反常,以为是我身体不舒服,再三催我早睡,我只好走了,走了……。这一夜,我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入睡,而您则通宵在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我几次披上衣服要过去,都被妈妈拦住了。我躺在床上悲愤地想: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第二天破晓,我就起来了,见您的屋里还亮着灯,我知道您没睡,我在您的房前转了很久、很久,不能决定是否该进去同您告别。那时,我对这场斗争的残酷性怎么能估计得充分,幻想迟早总有一天会见到您,眼下您正处在极度的痛苦中,我怎么能再让您伤心?再说我也想避开使人心碎的送别场面,咬着牙没和您告别就走了。我在青海、甘肃一呆就是五年,我万万没想到从此一别,就再也没能见到您——我最亲爱的父亲,甚至连一封信他们也不允许我给您写啊!爸,我的好爸爸,您可知道,这不告而别的憾事整整折磨我十一年,十一年呵!

十一年来,我日日追悔莫及,每当想起这件事,就心如刀绞,泪不能忍……爸爸,在您最困难的时候,我被迫离开了您,我内心负疚,我抱憾终生……从此,您不但在政治上被迫害蒙冤,在生活上又妻病女离了,在这几重痛苦的折磨下,妈妈后来告诉我,您一直保持着乐观,不向权势折腰,几次申请要去农村落户。您认认真真地对妈妈说:“我们老两口好好劳动,只要每月有三十元钱,就能过得很好了。”您在一首诗中写道:“我欲卜宅漓湘,贫雇永结邻芳。沐浴东风浩荡,劳动学习昂扬。”以后,在整理您的遗物时,我们从散佚的文稿中发现了您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也就是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二十二天后,您在纸上写的自勉:

“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归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这是血和泪的控诉,这是火和钢的自白。这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深思熟虑的产物,都是不屈不挠的结晶。我想,任何一个有革命正义感的人,看到它,都会情绪激昂,热血沸腾。他们会看到在自己面前矗立的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他既热情而又坚定,既有生的愿望而又不惧牺牲;他是一个有血肉身躯的平凡的人,他有着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着自己的缺点错误,但他更有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爸爸,您的女儿说得对么?

在大西北高原,我有了儿子,您知道后可高兴了。爸爸,见到小亮的人都惊叹地说:简直太象外公了。听到这话,我是多么高兴呵!人们常说,当胎儿的心脏在母亲的身体里和着母亲的心脏一起跳动的时候,母亲热爱和思念着谁,孩子长得就会象谁。爸,小亮是带着我对您多么深沉的眷恋之情成长、出生的呵,在他身上融进了我对您的全部的热爱和思念,他怎么能不象您呢?

可是,这个与您酷似,您最疼爱的外孙却从来没让您见过。爱人来信讲:“我们多次请求把孩子抱进去让他外公看上一眼,都被拒绝了,我只有抱着不满周岁的小亮,伫立在萧瑟的秋风中,默默地等待在外公住处的门口,盼着外婆出来,看一眼小亮,然后回去把他呀呀学语的可爱乖相讲给外公听,引外公高兴……”每当接到这样的家信,我真恨不得插上双翅飞回北京。我想您,想得心都要碎了。我曾多次申请回家探亲,都被粗暴拒绝。突然,一九六九年十月下旬的一天,单位领导同志通知我马上回北京,这种意外的“开恩”,使我不知是喜是悲。在这之前,我,这个“叛徒”、“中国最大保皇派”的女儿是严禁离开西北的,可这次究竟是为什么呢?爸,在家时您常叫我傻亮亮,可是苦难使人变得头脑复杂起来,我觉得这件事来得蹊跷。提心吊胆到北京,爱人来车站接我。他脸色阴沉忧郁,强做笑脸对我说:“亮亮,你只能见到妈妈了……”听到这话,我就象遭到了雷击,赶忙问他:“爸爸呢?”他避开我的眼睛,低声告诉我,根据林彪一号通令,爸被疏散去外地了。接着他说:“亮亮,别慌,听说安排得还好……。”我知道他这是在安慰我,各种可怕的念头在脑际萦回,可我多愿他的话是真的呵……

妈妈在一个临时住的招待所里等我们。她愈发瘦得可怜了,可是,妈妈的自持使我心静下来。爸,您可知道,您不在,妈妈就成了我唯一的精神支柱了。妈妈让我单独跟她呆一会,当屋里只剩我俩的时候,妈的脸变得煞白,劈头就说:“亮亮,你爸爸活不长了,他得了癌症……”,她抽泣,再也说不下去。爸,我长那么大,从没见妈掉过泪,可现在,妈却泪飞如雨。那时,只有那时,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心如刀绞,我多想抱住她说:“妈妈,您就痛痛快快地哭吧,您就把胸中积郁已久的愤怒和悲痛全都哭出来吧……现在只有女儿一个人,您哭吧……妈妈,我的坚强的好妈妈……”可是,妈妈很快就控制住自己,给我讲起您的病和不久前被迫生离死别的情景。

爸爸,原来您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就感到身体不适了,由于被监禁,就医有种种限制,一直拖到第二年四月胆囊受压,全身变黄,病显危态后,才被允许去医院治疗。妈妈告诉我,是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批示给您做剖腹探查,指名让全国最好的肿瘤和外科专家共同负责您的手术,并且让通知家属征求意见。当妈妈把总理的批示内容告诉您时,对总理的感激之情,使您这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竟热泪满眶,您欣然同意开刀。听到这里,我哭了。爸爸,总理想救您,可是晚了,就医太晚了呵!探查结果证明您得的是胰腺癌,虽然做了根治手术,可是到九月,病情再度恶化,此后您就再没有出过门。

爸,女儿是医生,我知道胰脏靠近腹腔的一个大神经节,癌块侵犯神经会引起极大的疼痛。妈妈在您的病情记录中写道:“经常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每次痛过后都是一身大汗,要用几条毛巾才能擦干,象这样,一天要发作三、四次……虚弱得连大便的气力都没有,每隔几天,就得用手给他抠大便……昏昏迷迷地睡着就讲谵语,有时听到在叫亮亮。”可妈妈却从没听过您哼一声。有时她看您太痛苦了,就劝您:“实在忍不住就哼几声吧,哼几声吧!”您说:“哼有什么用,你已经够苦了,听到我哼,会更难受的,为什么还要给你增加痛苦?我咬咬牙就过去了。”有一次,您夜里痛得实在熬不住了,就请求身边的监管人员给您几片止痛片,遭到的竟是厉声呵斥,极度衰竭的您,只好从床上挣扎着起来,踉踉跄跄,一跌一撞地去取药……即使到了这样的地步,您明知已患了不治之症,仍然倔强地对妈妈说:“我不能死,特别是这个时候,不应该死!”爸爸,可以说,一直到心脏的最后一跳,您都还抱着强烈的生的愿望。您死的时候才六十一岁……六十一岁!……

十月中旬,您差不多已是濒于死亡的人了,可就在这时,上面却来了命令,让您到外地去。专案人员对妈妈说:“根据一号通令的精神,陶铸要马上离开北京去安徽合肥。我们给你考虑过了,最好去广东插队,如果你要同陶铸一起去,到合肥后要继绝和女儿的一切来往,因为陶铸的住处不能让人知道,如果你不去合肥,那么就要和陶铸断绝联系。”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就是让妈妈在您和我之间作一个选择。妈妈同您商量,您经过反复考虑后对妈妈说:“我活不久了,你跟我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还是争取和亮亮在一起吧,现在不行,将来总还可能。有你和亮亮在一起,我也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妈妈还能说什么呢?爸,我的爸呵!

生离死别的三天,您和妈妈是在怎样一种难熬的悲哀依恋中度过的,我无法想象,可听妈妈讲,你们彼此谁也没有说过一次伤心的话。妈妈强捺着悲痛,为您准备了该带的东西,什么都为您想到了,什么都为您拚命做到了。您能给妈妈的仅是一首诗: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身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寒。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今天,我读着它,依然象九年来每次读到它一样感到震动。爸,这那是一首诗,这是一个痛苦而坚强的心灵的跳动。它熔铸了您做为一个革命同志加丈夫的全部情感和信念呵!

分别的日子终于到了,再有一个多小时您就要被押送合肥。您知道此去离泉台只有一步,您再也见不到妈妈和我,妈妈也知道这是你们的诀别,可你们这对为共产主义共同战斗了四十多年,共度忧患,感情笃深的老夫妻竟然没有掉一滴泪。您由于不完全性肠梗阻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妈妈强颜欢笑地为您切了一片薄薄的面包。为了安慰她,您忍着巨痛一口口把面包强咽下去。每咽一口,您都要流一头汗呵……

专案人员问您还有什么话要讲,您沉思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说:“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他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爸爸,您就是这样威武不屈,一直到死,也没向江青和陈伯达他们低头。就要分手了,您无限深情地对妈妈说:“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等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相信亮亮也会这样做的。”说完,您和妈妈握了握手,妈妈要送您也不让,就这样由人架着上路了。您和妈妈分别得那样从容,那样镇定,你们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想到的仍然是革命,是对党的忠诚,是共产党员的气节和对下一代的教育。爸,您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人民,而唯一属于您们的女儿,却在临死前都没能见她一面,您死能瞑目吗?

爸爸,妈妈把您的遗言告诉了我,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九年了,我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您的话。“四人帮”被粉碎前,一个“黑帮”的女儿,生活的道路是多么艰难,她要不断地受到各种歧视和冷遇。有时,在受到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后,我真想破罐破摔,自暴自弃,可是一想到您,我就又觉得不应该那样做。我随时想到我不单纯是一个陶斯亮,我是陶铸的女儿,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耻辱的称号,那是因为江青她们在您的名字上泼撒了污垢,可我则知道陶铸是一个坚强的老共产党员。我不能让自己的言行玷污了您的名字,给那些人留下攻击您的口实和笑柄。

您走后,妈妈很快就被强迫去广东了。爸爸,广东是您和妈妈战斗了多年的地方,您们在这块土地上流血流汗。您知道吗,至今广东人民没有忘记您。这种人民的怀念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最可珍贵的,女儿把这点告诉您,您在九泉下也会感到欣慰的。

我们去广东农村帮妈妈安排了新家。那是一间破旧的小屋,阴暗潮湿,四面漏风,有很多虫子。这间房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这不仅仅是因为体弱多病的妈妈在这间房子里孤苦伶仃地生活了三年,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和妈妈在这间小屋子里度过了您逝世后最初的一段时日……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的一天,被林彪一伙控制的广州军区突然有人来找妈妈,通知我们:您到合肥后四十三天就死去了,时间是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时。闻讯后,妈妈虽然脸色铁青,但在来人面前仍然是那样沉稳持重,一直到人走才簌然泪下……。我们坚决要求去合肥料理您的后事,但是遭到了拒绝,一直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您的遗骨沧落在何处……

一个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战斗了四十多年的老共产党员,就这样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夺去了生命。那时,象您这样的老革命,被他们害得家破人亡的不知有多少呵!这些用血和泪写成的事实,就是林彪、“四人帮”所谓的“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政治内容。爸,今天可以告慰您的是:这些淋漓的鲜血已经提醒人们,永远记住这些奇耻大恨,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了。

爸爸,您的女儿是个医生,曾给许多病人看过病,曾在许多病人弥留之际进行抢救,也曾守护过许多病人与生命告别。可是,在您病中,我却没能给您喂过一次药,打过一次针,甚至在您临终之际,我都不能让您看上一眼……爸爸,女儿对不起您……女儿实在对不起您……我知道,您一定会原谅女儿的,可是,我又怎么能宽恕自己呢?怎么能不含着刻骨的仇恨诅咒万恶的林彪和“四人帮”呢?

爸,我听人说,在夜深人静时,九泉之下的人会听到亲人的絮语和思念,这时,他们就会化作梦来与家人相会。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我却常常希望它是真的,那样,我就可以和您在梦中见面了。爸爸,您现在在哪儿?您可曾听到女儿的呼唤?您是否知道女儿在您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一个人在大西北高原的月夜给您荒祭的事呢?

一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离您去世一周年还差两天。当时,我仍身不由己,来自四面八方的监视使我不能对您的死表示任何哀悼。于是,我只好提前两天避开那些人的注意来暗中悼念您。那天晚上,我找了个借口,一个人先回了宿舍,偷偷地在罩衣里面戴上早就准备好的黑纱。我来到单位外的一个事先选好的荒僻场地,对着您逝世的东南方向恭敬地默哀了三分钟,然后借着月光念了写给您的悼词。我对着苍天大地发誓:等到红旗盖上您的身体那一天,我一定要书寄黄泉告诉爸爸:林、陈、江之流垮台了,人民又得到解放了!好让您展开紧锁的眉头,再听您开怀的大笑……

冬去春来,第一年过去了,埋在我心底的愿望的种子没能冲破冰封的土层……

第二年又过去了,催苏唤生的春天还迟迟没有到来……

等啊,等啊,我们一直等了七年,才盼来了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揪出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现在,党中央终于为您平反昭雪了。爸爸,我真恨不得砸开死亡的铁门,找遍整个九泉,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您,您听到了一定会高兴得拉着我的手重返人间。

亲爱的爸爸,十一年了,我不知在默默中给您写了多少封信,我既不能让人知道,又没有可投之处,可我却不停地写,不停地写……写在纸上的我不得不一封封毁掉,可写在心上的却铭刻得越来越深。现在,我终于给您发出了十一年来在纸上和心上反反复复写的这封信。它仅仅是我做为一个女儿在短短的时间里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它怎么能装得下我积郁多年的感情,又怎么能表现您四十多年来的战斗生涯呢?它仅仅是一朵小小的白花,是女儿向您致哀和报春的一朵小小的白花。关于您一生的功过,党、人民和与您共同战斗过的同志是会给予正确评价的。

您虽然去世了,但您作为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革命形象,却永远不会在人民的心上泯灭……

父亲往事——忆我的父亲习仲勋。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疑团:这么多年,没人探望,没人说话,远离亲人,与世隔绝,“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后来,听他慢慢谈起往事,我们才知道,对父亲那些沉重岁月的表述,用“熬过来”这个说法是个天大的谬误。

父亲往事

  ——忆我的父亲习仲勋

195896日,习仲勋同志在陕西蒲城县尧山中学。

  父亲走了11年了。今年1015日,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诞辰。

  作为他最小的儿子,站在他的墓前,对着他的雕像,我想说些什么呢?我能说些什么呢?他老人家走过的这百年,是中国扭转乾坤、翻覆天地的百年。这百年的中国历史太丰富了,他的人生历程也太丰富了,我看不尽,听不够,也享用不完。我只能在我的思念中寻找,寻找他老人家在我一生中留下最深烙印的东西。

  少儿时,父亲就教育我们说:对人,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他还不止一次写给孩子们:“雪中送炭惟吾愿。”“雪中送炭”的待人情怀不但贯穿了他自己的一生,也从小给我们子女树立了一生待人的准则。纵观父亲一生,在党内生活非正常期间,历经冤屈、坎坷、磨难,却从来无怨无悔、顾全大局,一生都在“雪中送炭”。该谦让的,他谦让了;该忍耐的,他忍耐了;该承担的,他承担了;该挺身而出时,他都挺身而出了。他由衷地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人所共知,在党成长的漫长岁月中,无论是在“左”的或“右”的错误发生时,“没整过人”,就是在人一生最艰难的时刻帮了人。在那些蒙冤岁月里,父亲对污蔑不实的所谓“问题”,能揽过来的就坚决揽过来,宁可一个人承担责任,也绝不牵连他人。他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别人身上就是西瓜;别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许多人听了这话落泪。“没整过人”应该是他老人家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雪中送炭”的事情。

小学课本里有一篇《孔融让梨》的故事,一字一句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父亲从小对我——他这个小儿子的特别家训。父亲不止一次拿着课本,给我念这一课,拉住我的手,给我讲这一课。谦让,是父亲教给我最重要的人生课程之一。在家,谦让父母,谦让兄弟姐妹;在外,谦让长辈,谦让同学同事;谦让荣誉、谦让利益、谦让值得谦让的一切。谦让,既意味着自己对个人荣誉、利益、所得的放弃,也意味着自我人格的升华。我感谢父亲,走入社会以后,我终于明白,父亲让我从小养就的谦让习惯,在面临复杂社会关系,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家庭与国家利益时,获益良多。不仅使复杂关系、棘手难题的处理容易获得公平、公正的结果,同时容易赢得群众的普遍认同和普遍尊重。

  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了不起的英雄。13岁上初中时,父亲就因参加进步活动,进了国民党陕西省监狱。1962年,他因小说《刘志丹》遭遇康生诬陷,蒙受不白之冤16年,其中“文革”冤狱7年半。“文革”期间,家人包括我们这些孩子无法探望他。当时,社会上传说很多:有说他提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马克思了;有说他一次批斗以后重病而死了;还有说他自杀了,或失踪了,众说纷纭,杳无音信。我们一家人心上阴云笼罩:父亲可能早已走了,早已不在人世了。

  直到1972年,我们一家人利用春节千辛万苦聚首北京,打听到罗瑞卿伯伯的孩子们通过给周总理写信的方式与罗伯伯重逢相见,全家人才重又燃起希望,一起商量说:我们也给周总理写信。给总理的信发出时间不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人了,其中两位还是父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候的老人。来人传达总理的批示说:你们的父亲还健在,不久会安排与家人见面。我们既兴奋又激动,相约见到父亲时,谁都不许哭,不让父亲担心。

  1962年,父亲蒙冤时,我才6岁,离开父亲时,我才9岁。在我心里,父亲早已是一个遥远的、可思而不可见的梦。梦里的父亲一头乌发、身材伟岸,既威严又慈祥,可当他一旦走近,我扑过去要抱住他时,他却消失了。7年后,得知他还在人世,我悲喜交集,见父亲的前夜,竟一夜无眠,浮想联翩:父亲的形象一次又一次被我重新描摹,父亲见我的第一句话一次又一次被我反复猜测……

  见到父亲时,我震撼了。父亲与我幼小心灵中的父亲形象已截然不同:一头乌发已然不见,瘦了,苍老了,两鬓斑白。他凝视着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谁都没想到,父亲与全家人相互打量着,见到我时,他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是近平还是远平?”听到他这样问我,大家都哭了,父亲的泪水也夺眶而出。他一面擦着眼泪一面说:“我高兴!这是我高兴的眼泪!”唐朝诗人贺知章有诗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7年生离,我识父而父不识我,真是彻底颠覆了诗人的语境。一家人最大的欣慰是父亲依然健在。与父亲团聚,长相厮守,是此刻全家人唯一的期盼。一家人感到最振奋的是:虽然岁月无情,但父亲依然是一派壮心不已的气概,我们放心了。

  只是,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疑团:这么多年,没人探望,没人说话,远离亲人,与世隔绝,“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后来,听他慢慢谈起往事,我们才知道,对父亲那些沉重岁月的表述,用“熬过来”这个说法是个天大的谬误。

 身在冤狱,父亲对人民、对党的信念没有过丝毫动摇,他一直准备着为亲爱的人民、敬爱的党继续工作。他说,马克思的晚年,不是背诵拉丁文的诗歌,来保持敏锐的思想和记忆吗?没人说话,我就对自己说话!他开始背诵《矛盾论》、背诵《实践论》、背诵“老三篇”,不但磨砺思想,也磨砺语言。慢慢地背诵如流,昼夜不舍,晨昏无辍,本应度日如年的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悄悄流走了。

  为了保持一个好身体,父亲坚持了长年锻炼,把枯燥的身体锻炼做成了一天最愉快的事情:每天,他先是做一日两次的斗室转圈,先迈步正着转圈,从1数到10000,然后退步倒着转圈,从10000倒数到1;接着,他用肩膀撞墙,用后背撞墙,用拳、用掌击打全身;最后,仰面躺在床上,做仰卧起坐。仰面躺着,是当时监管方要求的睡觉姿势。监管方固执地认为,侧身睡不易观察到自杀行为,坚持要求被监管人仰面睡。为了这个“奇葩”规定,父亲仰睡了多年,上千个日夜,这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啊!我想,父亲的身体锻炼中奇特地增加了“仰卧起坐”的情节,肯定是为了对这个“奇葩”规定“以毒攻毒”。

  还是为了有可以持续作战的身体,父亲对自己多年抽烟的习惯也实行了“严格管制”。他原来每天要抽两包烟,逐步减少到每天只抽一支烟。早饭后,点燃烟,只抽上一口就掐灭;吃完午饭,点燃再抽,这次,抽到一支烟的一半,又掐灭,放在一边;晚饭结束,才是他真正享受抽烟愉悦的时间:这次点燃烟后,可以抽完余下的半支烟,直抽到手指掐捏不住烟卷的时候。

  沉冤得雪的父亲回到战友们身边时,大家都十分吃惊。小平和叶帅当时就愣住了,叶帅说:仲勋同志,你16年备受磨难,身体竟然还这么好?!毫无疑问,父亲在逆境中长年砥砺的敏捷思维和健康体魄,对他后来主政广东,大胆施行改革开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

 及至年齿渐长,阅世日深,我对父亲蒙冤人生中锲而不舍的身心砥砺有了更深的理解。16年蒙冤,父亲为什么能够天天如一地无畏面对,是因为在他心里,人民至上,党至上,为党和人民而战斗、奋斗,是他心里的无上快乐。“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这16个字是他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顺境如此,逆境亦如此。在这样无私的精神世界里,个人荣辱得失毫无位置。无私方能无畏,父亲蒙冤生涯中的无畏,正是源自他的无私。

  父亲一生,参与完成了党的两大历史使命:一个,是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创建了众所周知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而另一个,则是在邓小平、叶剑英的亲自支持、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创建了广东经济特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红军抗日的出发地;而经济特区的创建“杀出一条血路”,对此后中国的经济腾飞,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起到了“先行一步”的引领作用。参与完成这两大历史使命,父亲都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没有无私无畏的政治胸襟,这两大使命的完成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广东经济特区的建立,我亲历其时其事,有一点集体记忆中的个人补充。改革开放至今35年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老经济特区日新月异,带动浦东、前海、横琴、南沙、上海自贸区等一批新的经济特区成批崛起。父亲要是还在,看到他在中央支持下亲身参与决策、参与实施的特区建设事业发展得这么快,他该多么欣慰啊!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你父亲甫一复出,临危受命,主政广东,《光明日报》第一天发表解放思想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广东媒体第二天就全文转载,并在全省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不久,又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放权,要广东的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他的政治灵感是从哪里来的?我总是从不犹疑地回答说:“无私无畏!”

  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政治禁区比比皆是,冲破禁区的政治勇气首先来自无私无畏的政治胸襟。要像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实实在在“杀出一条血路来”,没有无视安危、不怕犯错、责无旁贷、义无反顾的无私无畏精神,就不敢大胆颠覆禁锢思想的政治教条,也无法提出任何新观念、新政策、新办法,去面对和解决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如我父亲者,当时有一大批老同志,由于无私无畏,变得有识有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复出履新后的历史贡献。

  1978年,我已考入洛阳外国语学院。因为是部队院校,管理甚严,暑假只有7天假期,我匆匆去广东探望父亲。没想到一见面,父亲就给我出了题目,要我陪妈妈到深圳去,一路多看看,了解第一手资料,要大胆谈看法——一个年轻大学生的看法。沿途,我看到地里干活儿的几乎都是妇女,当家男人多数跑了,逃港了。我看到被抓的浑身湿漉漉的偷渡者,被铐着,武警牵狗押送着,因为当时偷渡是“敌我矛盾”。我看到深港两地的白昼:深圳这边,沉寂渔村,香港那边,繁华闹市;而两边的夜景,深圳这边,渔火昏暗,香港那边,灯光辉煌。强烈的反差,让我有了强烈的诉说冲动,父亲鼓励年轻大学生说看法,我是“匹夫有责”。

  我回到父亲身边时,带去了所见所闻。我说,明摆着,这边贫穷,那边富裕,谁不向往美好生活呢?这边姓“社”,那边姓“资”,老一辈革命一生,要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还不如500多万人的香港呢!这类议论,也是当时社会上的私下话题。父亲听着,记着,沉思着。

  后来我慢慢知道,父亲为了了解第一手资料,不仅跑遍了广东的23个市、县,还与秘书经常悄悄上街买菜,碰见谁,不管认识与否,就家长里短地与人聊天,多方面了解了广东当时的穷困:5500万人,1000万人吃不饱,“鱼米之乡”的老百姓几乎既没鱼吃也没米吃;粤北的主食是红薯,而吃的主菜是空心菜。这可不是今天我们吃的又细又嫩的空心菜,那时的空心菜,又粗又长,产量很高,却难以下咽,号称“无缝钢管”。同时,他也了解了“逃港潮”的一时泛滥,不只是沿海人觉悟出了问题,更是我们的经济出了问题。父亲希望从不同方面得到最真实情况的印证,以形成自己的政治思考、政治决策。我探望父亲的假期之行,恰好被他抓了一个“飞差”。

  今天,特区已经发展变化得认不出来原来的模样了。谁能想到,今天深圳第一家上市酒店深圳新都大酒店,当年只是贵州生猪出口基地;而处于更中心位置的深圳五星级阳光大酒店,当年则是湖南生猪出口基地。今天,“那边”,香港人络绎不绝迁居深圳,在深圳安家落户;而“这边”,美丽富足的深圳令民众乐居,“逃港潮”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当时,许多优秀企业家参与了改革,一批国有企业、股份企业、民营企业,现在都已成为享誉世界的企业航母。父亲的百年诞辰,他们纷纷表达哀思之情,共同的心声是:广东的先行改革开放,使他们和他们领导的企业提前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而改革开放的红利也给南粤大地带来巨变,无数年轻人享受了伴随巨变而至的稳定工作和舒适生活。我相信,父亲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面含微笑,注视着这一切。父亲当年实施广东先行开放的壮举,遭受过多少无形的政治压力,经历了怎样艰难的政治选择,父亲没有说过,我们亦无从猜测。但有一条是肯定的:父亲内心的使命感来自人民,人民的追求就是对父亲的命令,父亲只是又一次听从了人民的召唤而已。

 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人民是父亲的根。50周年国庆大典,父亲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焰火十分壮观。当璀璨的光彩一次次照亮父亲面庞时,陪同的领导同志说:“江山是你们老一辈革命家打下来的!”父亲感慨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啊!”父亲一生,始终对得起毛主席给他的评价: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父亲对人民的那个亲,人民对父亲的那个好,我有特别的记忆——

  1975年,父亲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结论,在洛阳耐火材料厂“休息”。组织上安排了一套三室的房子给我家,在工人宿舍区。当时,家里热闹,不断人,“谈笑有乡邻,往来皆百姓”。工人们常来串门,谁家来客,我家里准多一份好吃的;我家里有了伙食改善,也短不了端给左邻右舍。至于厂里热气腾腾的大澡堂子,工人们喧哗嬉闹的声浪,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场景。当时,父亲有了一个泡澡的“癖好”:每天早晨9点,大澡堂子刚换上新水,他就下水泡着;只要我在他身边,就招呼我一起泡。一块儿泡着的,还有下夜班的几十个工人。我至今记得,父亲那时是最快活的:额上挂满汗珠和水雾,身子泡得红红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心底的笑,大声与工友们说着工厂的事、家庭的事,还有国家的事。现在,改属中钢集团的洛阳耐火材料厂旧址还在,印象中,大澡堂子还热气腾腾地开着呢!回想起来,父亲的泡澡“癖好”其实是与人民“泡”在一起的“癖好”,是与人民坦诚相见、交流无碍的“癖好”。

  我能感觉到:父亲鼓励、敦促乃至命令他的孩子们走近人民、与人民不离不弃、与人民同甘共苦,似乎是他内心本能的呼唤。无论什么时候,孩子们只要与最底层人民贴近了,他就特别高兴。记得父亲在洛阳耐火材料厂时,我19岁,在北京服务机械厂当工人,先当翻砂工,后来改变工种当车工。当车工时,起先干16车床,后来“进步”了,干18车床、20车床,直至干30车床。30车床加工大部件,走刀时间稍长,走刀间隙,师徒俩够时间互相点颗烟。记得我节假日回到洛阳看父亲,很得意于自己的“进步”,告诉父亲说,终于干上30车床啦,我可以不那么累啦!父亲沉默半晌,语重心长地说:我看你去干翻砂工更好,在最脏最累的岗位上,才能与工人的心贴得更紧,知道幸福来之不易!

  父亲的话,对我影响至深:当工人4年,一天没敢懈怠。师傅见我干活踏实,可每天只吃一盒白饭、一勺猪油、一撮盐加白菜,就常常把卷着大葱猪头肉的烙饼塞在我饭盒里。那4年,我几乎每年都评上先进生产者、师徒模范,至今,妈妈还珍藏着已发黄的当年的奖状。

  为了让我这个小儿子离人民近些、再近些,父亲还对我提出很严苛的要求:1975年秋天,我和哥哥都回到洛阳看望父亲,待了没几天,父亲就撵我,说:“远平啊,让你哥带着,去他插队的梁家河看看吧。你当了工人,工资虽然低,比起你哥呆的地方,可幸福多了,陕北农村才是最苦的!顺路,去你大姑那儿看看,别忘了大姑一天一碗羊奶的情意!”大姑是父亲的亲妹1968年,哥哥15岁,因父亲问题的牵连,被有关部门多次关押审查,出来时,身体非常虚弱,全身都是虱子。哥哥到关中富平老家大姑家里休息很长时间,大姑一天一碗鲜羊奶喂着,他才慢慢调养好。

  我和哥哥先到了富平县城关镇大姑家,我至今不能忘记,见到父亲的亲妹妹大姑时心里的震撼:大姑一辈子在老家当农民,虽然才50多岁,但头发已经灰白,苍老得让人心酸。家徒四壁,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富平地处八百里秦川,曾是汉高祖的粮仓,是陕西的富庶平安之地,当时也处于困厄之中。我们当时过得苦,可老家的农民更苦。这时,我也才理解了为什么父亲临行前,亲自张罗那么沉的礼物带给老家,好几瓶河南当时的名酒,都是父亲一点一点攒下的:鹿邑大曲啦,宝丰大曲啦,张弓大曲啦,林河大曲啦。他在对大姑表达救回哥哥生命的感激。同时,也是在尽自己当时能尽的最大努力,力图犒劳一下在我们一家艰难时伸出援手的老家乡亲们。父亲的礼物分给大姑和乡亲们的时候,真的激起了一片欢腾。可吃饭时,酒可不是一人一杯那么奢侈,而是倒在一个小盅里,一人一小口,转着圈喝。

  接下来的行程让我体会了父亲催我陕西之行的深意:他老人家是要让他未到过黄土地的小儿子,认识陕北农民,认识陕北农民的生活。那时,从富平到铜川,坐两小时火车;从铜川到延安,坐一天长途汽车;从延安到延川,坐大半天汽车;从延安到文安驿公社再到梁家河大队,几十公里,徒步。这样的行程让我累得精疲力竭,早早睡下了。可一样行程的哥哥,到达梁家河的当晚,就召开大队党支部会议,直到深夜。陕北农时晚,7月麦收,正是农忙,也正是陕北农村支部书记们最忙的季节。

 第二天,哥哥投入紧张的农活,我也上了“火线”。陕北土地贫瘠,广种薄收,村里最远的地远在10里路外。这时,我才发觉,与陕北农民相比、与哥哥相比,我差得太远啦!他们力气可真大啊,近百斤重的一捆麦子上了肩膀,10里山路要一气儿走下来,中途不能落地休息,一落地,麦子就散了。就这样,在黄土高原的山路上来来回回,扛着一捆捆麦子,像是小跑,一扛就是一天,直到天黑,衣服被汗湿得能拧出水来。

  晚上,哥哥特意把窑洞里他的铺让给我睡,因为他的炕席下面撒了六六粉,可以防虱子、跳蚤、臭虫。可是第二天,我还是被咬了一身水泡,痒得没处抓挠。我问哥哥怎么样,因为他睡的炕席下面没撒六六粉。哥哥笑了,说:“我的皮肉已经被咬结实了,现在,任什么东西再咬,也咬不动啦!”

  在梁家河乡亲们眼里,我是远道来的稀客,又是陕北“老革命”的亲子、本大队支部书记的亲弟,由此,我获得了最高礼遇:一家一家派着吃饭。乡亲们用白面馍款待我,而这是他们成年累月也吃不上一次的东西。我清楚地记得,即便是全村孩子最多、最穷的那一家,也用酱油膏煮了汤,下了十几个荷包蛋,做了白面饸饹来管我的饭。只有一件事,家家都是共同的:不上桌的老人妇女后生,吃的全是黑黑的糠馍。我心里流着泪,享受着陕北农民的崇高礼节和深厚情义。

  父亲吩咐我的这次陕西之行,既让我终身难忘,也让我终身受益。此后,我不止一次回到陕西农村。我慢慢认识了陕西农民和他们的生活,再没有什么苦和难,能在我的眼里称得上是苦和难;也再没有任何障碍,能分离我与陕西老家乡亲们的血肉之情。父亲的葬礼上,我记得一个让我永难忘怀的特别画面:他静卧在鲜花丛中,遗体正前方安放着陕甘的小米、家乡的黄土,送他最后一程。

  父亲晚年,守望深圳,守望广东,守望这块他付出心血汗水的南粤大地,默默注视、关心着它的变化。他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只是每年国庆、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在《深圳特区报》上发表一篇“祝辞”,表达他对这块热土的期待和对这里人民的挚爱。新世纪的2001年国庆,父亲对深圳市的“祝辞”这样写道——

  “今年以来,深圳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的重要工作部署,把握大局,大胆开拓,科学决策,调整产业结构,以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带为新的起点,在把深圳建成高科技城市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为在2005年深圳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力争在2010年左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方面开了好头。我在深圳近十年,对广东,尤其是深圳有很深的感情。对深圳前进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个成绩,我打心眼里感到十分欣喜。”这是他老人家对南粤人民最后的祝福。234天之后,2002524日,父亲安然离去。

  2000年时,父亲在深圳兰园种了一棵榕树。如今,父亲走了,榕树还在,它在兰园长大了,根深叶茂,它在父亲的第二故乡,吮吸着故乡人民给予的雨露甘霖,郁郁葱葱地生长着。我一见到这棵榕树,就想起了父亲,在我心目中,这已成为他老人家扎根在南粤大地人民中的一个象征,他没有离开广东,没有离开深圳,他还和南粤大地这片热土上的人民在一起。

  父亲离开工作岗位以后,诸多方面不止一次请求他写回忆录。父亲说:“我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的一生,个人是渺小的,个人没什么东西要写的,由历史、由后人去评说吧,我什么也不写!”当然,他确实不必写什么,他服务于党和人民事业的赤诚,几乎是“存乎于心,发乎于情”的一种天然,不必刻意记载。他不希望被人记住。

  父亲百年诞辰,家里陆续收到一些各方面送来的纪念文稿,情浓意挚。文章叙说父亲一生中参与完成党建立陕甘边根据地和建立广东经济特区两大历史使命的光荣,寄托着对百年父亲的哀思,也告慰父亲:人民想着您呢,您在人民中是受到尊敬的。我想,父亲如果天堂有知,党和人民继续着改革开放的事业,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他老人家一定会含笑欣慰的。

邓小平之子追忆文革:父亲曾被诬陷为逃兵; 文化大革命”这个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在整个社会上已经闹得天翻地覆,去掉刘、邓的阻力后,运动便以更加猛烈的势头向前发展!

邓小平之子追忆文革:父亲曾被诬陷为逃兵

         尽管造反已“当然有理”,尽管“革命”已成为“真理”的标准,但自“文革”爆发以来,对运动的阻力一直存在。

         在运动一步步扩大和深入的同时,更多的人在更多的问题上对运动的方向、方式乃至立论提出了疑问。这场运动,虽由毛泽东亲自发动,虽有林彪、江青两大势力鼎力支持,但是,种种阻抗和抵制还是顽强,新的混乱不断发生。

这一切,究其根本,是由发起“文革”这一错误事物的立意自身造成的。但毛泽东却认为,阻力的产生,根子还在刘、邓,认定党内有一小撮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认为,在一个时期内,这条资本主义路线差不多取得了统治的地位,并且直到现在,在党内还有市场。为了保证“文革”顺利进行,一定要彻底扫除一切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10月9日开始至28日,毛泽东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再次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尽管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亲自召开,但在一开始,参加会议的中央及各地的一些同志,还是表现出了他们的“迟滞”,表现出“很不理解”和跟不上形势。正如毛泽东所批评的那样,“头一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

不久,“文革”大员们出马了。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发言,讲了洋洋六大条,在历数“文革”丰功伟绩之后,即点名批判刘、邓,说:“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地位显赫的林彪在结论性的讲话中,除极力宣扬“文革”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外,指名攻击刘、邓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康生等“文革”诸将也纷纷发言,一片批判叫嚣之声,使会上充满了火药气味。

会上,邓在二野时的老部下、公安部长谢富治一马当先跳出来,首先批邓。他说:“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影响,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陈伯达重点批邓,说邓是错误路线的急先锋,并从60年代起,对邓旧账新账一起算。林彪发言,信口雌黄地说邓曾经与四野争功,并阴险地诬蔑邓在历史上(指红七军时期)是逃兵,妄图给邓加上有历史问题的罪名。25日,毛泽东在听取会议汇报时,也表示了对邓的不满。毛泽东说,邓耳聋,一开会就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坐着;说邓从来不找他,从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他汇报工作。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也就是25日,毛泽东作了正式讲话。他说,这次会议,“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解决“思想不通”的问题。他讲了发动“文革”的原因,是他以前过于信任人,在中央搞了一线、二线后,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他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推行不了。对于运动本身,毛泽东则不无兴奋地说:“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在全会初期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说“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并明有所指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泽东还用典型的“文革”方式写下了那张著名的“我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其中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大字报虽未点名,但其矛头所指昭然若揭。

会议从此开始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错误”的揭发和批判。各路“文革”大员,从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起头,倒溯1962年以来中央一线工作的种种“错误”,一一尽数,罪责刘、邓。其间毛泽东讲话,指责刘、邓镇压学生运动,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错误路线。会议批判所得结论,是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之外,另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全会的最后,根据毛泽东提议,临时增加一项议程,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邓小平虽由原来的第七位变为第六位,但实际地位下降。而林彪则扶摇直上,排位升至第二,成为唯一的党中央的副主席,并且取代刘少奇,站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上。

原来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此次会议后,实际上退出了中央的领导工作。

在会上接受批判的同时,父亲有时还必须要到一些学校去参加运动、参加群众集会和回答问题。以前,对于“文革”,他曾说是“老革命遇见新问题”而表示不理解。在受到批判后,他的不理解就更深了。他虽沉默,虽无语,但对于运动,特别对于中央文革一班人马的猖狂和造反派的愚妄,心存厌恶。有时,在群众场合,他还不顾所处逆境,为自己,甚至为他人,申明正义。8月2日,他被通知到人民大学参加师生员工大会,有学生递条子问关于“二月兵变”的事情。明知此事是有人蓄意造谣加罪贺龙元帅的一个阴谋,明知在场的有陈伯达等中央文革诸大员,他还是直言回答:“已经查过了,没有这回事。”并说:“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从这仅有的几句辩词中,完全可以体会到他当时心中的愤懑。他想为他的老同志老战友辩解,但这时的他,已是人微言轻,有口难辩了。

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决定,由林彪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议原定继续批判刘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认为,刘少奇已实际打倒,目前的主要危险和最大障碍是邓小平,于是将会议批判的矛头指向邓小平。他们不但刻意组织人员批邓,林彪还亲自出马,将邓的问题说成是敌我矛盾。

父亲在会上受到不公正的甚至是诬蔑性的批判,心里一定是不平静的。回家后他虽什么也没说,却夜不能寐。母亲看见他卧室的灯深夜不熄,便去问他:“三点多了,怎么还没睡?”父亲告诉母亲:“今天晚上开会已经从批刘少奇转向给我提意见了。”母亲问:“谁批你?”父亲只说了一句:“军队的人。”父亲不再多言,母亲也不敢多问,只安慰地说:“快睡觉吧,不然明天开会起不来了。”父亲知道,这次批判后,他的“错误”的性质,不再只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而是连历史在内新账旧账一起算了。

会后,父亲被迫停止了工作。他将一部分原来由他分管的中联部、中调部等工作交代给康生,说:“我的工作交给你,我不能工作了。”

父亲为人,本来就沉默少言。运动爆发以后,开始是由于处理运动突发事件而忙碌不堪,后来则因“犯了错误”停止了工作,话就更少了。此时,父亲参加的会议和活动越来越少,在家里也只是看一些送来的文件。

中央的工作虽不管了,但对于家里的孩子们,父亲却管得很严。

我们几个孩子,在各自的大中学校里参加运动,一直都很少回家。批判工作组以后,我们虽然知道在此问题上父亲犯了“错误”,但对于他所面对的真实处境并不了解,仍各自忙于运动。

8月初,一些中学红卫兵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持支持对联的立场,但大姐邓林所在的中央美术学院红卫兵组织则持反对态度。记得那时各红卫兵组织为辩论对联,昼夜奔忙于各学校的辩论会场。刚刚吵吵闹闹地在音乐学院辩论完毕,各路队伍又转移到美术学院。由于观点不同,我和大姐两人几乎对立起来。那时夜已很深,我用美院辩论会现场外的公用电话给妈妈打电话,征求她的意见。记得当时妈妈很急地说:“对联是错的!你不要和姐姐辩论,赶快回家!”妈妈的口气很重,一再重复:“这是爸爸说的!”当时,我很不高兴地遵从了父母亲的决定,事后明白过来以后,才万幸听从了他们的训示。

8月18日,林彪在“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20日开始,北京首先发起一场规模空前的红卫兵“破四旧”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红卫兵小将们走出学校,“杀向社会”,整个社会顿时为“红色恐怖”所笼罩。这场为害至深的“革命”运动,由副统帅林彪亲自号召发起,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怂恿煽动下愈演愈烈,发展到大抄家、大揪斗、大破坏,以至打死人。无数年轻幼稚的红卫兵小将“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盲目而又狂热地卷入了这场疯狂的“革命”行动。我的父母亲此时已感到事态的失控,他们把在中学的我和我的弟弟叫回来,关在家里,不许出去,明确告诉我们不许参加任何抄家揪斗行动。那时,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对父亲的不利状况已有所察觉,便都听话地闭门不出,有的学织毛衣,有的学装收音机,有的整日在家抄写毛主席语录。家中的平静,使我们远离了外界的狂躁。直到现在,念及于此,我们仍十分感激父母亲在关键时刻对我们的严格和管束。

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至11月底,毛泽东在京共八次接见红卫兵一千一百多万人次。在毛泽东的亲自支持下,红卫兵运动更加如火如荼,迅猛发展。

疯狂的“破四旧”运动余音未了,又开始了全国范围的“革命大串联”。在毛泽东的号召下,红卫兵小将身着时兴的旧军装,乘着免费的火车汽车,开始了数以千万人次计的全国范围“大串联”。运动的狂飙开始冲击社会的各个角落,造反的烈焰燃遍神州大地。

造反运动从学校波及全社会,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破坏,对工农业及各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社会的混乱和矛盾进一步加深。同时,由于各红卫兵组织的认识和观点不同,产生了严重的派别分化。各派各组织之间不断进行激烈的辩论和明争明斗。运动至此,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沸沸腾腾,真正达到了革命预言家“天下大乱”的“理想”境界。

中美会有一战吗?两只掌握着核弹发射按钮的手能够常常握在一起,战争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中美会有一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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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迹象,但是,战争还比较遥远。

首先看历史,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长期并存,中国只能一度是苏联的小兄弟,他们长期处在全球争霸的斗争之中,似乎总在磨刀霍霍,似乎战争总有一触即发的可能性。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更是似乎一只脚迈进了战争,但是,历史及时踩了一脚刹车。贯穿半世纪的冷战时代,美、苏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军事冲突或断交。

事实上,在这个地球上,两个有核国家的全面战争还没有发生过。即便是我们的近邻一个弹丸小国,因为有核武器在手,美国几次跃跃欲试,但是,终究没有动手。

中美两国现在的依存度颇高,就算是有贸易战的因素,中美之间的贸易额仍然是最高的,从高科技到农产品,从美债到中国大量留学生赴美留学,在疫情之前,每天都有五位数的中国人飞过太平洋。

目前在美还有500万以上的华人在美国,或是入籍,或是绿卡,在美国的经济、科技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领域,华人因为参与度不够高,影响还有些弱,但是,也在慢慢提高。旅美华人在政治领域的作用也在慢慢凸显。

中美之间的交流机制没有熔断。在奥巴马时代,中美之间有一百多个交流机制,现在虽然降到了个位数,但是,还是有交流渠道。

特别是两国元首之间还有比较好的关系。特朗普常常声称他和中国领导人的良好关系,中国元首也说过,有一千个理由和美国搞好关系。

两只掌握着核弹发射按钮的手能够常常握在一起,战争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个好名声。 ——胡耀邦

父亲在沉默了两年之后,永远地沉默了

    1·想对父亲说

父亲在沉默了两年之后,永远地沉默了。

他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也像平时那样的快捷和出人意料,以至于在他生病期间,我没有机会为他做上一件事,没有来得及和他说上一句话,甚至没能最后见上他一面,成为家中唯一没有尽孝的子女。

也许他的简洁朴素和不拘常理也影响了他周围的人,以至于又使我成为家里唯一没有赶上他安葬的子女。

无可挽回的终生遗憾,不断地啮噬着我的心;情不自禁的思绪,像不能平静的海浪不断涌起;无奈的内疚一遍又一遍地责问着自己: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

父亲远行后,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即使作为血脉相承的女儿,我对他的了解也实在是太少,太少。回过头去细细翻检父亲的一生,希望能够搜集到与他有关的一切,哪怕是报章文件中的只言片语。许久许久,他的真正完整的形象,才渐渐在我脑海里清晰地勾画出来。

我想,应该把对父亲的了解和深深印刻在自己心底的往事,和着泪水写成文字,为父亲诞辰九十周年献上一份女儿的祭奠和思念。同时也希望,为想了解父亲和热爱、崇敬他的人们提供一些有益的资料。

记得早在1982年,父亲在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上就说过:“我们在这段时间的功过是非,已经载入了党和国家的历史记录,印在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的心坎之中。公道自在人心。我们坚信历史是客观的、公正的……”

历历往事,皆成史话;

一生功过,任人评说。

  2·最后的故乡之行

父亲的沉默是从辞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时开始的。

1987年1月16日,当人们从父亲突然辞职引起的震惊中反应过来后,许多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纷纷打电话、捎口信,想到家里来看望他。可他让家人一一婉言谢绝了,他是怕连累了人家。十几个月里,他足不出户,终日不语,默默翻阅了自己从1977年再度复出以来的全部讲话、文章和批示,反思自己十年间在领导岗位上的功过是非,然后开始再次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那些日子,父亲除了读书思考,总是长久地沉默着,独对晨曦和落日。

看着他沉默不语的时间太久了,我担心他会闷出病来,就怂恿孩子们去找他玩一种叫做“宾构(Bingo)”的小游戏,以分散他的注意力。可是玩着玩着,他又会走神儿,重新陷入沉思。有时我们陪他打牌,打着打着,他会突然把牌一推,说:“没意思!”然后转身走开。

父亲原本是个思维敏捷活跃、生性热情开朗的人,沉默不是他的性格。然而,此时这却成了一种无奈的必需,一种对个性的顽强抵抗,一种无可选择的存在方式。我知道,作为辞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沉默就是他对党的忠诚,对大局的顾全,对安定团结的贡献。

通过父亲坚定的沉默,我才深深地体会到,政治家常常是孤独的,有时甚至是很痛苦的。他不能向人们说明事实,也无法向自己的亲人倾诉。他必须用纪律和意志关闭自己的心扉,有时甚至不得不把自己整个封闭起来。

我常想,父亲这一代人,可能是由于年轻时生活环境恶劣和长期紧张的工作,很多人虽然活了一辈子,却只会工作,不会生活。

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转移注意力的小块文章,如获至宝,回家和父亲闲聊时说:你几年前建议离退休干部休息后,写写回忆录、练练书法或绘画,还可以学点儿养生之道。没想到这些居然和报纸上科普文章宣传的观点很接近,只是科普文章中介绍的内容更广泛一点儿。看到父亲还在听,我就装着随意地接着说,报纸上讲了四点:发泄;倾诉;换环境,如外出一段时间;或学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像什么写诗啦,绘画啦。

不知道父亲是否受了这篇短文的影响,有段时间他竟学着做起诗词来。父亲曾写了一首词《戏赠(于)光远同志调寄渔家傲》,幽默诙谐地调侃了教条主义:

科学真理真难求,

你添醋来我加油,

论战也带核弹头。

核弹头,

你算学术第几流?

是非面前争自由,

你骑马来我骑牛,

酸甜苦涩任去留。

任去留,

浊酒一杯信天游。

父亲对于修建三峡大坝一直是心存疑虑的。1985年,当父亲看到李锐寄给人民日报社不同意修建三峡大坝的文章时,因为某种原因,不得不做出不要发表的批示。几年后,父亲借巫山神女之口,做诗表达了他对修建三峡大坝的真实想法——

妾本禹王女,含冤侍楚王。

泪是巫山雨,愁比江水长。

愁应随波去,泪须飘远洋。

乞君莫作断流想,流断永使妾哀伤。

最让我难忘的,是父亲写给研究《离骚》的文怀沙先生的那首古风格调的诗,既显示出正在学习做诗的父亲的才情,又可能是他当时心境的写照:

骚作开新面,久仰先生名。

去岁馈珠玉,始悟神交深。

君自九嶷出,有如九嶷云。

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

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

闭户惊叶落,心悲秋早零。

心悲不是畏天寒,

寒极翻作艳阳春。

艳阳之下种桃李,

桃李芬芳春复春。

哲人晓畅沧桑变,

一番变化一番新。

如今桃李千千万,

春雷一绽更精神。

父亲就像一匹圈在会计司胡同里的伏枥老马,静默到1988年秋天,心里忽然漫涌起对故乡的深深思念,几次说起特别想回湖南老家看看。这对父亲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

期待已久的湖南之旅,终于在这年11月成行。

11日,火车到达长沙站,湖南省委的领导们没等父亲走下车厢就迎了上去,热情地欢迎他“到湖南检查指导工作”。

父亲摆摆手,明确地说:“我这次来湖南只是休息。”

在长沙停留了一夜,父亲便驱车西行,离开长沙去了著名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张家界,住进森林局宾馆。傍晚,父亲习惯地外出散步,被正在这个宾馆开森林工作会议的人们发现,他们很快地都站在宾馆的庭院等候。看到他散步回来,人群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还有人兴奋地喊道:“请耀邦同志和我们合影留念!”

父亲无奈,以他惯有的随和笑着走进他们的行列,任凭快门咔嚓咔嚓响个不停。

第二天沿金鞭溪游览时,他又被人认了出来,数千游人挤在路边鼓掌欢迎他,走不了几步就有人围上来,跟他握手合影。就这样,一路走一路照,仅是在从金鞭溪到索溪峪的数公里山道上,他与游人合影就有三四十次。

这热烈的群众场面使得警卫人员有些紧张,父亲却说:“别担心,在人民群众中间是最安全的。”

胡耀邦和满妹

从张家界回到长沙以后,父亲就很少露面了,他担心这种热烈的场面再次出现。父亲静静地住在过去毛泽东到长沙时住的省委九所六号楼,每天上午多是看书、看报、看文件,下午不是约请一些湖南的老同志来聊聊往事,就是跟一帮年轻人打两圈桥牌。

11月20日晚,父亲独自坐在餐桌前,有滋有味儿地吃着一碗自己用小勺加了些辣椒油的清淡面条。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父亲吃得那样津津有味,露出了由衷的笑容。他们后来才知道,那天是父亲73岁生日。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料到,那竟是他过的最后一个生日,而且是又一次单独度过的——尽管此时他已经不用再为国家的事情操劳,不必再远离家人到“老少边穷”地区视察了。

直到12月7日,父亲才去了趟岳阳,登临岳阳楼,参观麻纺厂。

游君山的那天是9号,天色阴沉,冬意肃杀,八百里洞庭风急浪紧。父亲披着一身寒气上了君山,仍是游人争相与他握手合影的热烈情景。

这时,有一对夫妇从游客中走出来,提出要单独和父亲谈几句话。

父亲说:“你就当着大家的面讲吧。”

那位女同志说:“我要向您提点儿意见。现在党风很不好,群众还提不得意见,不知道您了解不了解,我可是看着是您才说这个话的。我是党员,但是共产党腐败了,没希望了,我要退党。”

父亲正视着这对夫妇,停顿了一下,严肃地说:“党章规定,个人有退党的自由。但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有希望的。”

与他们分手后,父亲的心情很不好,当天就赶回了长沙。旅途劳累,加上受了风寒,第二天父亲便觉得头晕不适,可他不愿惊动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生。直到第三天晚饭后他感到有些支撑不住了,才对秘书说:“我有点不舒服,还有点头痛和咳嗽。”

随行的医生闻讯赶到,立即给父亲查体。当时他体温38℃,咽部轻度充血,两肺有少量哮鸣音,肺底有少许湿音,血压和心音都正常。这些症状和体征虽然都不很严重,但可证明有明显的肺部感染。医生给他服了一片复方阿司匹林和两片螺旋霉素。

两个多小时后,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体温高达40度,而且持续不退;血压从120/70毫米汞柱直降到80/50毫米汞柱;心跳快,心律不齐,并出现了频繁的期前收缩。从湖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赶来的专家们初步诊断:感染性休克、心房纤颤,建议住院治疗。这个诊断对于老年人来说是很重的,处理不好,可以致命。

然而,父亲坚持说:“不要紧,我的病不重,过两天就会好,不要麻烦太多的人。”

大伙儿拗不过他,一直守候在现场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熊清泉和省委秘书长沈瑞庭商量了一下,决定组织医疗小组,就地治疗。

这一晚,负责医疗的医护人员通宵未眠,整夜看护在父亲身边。凌晨过后,父亲的心房纤颤渐渐消失,血压开始回升。12日下午,体温降至正常。

此前,父亲每年偶染感冒一两次,都是因为烟吸得太凶、工作太累造成的。除两肺以外,他全身器官从来没有出现过严重病变,所以母亲听说他病了,开始并不以为然,认为就是普通的感冒。我了解到真实病情,却不敢对母亲直说,心里很着急,可又不便因私事放下手上的工作,只好一再催促母亲赶快去看看。

母亲一贯以工作为重,坚持要做完年底的工作总结再动身。她平素最痛恨浪费国家财产,因此也没有乘坐中央专门安排的飞机。

等到母亲从北京买了飞机票赶到湖南时,已是父亲生病的第五天了。这时父亲的身体已在恢复,并不断有人来看望他。有些老同志因身体原因行动不便,也都托人捎信来,说大家都很想念耀邦同志。

父亲感叹道,“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个好名声。”

身体康复后,父亲专门把医护人员请来合影留念,并将母亲带去的水果分送给大家。父亲感谢大家说:“我每年都要感冒一两次,每次发烧都要一两天。这次发烧一天就退了,是你们精心治疗和护理的结果。湖南的医疗水平很高,感谢在座的各位。”

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此番心律失常,竟铸成了他生命中最危险的隐患。

当时我在中华医学会工作,接受了组织派我赴美进修的安排,正在北京忙着交接工作。刚过完1989年元旦没几天,父亲的警卫秘书就打电话给我,谈到父亲多次问起满妹现在忙些什么,是不是很快就要出国了。

我知道父亲一定是想我了,便撂下手头已经办得差不多的工作,向单位请了几天年假赶往长沙,想在临行前再陪父亲聊聊天,散散步。

跟父母一起住了三天,我对父亲说:“爸爸,我得回北京了。出国前医学会要召开全国第二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我负责大会文件和会务组织;另外,也还有些工作要交代。”

没想到父亲居然一反常态,执意不让我走,竟说:“开会的人多得很,不缺你一个嘛!”转而问我,“你去过广西没有?”

我怔怔地回答:“80年代初去过一次。”

父亲笑了:“噢,那还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现在广西变化大得很,一起去看看嘛!”

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多陪陪他呢!于是我和父亲商量,到南宁的当天下午我就走。

父亲一愣,诧异地问:“这么急?”他停了一下,又说,“好嘛,好嘛,要走就走吧!”

在火车上幸福地和父母晃荡了一天,到南宁已经是次日中午。看着大家安顿好都住下后,就到了向他们告别的时间。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那天父亲穿着深驼色的中山装,外面披了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夹大衣。他和母亲一起出来送我,走在母亲和一群工作人员的前面。我们俩并排走着,他右手指间夹着香烟,无语地一直把我送到宾馆外院的汽车旁。一路上他都在微笑着,可眼神儿里却漾出我从未见过的伤感。就在这一刹那,我似乎感应到了某种无法诠释的人体信息,体内随之旋起一股黑色的悸动。在这股无形的力量推动下,我不由自主地转过身搂住了父亲的脖子,当着那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工作人员的面就哭了起来,泪水像溪水般不停地流出。

父亲静静地搂着我,一只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背,任时间分分秒秒地流逝,一句话也没说。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克制住自己,哽咽着,不知为什么突然冒出了一句话:“爸爸……你,你可一定……一定要等着我回来啊!……”

父亲慈爱地说:“当然嘛,当然嘛!”

他看着我泪流满面地上了车,直到汽车开出很远,还在向我挥动着手臂。

突然间,我发现父亲苍老了许多,慈祥的脸上似乎有一丝抹不去的惆怅,单薄的身躯显得那样凄凉,流逝的岁月无情地蚕食了父亲那生动的表情和不倦的身影。随着汽车渐渐远去,我极力在视野里寻找着他,可离别竟是那样迅速。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尽快买一台摄像机,记录下日常生活中真实、热情和充满活力的父亲。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心愿,竟没有在父亲在世时实现。

回到北京,我仍无法摆脱那种被称作心灵感应的阴影,它使即将在我面前展现的未知的西方世界变得兴味索然。出国前几天,我絮絮叨叨地挨个儿找工作人员以及有关的医护人员谈话,向他们介绍父亲的生活习惯、性格脾气和身体状况,拜托他们替我好好照料父亲。我甚至还特意叮嘱母亲和兄嫂们,要他们注意留心父亲的身体和起居,千万千万别大意……

至今我们还无法解释第六感,也无法破译这种人体信息,它实在太神秘,神秘得连它的存在都变得可疑。但我确确实实地感知到了,而且相信,我那位在老家当了一辈子农民的伯伯胡耀福也感觉到了。

在我去长沙之前的一个月,伯伯拎着一个装满父亲爱吃的红南瓜和干茄子皮、干苦瓜条、干刀豆条的尿素袋,从浏阳赶到长沙看望父亲。他怕给接待部门添麻烦,在九所住了五天就走了。

临别时,我那浑身泥土般朴实的伯伯肯定也是感应到了某种信息,像怕失去什么似的突然拽住父亲的胳膊,一任老泪纵横。他们兄弟俩这辈子多次聚合离散,从来没有这样动过感情。父亲一时也很难过,声音有些哽咽地劝道:“哥哥,不要这样,有什么话慢慢说。”

伯伯眼泪汪汪地望着父亲,难过地说:“我们都是七十好几的人喽,老啦,恐怕难得再见面了哇!”

父亲握着他的手,一再地说:“再见不难嘛。你想见我,随时可以去北京!”

伯伯却伤心地说不出话,只是摇头,一路抹着眼泪走出父亲的视野,如同我黯然神伤地飞向了大洋彼岸,却把一颗心沉甸甸地坠在了中国。

 3·跨越太平洋的焦虑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达美国西北部的海滨城市西雅图,如约到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心(Health&Hospital Services,后改名为PeaceHealth)进修。

根据中华医学会与这家中心的交流协议,医学会每年派出一名从事管理的女性,到那里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学习医院和医疗管理。我是学会派出的第二名进修人员,住在拥有这家医疗服务中心的教会的集体宿舍里,和一群大多是退休的修女们生活在一起。

这所美国天主教会的慈善机构宿舍,坐落在风光旖旎的西雅图湖畔。那在微风中荡漾的蓝宝石色湖水,碧草间缀满五彩缤纷花朵的林间小路,蹑步轻行的现代修女,余晖晚照的湖边木椅……一切一切都浸透着滤尽尘世俗念的宗教式的静谧。

然而,它这有如世纪般漫长的宁静,很快就被我打破了。

那是当地时间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绪烦乱,坐在宿舍里读不下书,跑到起居室看不进电视和报纸;走进地下室的琴房,将一首首钢琴曲弹得杂乱无章;转到湖边散步,又感觉浑身倦怠……整晚都坐卧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终日。

当我漫无目的地走进餐厅坐下喝茶时,一位嬷嬷像云朵似的轻飘过来。她好像发现了我的失态,用圣母般温柔的细声问道:“亲爱的,最近家里来信了吗?”

这再平常不过的问候和轻柔的话语,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竟像一道开启了的闸门,使我一下子泪如雨下,止不住地哭了起来。

坐在其他桌旁喝茶的修女们见状,纷纷走过来劝我。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泪雨涟涟地居然哭了一个多小时,才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间。进屋还没坐下,电话就响了。

我爱人操着尽可能平静的语调从太平洋彼岸告诉我:“爸爸病了,现住在北京医院。”

我马上截住他的话,急切地问:“是心脏病吗?是不是需要我马上回去?”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现在平稳多了,妈妈说,要你相信组织上会安排好父亲的医疗,好好学习,不要急着回来。”

或许是怕我再追问下去,他匆匆挂断了电话。我手里拿着忙音鸣叫的听筒,站着发呆,直到隔壁一位嬷嬷的挂钟敲了11响,我才从木然中清醒过来,放下电话,急匆匆提笔给家里写信。

记得我在北京医学院医疗系上大学时,内科毕业考试的最后一道题是“心肌梗塞的临床表现和抢救治疗”。那是最大的一道题,留了一页卷面的近1/4供学生回答。我答得极为详细,不仅把老师留在卷面的空白写满,还用了卷子的背面一整页。后来判卷老师告诉我们班同学,这道题我考得最好。

情急的思绪,竟像潮水般把数年前那次考试的答案翻涌上来。我趴在台灯下一口气写了四五张纸,直到夜深人静。我提醒家里人要严格遵守医嘱,谢绝任何探视,并根据学过的知识以及对父亲的了解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注意事项,以保证配合治疗,早日痊愈。

那晚我几乎一夜没睡,不断猜测着在父亲身上可能发生的疾病及相应的治疗措施;也特别想回家,好守护在父亲身边,尽一尽女儿的孝心。可是我刚到美国五个星期,兜里总共只有在国内兑换的几十美元和才领到的第一个月的生活费,根本买不起机票;同时,也怕因私事回国耽误了公务而无法向组织和母亲交代。我只得勉强按住回家的念头,在心里默默地为父亲早日康复祈祷。

第二天一早家信发出后,我的情绪竟突然如这幽静的修道院般平静下来,直至14日黄昏。

那是西雅图一个景色秀丽的日暮时分,为了缓解一天学习的紧张,我像往常一样,饭后沿着湖畔散步。可是走着走着,那似曾相识的烦躁不安,竟鬼使神差地又出现了。我两腿酸软,顺势坐在草地上,泪水泉涌般夺眶而出。初春的料峭寒意,使无声的泪水像冰雪似的冷却着我的心;人也像被冻住了似的呆坐在落日的黄昏里,直到夜幕降临。

好容易平静下来,刚回到宿舍,我爱人的电话又来了。他急火火地说:“妈妈要你马上赶回来!”

当时正是晚上9点多钟,后来我换算了一下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那会儿正是父亲的心脏猝然停止跳动的时候。

如同千万只蜂蝇同时振动起它们的翅膀,我的脑子里顿时嗡声一片。刚来美国六个星期,母亲很清楚我的经济窘况,这次如果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以她那惯常的克己奉公的思维方式是绝不会让我回国的。可是我依然怀着一线希望,紧张地试探:“爸爸……他……还活着吗?”

电话另一端闪烁其词:“你马上和旧金山领事馆联系,想一切办法尽快赶回来。外交部可能已经通知他们帮助你了。”

我顾不上再追问什么,当即拨通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电话,找总领事。

接电话的人嗓音倦怠,极不耐烦地说:“现在已是星期五晚上10点多钟了,你知道吗?都下班了!”

我解释说:“我是中华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是受组织的委派赴美学习的。我家里出事儿了,希望能得到帮助,尽快回国。”

“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每个回国的人都找我们帮忙,那领事馆就别干事了。”对方冷冷地答道。

我不知所措,忙问:“总领事什么时候回来?我能过一会儿再打电话吗?”

“不行!”

我生怕他挂断电话,赶紧又补上一句:“是国内让我与总领事联系的,你看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到他?”

“你不知道周末不办公吗?星期一再说吧。”电话还是啪的一声挂断了。

似乎是昔日美丽温柔的太平洋瞬间掀起了无情的巨浪,铺天盖地地将我卷入了无底深渊。我第一次感到了时间、空间和距离带来的恐惧。愤怒和无助像一支利箭刺痛着我的心,也洞穿了我的泪腺,话筒还攥在手里就不由自主地失声痛哭起来。这下子惊动了整个修道院,修女们窃窃私语地传递着同一个消息:“李大夫家可能出事了。”

西雅图4月风雪初霁的夜晚,白雪茫茫,寒气沉沉。已经就寝的嬷嬷们一个个从床上爬起来,穿着睡裙,趿着拖鞋,三两相伴地来到我房间安慰我。住在别的楼的嬷嬷们不知怎么也知道了,不顾楼外寒冷,也过来看我,劝我。看看劝不住,她们又把住在湖边的医疗服务中心主席莫妮卡·汉斯修女找来。

莫妮卡轻轻扶着我的肩膀,柔声细气地对我说:“亲爱的,别难过,你需要回家就跟我说。你需要钱买机票,我可以借给你……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也都是好人。上帝一定会保佑你们。”

我摇摇头,无助地问:“上帝在哪儿啊?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也没有见上帝来帮助过我们!”

她似乎受了一个不小的惊吓,但缓过神来仍轻声慢语地安慰我,并询问身边的修女们谁有电话簿,说她要查查飞机时刻表,帮我订最早一趟飞往北京的航班。可是,当时已是晚上11点多钟,所有航空公司的售票处都早已下班了。

看着在雪地里来往穿梭的修女们,我为自己的家事惊动大家感到不安。看到莫妮卡那赤裸的被冻红了的双脚和不贴身的宽大睡裙,我不忍心看着她和这些修女们再为我忙碌,转而故作轻松地说:“这次我们可以看看到底有没有上帝了。”

莫妮卡宽厚地对我笑笑,说明天一早会再来看我,她要亲自帮我买票,并开车送我去机场。我推说还没想好,把她送出门外。

所有的人都走了。我冷静下来,猛地从床上跳起,挨个儿给我在美国的朋友们打电话,看谁能借钱帮我买张机票,同时打听西雅图最早飞往北京的航班。电话打了一大圈,最后总算有位公派常驻当地的西安来的朋友,答应用他的信用卡帮我买回京的机票。谢天谢地,我总算能回北京了!等我收拾好行李躺下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大约迷糊了个把小时,轻轻的敲门声叫醒了我。开门一看,是莫妮卡端着早点来看我。当她听说我的机票已经落实,行李也已收拾停当,正等着朋友开车来送我去机场时,惊讶不已地说:“喔,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想你父亲一定也很了不起……”

正说着,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一位官员打来了电话:“听说你需要帮忙,我们能为你做点儿什么?”他解释说,“对不起,昨天我们那位同志不了解情况,当时你也没提你的背景。”

本已平静的心,顿时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酸甜还是苦辣。我强捺着性子,对着话筒没好气地慢慢答道:“有这个必要吗?难道我们在国外的中国人,非得有背景才能得到自己政府的帮助?”

他并未生气,问了我具体搭乘的飞机航班,接着说:“我马上给香港新华分社打电话,请他们接你转机。”这显然不是前一天晚上接电话的人。我还没来得及向他道谢,送我上机场的朋友就催我启程了。

那时还没有从西雅图直飞北京的航班,所以必须搭乘经香港或东京的航班返回北京。考虑到万一飞机晚点,不能按时换乘下一班飞机,又不懂日语,我选择了经香港转机的航线。

接下来是长达17个小时的漫漫航程,也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难熬的一段路途。

灰茫茫的大海一望无际,像是要把世间万物吞没;雾蒙蒙的天空黑云翻滚,像是要把整个飞机压烂。我呆坐在飞机上,耳边反复交替着两个声音:“父亲不会不等我回去就走,他一直是那样生动、那样年轻地活着!”“父亲肯定不在了,他负担得太多太重,已经走不动了……”我试图制止住这恼人的争吵,但这无休止的声音紧随着我,由小到大,扩展,扩展,竟然与茫茫的大海和滚滚的黑云连成了一片……

还没有到香港,飞机就晚点了。我没能赶上本应即刻飞往北京的航班,只好先飞广州,再转乘第二天广州至北京的头班飞机。

从广州白云机场到小岛宾馆的路上,我不时分别询问来接我的人:“我爸爸是不是已经不在了?”“告诉我,他还活着吗?”

但是不管问到谁,他们竟是众口一词地回答:“你别着急,到北京就知道了。”

   4·父亲还在吗?

就在这时,汽车上的收音机传来一阵哀乐,接着我听到了父亲逝世的讣告。尽管一路上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可是听到讣告时,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播音员的声音使我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无声的泪水似乎洗掉了所有的一切。此刻只有一幅莫名其妙的“农夫与蛇”的画面,慢慢地,慢慢地,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地占据了我的整个脑海和视野……

社评:美国找错了对手,也低估了对手;美国的的对手的中国已经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国了!会不会有一天,美国人都在开始火星移民,我们还在摆地摊?

我不知道美国人是否离开中国就不能生存,但我知道中国离开美国的技术肯定困难重重。

但于其说离不开美国的产品和技术,还不如说无法离开的是美国发展的原创驱动力。说具体点,就是开创全新科技、全新产业、开辟全新生存空间的能力。

美国能享受高水准生活,靠的不是什么石油美元,也不是什么美军,而是源源不断从无到有开创新世界的能力。这个新世界包括新能源、新材料、新医学、新农业、新信息、新发展空间。

美国从新世界不停带来诱人新产品,全世界都乐意高价购买美国人开发出来的新玩意儿,譬如飞机、交流电、留声机、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子计算机、空调、激光器、光纤、计算机操作软件、互联网、芯片、移动电话、特效药物、太阳能电池、机器人等等。

这些新技术哪一项是中国的发明?

美国军队能够打赢战争,不是依靠强壮的体魄、严明的军纪或吃苦耐劳的精神,而是靠着不断涌现的颠覆性军事技术,一次次让敌人的武器装备过时导致敌人面对美军时只能被动挨打而毫无还手之力,比如飞机、航母、潜艇、雷达、气密增压式远程轰炸机、原子弹、喷气式发动机、雷达隐形技术、激光制导技术、巡航导弹技术等等。

是这个原创力支撑了美元、美债、美股和美军,而不是反过来。

在发展的原创驱动力上,中国根本无法与美国匹敌,这里面不仅仅是人才的问题,更是文化和制度的问题。

你去看看中国大学有多少个领导班子,有多少的约束和管制,你就能明白为何现在的大学培养不出来优秀的创新的学生,能明白为何中国仅有4所大学列入全球100大,能理解为何那么多优秀的人才都要去美国留学。

中国这几十年发展,靠偷学的那一招半式科技,根本支撑不了多久。一旦与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隔绝以后,再过二十年,我们的技术会再次落后。

我们如同一块在西方现代文明这个火炉旁烤了20年的砖头,烤的滚烫以后就以为自己可以替代火炉了,可以象火炉那样持续的发光发热了。

问题是,砖头连火炉为什么能够点燃、燃烧机理是什么都没搞明白,又何谈取代火炉呢?

有人说中国落后于美国是暂时的。我要强调,绝不是落后,而是依赖,是那种对从0到1的能力的依赖。

就是说中国缺少完全依靠自己凭空想像、独立开发研制一个全世界本来不存在的科技并成功转化为一个新产业的能力。

20世纪几乎每一个新产业,比如航空、洗衣机、空调、电子、半导体与芯片、激光、光纤、机器人、互联网、大众传媒、碳纤维、计算机软件、网络商务、网络娱乐、现代医药、快餐连锁都来自于美国的原创。

中国用了1000年的火药都没进步到TNT就是个明显的例字,烧了2000年的蜡烛都没进步到电灯是另一个例子。而看了3000年的罗盘都没进步到GPS是第三个例子。三个发明分别对应的是化学、物理学、天文学和数学。这背后不是技术的落后,而是思想的蒙昧和科学精神的缺失。

中国这种缺失一日不除,对美国的原创驱动力的依赖就会持续下去,而不会是暂时的。

美国总是可以通过创造新的科学技术,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更可靠的质量替代现有的体系,这个“更”指的不是10%,20%的提高,而是一个数量级的提高。

甚至凭空创造出本来不存在的新产业为自己输血。前者的例子就是隐形飞机对不隐形的飞机,后者的例子就是软件、移动通讯、互联网、网络商务、网络游戏产业。

中国什么时候原创过这样的科技,开创过这样的产业?没有,从来没有!现实情况是:手机支付抄的paypal、百度抄袭google、阿里抄袭亚马讯、腾讯抄袭脸书、华为抄袭思科和高通。即便是抄袭,也抄得四不像,谷歌在研究机器人,人工智能,基因革命,而百度在研究假药,卖外卖(后来卖不下去了)

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橘如此,企业亦如此。

本来美国大学对中国放开给了国人学习基础科学和创新能力的机会,可眼看着这个机会在一点点消失。

美国找错了对手,也低估了对手;美国的的对手的中国已经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国了!

 

清华大学副校长、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教授在“未来论坛”年会上发表题为《生命科学认知的极限》的演讲有些所谓的“迷信”,或许是一种超级科学。

|我们看到的世界,仅仅是整个世界的5%

清华大学副校长、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教授在“未来论坛”年会上发表题为《生命科学认知的极限》的演讲。

与以往不同的是,施一公此番并未局限于生命医学,他从人类生命饱受心血管疾病、癌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三大挑战开始,讲述了人类如何通过科学来接受生命挑战。但最终,人对生命认知的极限问题将他的科学思索,由生物医学带向量子力学,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生物学家面对生命之谜的不懈追问。

目前有些学科在神经和大脑上对意识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虽然对大脑的许多功能有了不少的了解,但是对于意识本身仍然是个迷,仍然无法解释“意识的难题”(the hard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世界,仅仅是整个世界的5%。这和1000年前人类不知道有空气,不知道有电场、磁场,不认识元素,以为天圆地方相比,我们的未知世界还要多得多,多到难以想像。

今后,我们或许将发现,有些所谓的“迷信”,或是一种超级科学!

以下是演讲全文:

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生命的本质和生命的极限。

我们先看看人从哪而来?人的整个出生过程是这样的:一个精子在卵子表面不停地游逛,寻找一个入口,找到合适位点以后,会分泌一些酶,然后钻进去。

卵子很聪明,一般不会让第二个精子再有机会,所以一有精子进来,马上把入口封死。

精子进来后就被降解,然后精子的细胞核和卵子的细胞核结合,形成双倍体,受精卵开始发育,逐渐分裂为2个细胞、再分裂为4个细胞、8个细胞、16个细胞,此时受精卵还在子宫外面游逛,还没有着床。继续分裂下去,形成64个细胞、128个细胞,这时它快要找到着床地点了。着床之后,继续发育。

你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短短四个礼拜,胎儿开始有心跳。慢慢地,神经管形成了,脊椎形成了,四肢开始发育,通过细胞凋亡,开始形成手指头。到四五个月的时候,胎儿开始在母亲肚子里踢腾。

出生之前,胎儿的大脑发育非常快,各种神经突触迅速形成。然而不要忘了,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来自于一个受精卵。

生命开始之后,生命的历程很漫长,这里面有很多苦恼。我记得我看过一首打油诗是这样说的:0岁闪亮登场,10岁茁壮成长,20岁为情彷徨,30岁拼命打闯,40岁基本定向,50岁回头望望,60岁告老还乡,70岁搓搓麻将,80岁晒晒太阳,90岁躺在床上,100岁挂在墙上。

科学如何应对生命挑战

我们生命的历程饱受挑战,有很多来自于疾病,其中三类疾病和人类有很大关系。

其中心血管疾病是最重要的杀手,仅在中国每年就有303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占32%。第二种疾病也很可怕,就是癌症,我们身边的人常常被癌症夺去生命,中国每年有265万人死于癌症,占28%。第三类疾病死亡率不高,但是对人的困扰很大,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就是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多位世界名人都曾受这类疾病的折磨。此外还有34%的人死于其他原因,其中大部分是传染病,一小部分是交通事故和意外伤害。

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如何运用科学去接受生命的挑战。

在古代,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比如说当代的屠呦呦为找到治疗疟疾的方法,就是看了古典药学得到灵感,导致了青蒿素的发现。后来弗莱明发现青霉素,已经是用科学的方法论来探索。1985年以后,由于戈尔茨坦和布朗发现了低密度脂肪颗粒的受体(LDL受体),开启了真正的征服心血管疾病的历程。人类始终用科学在应对挑战,从简单的摸索和经验积累,到最后通过基础研究驱使药物的发现。我有三个例子在此分享。

第一个例子就是心血管疾病。研究发现,导致心血管形成斑块的低密度脂蛋白和受体结合以后会被细胞内吞,内吞以后低密度脂肪的颗粒会被降解,而受体会回到细胞表面,可以重生,再去把新的低密度脂蛋白拉到细胞内去,从而减少对人体有害的低密度脂蛋白。1985年,戈尔茨坦和布朗两位科学家,(也是在座的王晓东的博士后导师),就是因为发现了低密度脂蛋白的受体而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在戈尔茨坦、布朗和日本科学家Endo Akira等一大批人的努力下,很多降胆固醇的他汀类药物问世了,包括1987年问世的第一个心血管疾病的药物。迄今为止,最有名的他汀类药物立普妥(阿托伐他汀)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在座的就应该有人服用过这种药。在它于2011年专利过期之前,全球销售额高达160亿美元,堪称药神。

我们一直在用基础研究去探索最前沿的和疾病做斗争的方式,我们虽然有很多他汀类药物,但是很多高血脂的人仅仅靠吃他汀类药物,并不能阻止心血管软斑块和硬斑块的形成。为什么呢?科学家发现,是因为这些人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受体逐渐被降解得找不到了,如何把他们的受体的数量恢复出来,就是问题的核心。

几年之前,科学家找到了PCSK9蛋白,它可以结合低密度脂肪蛋白的受体。结合到受体以后,低密度脂蛋白颗粒被受体一起拉到细胞内内吞了,也就是说,低密度脂蛋白受体在被细胞内吞的同时就牺牲了,也就不能再把流淌于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降解掉,这样低密度脂蛋白大量堆积,就形成了软斑块和硬斑块,最后带来致命的心血管疾病。这个过程是基础研究发现的,而发现这个过程的著名科学家海伦,是一位女性,获得了2015年的生命科学的突破奖。

第二个例子我们讲讲治疗癌症的新的曙光,也就是大家听过很多次的“免疫疗法”。这个免疫疗法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2015年8月20日,美国前总统卡特向所有世界上关心他的人宣布,自己得了晚期黑色素瘤,而且当时已经有4个2毫米大的肿瘤在脑子里,已经扩散了,他认为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然而短短3个月以后,2015年12月6日,他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告诉人们,通过分子疗法,他脑子里的4个肿瘤已经完全找不到了。

他的分子疗法就包括一个很有名的免疫疗法,就是针对PD-1表面受体的单克隆疗法。免疫疗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疾病的斗争方式。这种疗法的创始人,也是这一概念的发现者James Allison同样获得了生命科学突破奖。对这一过程也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中,还包括一位中国人,就是陈列平博士。

第三个例子是神经退行性疾病。非常遗憾,至今人类根本不知道病因,尽管我可以告诉大家很多的理论、数据和实践,但我们只是大概知道这个病是怎么回事。现在世界上有4700万人饱受这种疾病的困扰,预计2050年时,每3秒钟就有一个新的病人出现,我们会有超过一亿三千万人受它的困扰。

神经退行性疾病中最有名的就是老年痴呆症症,也叫阿尔茨海默综合症。得这个病的病人很痛苦,因为生活不能自理。老年痴呆晚期的患者大脑里面有一个个很可怕的洞,大脑被吞噬掉了。虽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老年痴呆症,但是大家公认,如果从分子水平上认识老年痴呆症,也许会为治疗带来曙光。

我自己的实验室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去年在原子分辨率上首次报道了与老年痴呆有直接关系的人源γ分泌酶的结构,这个人源γ分泌酶被认为是导致老年痴呆症必不可少的一个致病蛋白,所以也许通过后续的深化研究,我们可以找到治疗老年痴呆症的办法。

认知生命有极限

我举了心血管疾病、癌症、老年痴呆症的例子,最后过渡到大脑。不要说我们对老年痴呆症的病因不清楚,对大脑这样一个神秘的器官我们也知之甚少,我们基本上可以说什么都不知道。尽管我们有很好的学习记忆的模型,我们可以模拟出学习记忆的过程,但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甚至认为包括我们的电信号记录的神经冲动电位,只是一个表象,不一定是学习记忆的本质。为什么?因为我们确实是这样一个生物人,是一堆原子构成的人在理解生命。

我们在用我们的五官,就是视觉、嗅觉、听觉、味觉、触觉理解这个世界。这个过程是不是客观的呢,肯定不是客观的。我们的五官感受世界以后,把信息全部集中到大脑,但是我们不知道大脑是如何工作的,所以在这方面也不能叫客观。

我们人究竟是什么呢?仔细想一想,人是怎么样处理信息的呢?我们先来对信息也就是物质做一个定义。我们有三个层面的物质:第一个物质是宏观的,就是我们可以感知到的,直觉可以看到的东西,比如人是一个物质,房子也是一个物质,天安门、故宫都是物质。第二个层面是微观的,包括眼睛看不到的东西也叫微观,我们可以借助仪器感知到、测量到,从直觉上认为它存在,比如说原子、分子、蛋白,比如说很远的一百亿光年以外的星球。第三个层面,就是超微观的物质。对这一类,我们只能理论推测,用实验验证,但是从来不知道它是什么,包括量子,包括光子。尽管知道粒子可以有自旋和能级、能量,但是我们真的很难通过直觉理解,这就是超微观世界。

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想一想,这个世界是超微观世界决定微观世界,微观世界决定宏观世界。我们人是什么?人就是宏观世界里的一个个体,所以我们的本质一定是由微观世界决定,再由超微观世界决定。我毫不怀疑我就是一个薛定谔方程、一个生命形式、一个能量形式,但不知道怎么解这个方程,不知道思维是怎么产生的,仅此而已。我相信,你也应该相信,我们每个人不仅是一堆原子,而是一堆粒子构成的。

所以,我们真的就是一堆由粒子构成的原子,如此之简单。我们有多少原子?大约有6×10^27个原子,形成大约60种不同的元素,但真正的比较多的元素,不过区区11种。原子通过共价键形成分子,分子聚在一起形成分子聚集体,然后形成小的细胞器、细胞、组织、器官,最后形成一个整体。但是你会觉得,不管你怎么做研究,都无法解释人的意识,这超越了我们能说出和能感知的层面。我认为要解释意识,一定得超出前两个层次,到量子力学层面去考察。我自己认为是这样的。

量子纠缠是可以进化的现象吗?

所以我想班门弄斧讲一讲量子纠缠。1935年,当爱因斯坦(Einstein)和波多尔斯基(Podolsky)以及罗森(Rosen)一起,写出了著名的EPR佯谬之后,提出了量子纠缠。实际上“量子纠缠”这个词并不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而是薛定谔提出来的,当时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

量子纠缠的意思是说,两个纠缠的量子不管相距多远,它们都不是独立事件。当你对一个量子进行测量的时候,另外一个相距很远的量子居然也可以被人知道它的状态,可以被关联地测量,很不可思议。但这样一个简单的现象既然存在于客观世界,我相信它会无处不在,包括存在于我们的人体里。是不是这样呢?当然是这样。量子纠缠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们可以用直觉去感受的。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CSB)著名的理论和实验物理学家Matthew  Fisher就笃信,人的意识、记忆和思维是量子纠缠的,要用量子理论来解释。那怎么证明呢?他说我一定要在实物上证明,要寻找量子纠缠的实体。很多科学家找了很长时间,发现神经细胞里面的微管可以形成量子纠缠,但是微管的时间尺度是10^(-20)秒到10^(-13)秒,远远小于人的记忆和意识的形成时间。但是他通过理论的实践,以模拟的方式找到了,他正在进行实验验证。

生命科学认知的极限

比如把磷和钙放在一起,也就是磷酸钙,当磷酸钙以波斯纳分子集群(Posner molecule or cluster)形式存在的时候,它的量子纠缠时间可以长达105秒!能把这样一个极其脆弱的,对声、光、电、热都极其敏感的量子纠缠现象的持续时间提高15个数量级,那么如果再提高5个数量级,就可以达到年的水平,以年为单位来保存量子纠缠现象。那么依此类推,你们觉不觉得,有一天我们人类会发现量子纠缠也是一个可以进化的现象,它可以保存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也就是说,量子纠缠,它在远古的时候就存在了,在进化过程中被保存了下来。

我要问你们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相信有第六感官吗?很多人会说不相信。第二个问题,有没有可能,两个人会以未知的方式进行交流?你会说也许,不会像第一个问题那样肯定地说不信。第三个问题,量子纠缠是否存在于人类的认知世界里面?存在于大脑里?我相信听了我的讲座,你会觉得很有可能。第四个问题,量子纠缠是不是适用于地球上的物质呢?你一定会说一定适用,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但其实简单讲,这四个问题是完全一样的问题,倒推回去就说明一定有第六感官,只是我们无法感受,所以叫“第六感官”。

那么我们人究竟是什么?我们只不过是由一个细胞走过来的,就是受精卵,所有受精卵在35亿年以前,都来自于同一个细胞,同一团物质,一个处于复杂的量子纠缠的体系,就这么简单。

其实我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它。我每呼吸一次会摄入10^22次方的氧原子进入我的身体,进入共价结构。这一口呼吸至少有10^4次方以上的氧原子,被处在世界上一个很遥远角落里的,我没有见过的人呼吸过至少一次,这在一个月内就会做到,人一辈子一直在这么做。而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的时候,一天可以有63克的氧气在彼此的肺当中交换。

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看世界完全像盲人摸象一样,我们看到的世界是有形的,我们自己认为它是客观的世界。其实我们已知的物质的质量在宇宙中只占4%,其余96%的物质的存在形式是我们根本不知道的,我们叫它暗物质和暗能量。

那么盲人摸象般地认识世界是科学吗?一定是科学。每个人摸的都是真实存在,而且都是客观存在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我们现在也是如此。只是我们不知道摸的是象的后背,还是尾巴,还是耳朵。我认为人类的认知极限就在于,我们是一堆原子,我们处在宏观世界,但我们希望隔着两个世界去看超微观世界。那是一个最美好的、极其美妙的世界。谢谢大家!灵魂觉醒之旅(有删节)

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力挺方方,一篇短文连骂20个傻B!简直了!

张抗抗,女,1950年生,浙江杭州市人,中国作协副主席。1966年初中毕业,1969年赴北大荒农场上山下乡,在农场劳动8年。曾经连续三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
因为力挺方方,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也被群起围攻,甚至被认为是比方方更坏的人。一怒之下,张抗抗发了一篇文章,连骂了19个傻B。加上配图中的那个傻B,刚好凑够了20个。

【反大清不反朝廷】

1896年,李鸿章在俄国和沙俄政府签署了卖国条约《中俄密约》。

回国之后,李鸿章面见慈禧,不解的问:“沙俄侵占我大清百万领土,屡屡屠我满洲边民,伤我大清最深最痛,为何我大清还要亲俄?而美国未占我一寸领土,还广施善行,兴办洋务,为何我大清偏偏要反美呢?

“慈禧怒斥道:“糊涂!那俄国沙皇再要咱们领土,再穷凶极恶,怎么着他跟我们大清也都是封建专制,和我们都是一丘之貉,威胁不到我们朝廷。

可那西方的什么英法,什么美利坚,他们是不要我们领土,可是他要我们的思想。

尤其是那美利坚的什么民主共和,什么自由平等,那可是开启我大清百姓民智的猛药啊!

一旦得逞,将来我大清还怎么教化愚民,百姓们还吃我们这套吗?

到时候我大清朝廷将荡然无存呐!那时别说你我的山珍海味,荣华富贵,甚至将来都要死无葬身之地啊!”

纽约首次新冠零死亡,- AstraZeneca制藥公司表示:在九月前準備20億劑冠狀病毒疫苗。(來源cnbc)失业率锐减,解除宵禁-全美失业率降至13.3%,此前专家预测5月份失业率将接近20%。(来源CNN) -纽约州昨日新冠死亡数为疫情爆发以来最低。(来源CNN) - 美国已经生产了200万只新冠疫苗,只要科学家们确认安全有效后,就可以投入使用。(来源cnbc)

这一周关注新闻的小伙伴感觉真像看大片,剧情跌宕起伏:警察暴力执法,30个城市“黑命贵”抗议游行,打砸抢烧,令人发指,各个城市开始实行宵禁。针对中国“五个一”限航政策,美国总统推出“禁飞令”,实着让中美华人体会了一把“有家不能回”的恐惧。
不过这一切如周末的一场暴风疾雨把所有这些阴霾都带走了,雨过天晴,来了好消息,让我们又有了希望。纽约首次新冠病例零死亡纽约卫生局公布,周三,纽约首次没有新冠病人死亡。纽约曾经是美国的疫情中心,顶峰的时候,一天多达590名新冠患者死亡。首次零死亡,标志着纽约疫情到达一个转折点,疫情已经初步受控。

纽约州州长库莫前表示,纽约将在下周一启动复工计划的第一步:允许包括建筑业、制造业和零售业恢复经营,但零售业只能路边取货。

市长白思豪说,如果符合州政府的卫生要求,纽约最快可以在7月初进入第二阶段:允许户外餐饮、理发店重新开放,允许当面销售。

美国取消中国航空公司飞往美国的禁令

在中国民航局发布新规,有条件地适度放宽外国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航班限制后,美东时间5日早上,美国交通部发出即日生效的新命令,允许中国的航空公司每周总共经营两趟往返美国的定期客运航班。

此外,早前民航局宣布调整国际客运航班:自2020年6月8日起,所有未列入“第5期”航班计划的外国航空公司,可在本公司经营许可范围内,选择1个具备接收能力的口岸城市(具体城市名单可在民航局官网查询),每周运营1班国际客运航线航班。

在以国际航班信息发布(第5期)的航班计划为基准,各航公公司继续按原则执行相关计划。此外自2020年6月8日起,开始实施航班奖励和熔断措施。在风险可控并具备接收保障能力的前提下,可适度增加部分具备条件国家的航班增幅,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美国交通部称,这是“为了恢复中美航空公司在定期客运服务市场上的竞争平衡和公平平等的机会”所必需的。

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全世界感染人数超过689万人,接近 40 万人死亡。目前全球病例上升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在大流行初期受到严重打击的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美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感染率已经降低。但是全球数字表明,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进行的数据分析,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南美,中东和非洲,传输速率正在加快。

在全球范围内,现在已确诊病例在七天内每天以超过10万的速度增长。在四月,新病例一天之内从未超过10万。但过去10天中有9天的每日确诊病例已超过该数字,周三达到130,400例。

巴西总统贾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扬言要离开世卫组织,理由是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最近宣布美国将切断与卫生机构的关系。博尔索纳罗昨天说:“我们不需要外国人在这里对我们的健康发表意见。”

在过去的24小时内,巴西记录了1,005例新的与冠状病毒相关的死亡,使该国的死亡人数上升至35,026。巴西已记录了60万多起案件,仅次于美国。

美国失业率锐减

回国有望的同时,美国的经济也渐渐复苏。劳工部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就业人数增加了250万,失业率降至13.3%,远远好于经济学家的预期。

早前,经济学家曾预期美国失业率将从4月的14.7%升至19.5%。如果预测但准确,这将是自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数据。事实证明,5月份的数据显示,美国在经历了史上最大暴跌之后,经济已渐渐复苏。

纽约市提前解除宵禁

纽约市就弗洛伊德之死的示威活动已持续逾一周,纽约市长白思豪6/7早上宣布提前解除纽约市的宵禁令“立即生效”。白思豪周日早上发推文宣布取消宵禁,“在昨天和昨晚,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最好的景象”。

纽约市的宵禁令从5月31日晚上11时实施,直到次日凌晨5时。6月1日改为从晚上8时开始。宵禁令是在纽约市的抗议活动演变成抢劫暴乱后颁布的,原计划一直持续到6月8日早上。由于夜间的示威活动继续进行,纽约市已逮捕了数百名示威者,宵禁已成为警察和抗议者之间的冲突点,但近日抗议活动趋向平缓,周六晚上的游行在宵禁令开始后被允许继续进行并最重和平落幕。

其他好消息汇总

-特朗普签署《薪水保护计划灵活性法案》,放宽对小企业贷款的限制,新法案要求贷款人只需要将60%的贷款用于支付员工工资(原法案要求75%),延长资金使用期限至24周(原要求在2月内用完),并允许小企业推迟缴纳工资税等。(来源Fox Business)

-全美失业率降至13.3%,此前专家预测5月份失业率将接近20%。(来源CNN)

-纽约州昨日新冠死亡数为疫情爆发以来最低。(来源CNN)

- 美国已经生产了200万只新冠疫苗,只要科学家们确认安全有效后,就可以投入使用。(来源cnbc)

- 奥兰多环球影城今日开放。(来源CNN)

- AstraZeneca制药公司表示:在九月前准备20亿剂冠状病毒疫苗。(来源cnbc)

- NBA计划7月31日起恢复比赛。(来源cn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