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讯社:即使总统,也必须保持:对法律的敬畏、对秩序的认同、对程序的尊重、对信用的守护、对国家的维护,这就是一个有底线、有边界、有责任的公民,那怕是总统,也不能为所欲为!道德情操不可失。但总统出卖了自己八千万的“川粉”——所谓的政治家的情操,你相信吗?

2021年1月7日川普总统的声明翻译全文 :我首先要就昨天发生在国会山的恶毒攻击声明,所有美国人一样都对昨天在那里发生的不法,暴力和破坏表示愤怒。我马上出动了国民警卫队和执法人员到那里驱逐入侵者,恢复了秩序。

美国是,也必须是一个遵循法律和秩序的国家。昨天渗透进国会的那些抗议者玷污了美国民主的宝座。我要告诉那些诉求于暴力和破坏的人,你们不代表美国,违法的人要为此付出代价。我们刚刚经过了一场非常激烈的选战,情绪都非常激奋。但我们必须要对此降温,让社会恢复平静,我们必须让美国回到她日常的事物。

我的竞选团队已经竭尽全力地寻求所有对竞选结果提出争议的合法渠道,我的唯一目标就是让我们的选举诚信,所以我抗争的过程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民主制度。我仍然强烈相信,我们必须修改我们的竞选法案,致力于认证每个选民的合法选民身份,保证人民对今后每次选举的信任。现在国会已经认证了选举结果,一届新的政府将会在1月20号就职。我已经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把权力移交做得顺利,有序,无缝。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医治和和好。

2020年对于很多人都是非常充满挑战的一年,一场恐怖的大瘟疫颠覆很多人的生命,数以百万计的人因此被迫居家与外界隔离,我们的经济严重受挫,更有不少人因此丧生。要战胜这次瘟疫,并且重建美国的经济,就需要美国人民能够携手并肩,需要我们能够重新重视公民价值观,就是爱国精神,信仰,慈爱和家庭。我们必须复苏爱心和忠诚这神圣的粘合剂让我们能够联合为一个全国的大家庭。

美国的公民们,能够以总统的身份为你们服务,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我超棒的支持者们,我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失望的心情,但是我也希望你们知道,我们不可思议的征程才刚刚开始,谢谢你们,愿上帝祝福你们,愿上帝祝福美国。

谁堪担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重任 ——2021“和学”对国运与时局的判断 文 / 刘浩锋 (和通社社长 和学创始人) 如果你是正确的,你要顶住千万人的质疑,因为,历史可以检查出孰对孰错。 ——刘浩锋

我渴望民族复兴,毕生为之努力。我渴望当政者为而不争,通过创新国家政治文明来吸附台湾,和平统一。自然也水到渠成解决香港问题。我反对一切对台湾香港同胞的武力,不仅亲者痛仇者快,而是,它会葬送民族复兴的历史机会,很可能最终走向苏联解体道路沦为西方附庸。

民族复兴,一直是我的文化追求。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与全球化诉求,也是创立和学的使命与动机。目的无非是在全球一体化时代,为众多的文化与文明的融合铺就一条共同道路。因此,我倡导的民族复兴不是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或自由主义、泛泛国际主义的单纯价值立场,而是一种中西价值彼此互补综合、有传承有创新的新理论新道路。

不同的文化格局与学养,自然对国运与时局的判断,往往与主流截然不同。但事物的真理与历史发展的真相往往最先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对当前国内外发生的种种事迹分析表明,没人能阻止一场大悲剧来临;没人能阻止有人将中国推入一个四面楚歌的巨大陷阱。或者说,在GDP强大的肉身外表下,我们的脏器虚弱,血管脆弱,不仅虚胖,而且脑梗,更有小儿麻痹症。如此的素质,在面对数十国家的围剿下,将发生什么天翻地覆的变数?

我对国运未来三四年的判断,中国自今年开始,将逐渐全面陷入萧条与衰退,乃至金融洗劫与社会动荡,台湾与香港,乃及西藏新疆外蒙古都可能最终走向失控与独立。因为,在不许妄议的严苛下,这种公然以权力干扰人民认知的做法,不仅是涉嫌背离人民,也是公然背叛实事求是原则,很容易因为一少文化木马而误国误民。我们没人能阻止各种似是而非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政策,来引领国家走出各种困境。

异曲同工:苏联的悲剧不应在中国温水煮青蛙式上演

苏联解体后,苏联大部分旧权贵家族沦为与西方共济会财团利益捆绑的共同金融生命体。事实上,俄罗斯就是美英集团的附庸国。不过,由于还有一个中国没解决。它们还要掩盖这一切。正因为沦为附庸,就必须对外塑造独立图雄的新俄罗斯形象。

为了扮演讲好俄罗斯故事,必须捧出一个共济会背景的普京作为民族英雄,与美国共济会演双簧与苦肉计,即可以对俄罗斯民众有个交代,更方便让美国政府与俄罗斯政府分别从中国要利益。

可每每到历史关键时刻,美俄就会听从共济会高层指令,由基辛格级别的大佬出马,利益公开捆绑一起,对付中国。这就是为何,我们尽管给俄罗斯输送了天量利益,在疫情当前,美俄又紧密配合,共同对华指责隐瞒疫情导致全球扩散,要求共同索赔的原因。因为,这会将中国陷入几十上百国家对华的围剿之中。可以一劳永逸从根本上,把中国打趴下,乃至肢解成十几个小国家。

不要迷信核武器可以抗衡,前苏联解体时,就是世界第一的核大国。就是说,戈尔巴乔夫在庄园会议中,通过雅阁夫引荐秘密加入了共济会。核武器在戈尔巴手里就是一种摆设。乃至同样秘密加入共济会的叶利钦公开退党,这是蓄谋已久的致命一击。所谓美苏军备竞赛,就是彼此双簧的苦肉计,目的是拖垮苏联经济。

华尔街的共济会与美国政府政要之间,表面上是彼此指责,实质上核心人员的内在利益一致,那就是如何更好从各国尤其是中国政府要利益。而致命的是,共济会威逼利诱收买入会结盟的中国政要已经深入权力最高阶层。这是被反复清洗后的国内媒体无人认知,也无人敢说的真相。

网络上种种的烟幕弹,都是为了搞晕民众的头脑。让你看不清谁是忠于国家民族利益与人民利益的政治家,谁是挂羊头卖狗肉变着花样给外国输送利益的国奸。

随着越南的私有化民主化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国就是当下西方要倒逼转型,推动中国重蹈苏联覆辙的最大目标。

警惕似是而非的政策分化配置、掏空财政与经济基础、枯竭民生

他们倒逼中国就是通过国际国内的布局与不断分化,使之中国与国际社会孤立,中国省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利益分化,基层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分化。所谓中央财政不给地方财政兜底,就是对地方财政赤字采取不救助;地方财政不足,导致基层财政枯竭。基层财政枯竭,只有从百姓身上打主意,行政由此蜕变为很多秘而不宣的恶政。各种行政权以清查交通车驾、国土、房建、围墙名义开始苛刻查罚。一边在大规模不乏形式主义的扶贫,最后甩掉财政负担,一边在大规模制造贫穷,真实增加人民群众负担。

第一是国际战略,千方百计要把中国从国际社会中孤立开来,把所谓的中国传统盟友转化为和欧美利益捆绑的共同体,把以往平衡稳定的地缘政治,如台湾香港,通过欲纵故擒方式,导致关系倒退,破坏地区稳定。这条路,经过当下全球疫情已经初步形成了。

疫情是一场精心构陷的悲剧,目的是将中国陷入几十国家的共同包围圈。

不管中外各种不同观点,冠毒是否是人工与天然,0号病人出自哪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世界数十国家都公认,李文亮事件透露出的隐瞒疫情,以及后来的武汉沦陷与全球扩散。而武汉病毒所的公开研究资料表明,这个每年拿美国人的资金与技术进行交流研发的机构,基本是被人栽赃坐上了一屁股屎,想自己擦干净是万口难辨。

台湾问题倒退到放弃“九二共识”,刺激美国接二连三出台各种支持台湾的法案,接二连三的军售与变相驻军驻使馆,导致台湾已经事实上准独立的地位。

香港问题也是公然违背基本法50年高度自治不变的承诺。对香港问题不能因势利导,导致普选民主诉求升级为港独要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底的有关决定中曾经明确普选时间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规定在“50年不变”的中期还不到的时候,也就是2022年前就可以实行双普选。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规定,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行政长官普选后立法会全体议员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

可是,中央政府的因势利导的决策并没有连贯性与落地。这导致矛盾激化恶化到更加难以收拾。

第二是国内战略。在政治上,分化民众与中共的感情。通过种种似是而非的政策,把改革的成本转移给底层的普罗大众,让民众对这个官僚体制深恶痛绝;让上下级官员,对体制反复清洗同僚产生绝望情绪与跳船沉船心理。

在经济上,改革让权贵家族获取利益最大化。让国家资源蜕变为家族私有化、公共资源变为利益竞争化,从而不断制造分化、奴役底层。

为了巩固这种利益的持续性与安全性,不惜转移海外,与欧美共济会财团秘密同盟。当毁坏中国的环境,牺牲子孙后代利益换来世界第二GDP时,成了西方眼里“养肥待宰的中国”。

为了遏制中国继续上升成为世界领袖,阻止从制造大国上升到制造强国,以贸易战为当口,美国重拳出击,国内共济会学术木马紧密配合。

自从2015年国际誉为“经济政变”的股灾浩劫以来,中国出现了“一刀切”的变相剿灭大量中小企业,逼走麦城的现象。而种种手段如学区房等推高房价奴役中国人民,间接阻碍了科技研发的升级、制造地方政府天文财政赤字、以创新名义的各种APP金融骗局、以开放名义进行的金融殖民化,让外资控股中国银行保险等,就是从内部掏空经济基础,制造失业,从供给与消费这两个经济端口进行有效的打击,制造经济滞胀。

今日中国的问题与危机,不是一般的战略与战术所能解决的。因为,一些最基本的概念需要厘清。它需要的是文化的明心见性与彻底澄清,然后才有合乎天理的制度与社会机理,整装重新出发。我们一个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历史不断发展,人民应不应该享有更多的公民权利来监督公权力制约腐败?

和学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回西整合西方文化问题

新冠疫情这场全球性灾祸揭示一个道理,个人主义的扩张最后导致个人自由与生命的丧失。个人主义的扩张到最后,它就需要集权来约束它的合理边界。一旦出现大规模灾难,人类需要集权才能减少灾祸早日走出困境。在理论上这个并不困难的认知,但也要等到如今的大灾难出现,人们才获得启示。

世界要走出当今中美恶竞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就要学会在文化上升级,让一种可以贯通信仰,实现形式互补、彼此共生共荣的智慧来引领人们走出你死我活的僵硬格局。

进入21世纪,中西接连所遭遇的灾难在向世界揭示一个道理,中西方都需要文化与文明的大转折。是通往上升之路,还是走向共同毁灭。这是所有人类的精英需要慎重思考的大问题。在整体大危机面前,我们有理由超越党派超越国族超越文化信仰,为人类命运构建一种共和共生共荣的共同生命体,这就客观需要我们这个时代必须创新诞生一种可以综合各种世界主流文化与文明的新文化学说,并能够降伏内心,解决文化与文明冲突的大问题。

和学以为,中国命运要走向世界巅峰,就要影响世界乃及领导世界实现民族复兴,创建中华世纪。在这条辉煌的道路上,需要选择符合天道的正确的发展方式。这种方式,我以为必须符合天理即阴阳天道,符合辩证法的运动原理。它的具体形式,就是以圣贤集权的德治优势整合程序民主、法定自由的法治,以人民为中心德政整合以人为中心的宪政,以国家经济调控公平整合市场效率竞争;

而要实现这三种形式的辩证统一,中国需要一场文化复兴,它首要解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我认为,要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透过文化表象看本质,从思维方式与方法论上,中国阴阳辩证文化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原理统一起来。其次,从本体论与宇宙观上,“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的心物圆融主义,必须要将唯物主义统一起来。从价值认知与文化目标上,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主张权力公有、财产公有的大同社会必须将共产主义社会统一起来。

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之后,中国人的信仰随之从拜物主义的泥沼里重新确立树立起来。中国就一定会实现大治。中国的大治才有空前强大的综合国力尤其是有文化能力回向西方

当今美国选举舞弊事件,其实对于中国文化的壮大发展是一个难得的天赐良机。以往以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确立起来的西方民主宪政模式,强调程序正义、人权至上,也未能挽救如今的混乱与价值崩塌。

但是,中国由于主流文化裹足不前难堪重任,中国也正处于一个尴尬的艰难上升时期。在台上永远正确,垮台肮脏无比。大规模的群体腐败与人才逆淘汰、与民争利的发展机制见证了中国模式的弊端。中国若能此时保持清醒,进行文化反省与创新改革图雄,剔除弊端更上新台阶,那么将以更稳更快的方式走向历史的高峰。

当今美国选之乱,以其自身固有教育的思维方式与宪政框架而言,很难根本解决团结稳定的大问题。任何长期的政党大规模内耗都是一个国家欣欣向荣的死敌。西方选举危机折射的是程序民主背后的财阀利益集团的虚伪专横;疫情肆虐又折射了个人自由、人权至上的短板局限。

西方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它的希望在东方在中国文化。当下,中国同样需要审视自身的文化,那就是要有常识心地看到当今主流文化难堪重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也不能解决中国正遭遇的治理与发展危机。如何实事求是的面对,抓住历史机会去大无畏的破除种种障碍,是检验当政者或顽愚或仁智的不二法门。

和学关于市场竞争与调控公平的观点

我曾经在经济学上提出一个理论,叫“率极均衡原理”。获得了完整的理论证明的。但经济学界视而不见。为何?或许是学术利益所致,或许是超出了他们狭隘的逻辑认知。

这个原理的核心就是一句话。追求效率的极致必然导致分化,缺失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公平的极致必然导致僵化,缺失局部竞争效率。或者说,效率是局部竞争的公平,公平是社会整体的效率。两者是辩证关系。恰如人体两条腿,彼此保持节奏运动,就是前进。而社会保持节奏周期驾驭好效率与公平,就会导致社会前进。它的运动轨迹是螺旋形上升的。如此,人类文明的发展就合乎天理。星辰的运动就是在反复做螺旋形运动。我原来称谓天道经济学。这让那些只知有欧不知国学,只知形式逻辑不知辩证逻辑的学人无法理解。

只要依靠市场作为唯一的资源配置工具,这个社会一定会周期陷入两极分化。因为市场的秉性就是差异化竞争。多年前厉以宁教授曾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会进步,和谐社会才有希望。但是,他不知道,贫富差距够大,会导致社会停滞,社会动荡。这是常识问题。竞争必然导致冲突,冲突必然导致淘汰。商品与服务的竞争导致尖端突出;但社会资源的竞争导致少量财阀寡头胜出,会制造大量底端贫穷,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历代革命就是因为社会陷入极端两极分化。这就是木桶原理所揭示的。欧美后来进入橄榄型社会结构,也是付出高昂代价与反省试错改进采取恩斯学说才形成的。

所以,市场之外一定要有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这次疫情欧美日本澳洲都纷纷给国民发财,鼓励消费,拉动生产,是因为他们资本主义国家深受周期危机之痛,出于经济循环的本能得出的结论。而并非是来自经济学理论的召唤。是先有1929年的大经济危机,然后有罗斯福的积极财政与政府调控,接着才有恩斯理论。说白了就是政府干预,进行公共投资,以及行政干预劳工工资所得等。这才重新把经济危机断了的循环链条衔接起来。

中国现在的经济资源配置,已经是异常两极分化。此次疫情,居然政府还没有决策出台实施社会主义的福利,或者给中低收入者发钱,给中小微企业援款,尽搞一些不中看也不重用的所谓赠送消费。相反,有消息显示政府正加紧推进房地产税收的进程,以及取消了的农业税,如今新的耕地占用税也出来了,就是不给与民生喘息空间,也不给中小企业放水养鱼,在学术上就是一个经济决策的大失误。也由此可看出,经济智囊们是怎样的扭曲心理。甚至,世界上140多个国家发起了一个倡议,新冠肺炎疫苗免费向自己的国民提供,竟然我们国家拒绝在这项协议上签字。莫非,比尔盖茨捐出的钓鱼款,究竟是要通过合作开发疫苗加倍挣回来?还是出于倒逼,制造危机。

和学关于民主集中与明君宪政的观点

集权模式,号称为人民服务,最大优势可以集中力量高效办大事,由于人民是抽象的集合,遇明者益大,遇昏者祸大;遇到英明领袖,可以利官利民盛唐之;反之,就往往腥风血雨内外交困,耗损国家元气,乃至败坏衰竭国家财政;纵观古今,集权的缺陷就在于“正确的是正确的,错误的也是正确的”,为了维护一个错误需要多少谎言,结果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为了维护谎言与错误,必须强调忠诚与站队。寡廉鲜耻的阿谀者必重用,而清正才学之流必成异己者而边缘化淘汰之。多少从底层奋进上升的精英在这种体制内腐蚀掉或因为队伍错位而被投入政治的绞肉机里面,不仅可惜,也太折损民族国家元气。

一个不懂得珍惜呵护民族精英,不断自损元气的模式机制是根本无法实现民族复兴梦的。一旦遇到大危机而盲目迷信上面集权意志的错误决策,它就会往往一夜之间就崩盘。甚或遭遇政变才能改变危机。

民主模式,是以人为中心,由公民选票决定谁是符合国民利益最大化的领袖。它的最大优势不仅亲民,更是纠错机制。不亲民,发现错误的政策,下一届选票就拉你下台,甚至国会提前弹劾。有稳定的公务员队伍,在少范围高级官员受到政治变动的替换。不会把一个国家的精英反反复复送入政治的绞肉机里粉碎掉。它的缺陷就是往往效率低下,难以集中力量高效办大事。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民众的眼睛也并不总是亮的。

太极图原理揭示,万事万物阴阳互补相生。中国文化应该从自身的文化传承中创新出新的政治文明出来。集权与民主,德政与宪政,仁治与法治,是天然的一对阴阳辩证关系。孰能将此优势互补、综合创新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就是人类比较成熟高级的政治文明。和学将此综合创新称为“和主义”。它是共产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也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兼容并蓄。

理论上,科学的民主集中制,应该是人类向前发展的比较高级的政治文明。但观中国之现实,因为利益的僵化与理论的陈旧,集中有余,民主不足。民主和集权如何在一个彼此均衡的范畴波动,就能很好解决中国的问题乃及形成中国经验扩延世界。中共的初心也是追求自由民主的。毛时代局限于经济科技水平限制,遗憾难以发展民主。而今新时代,国力雄踞世界第二,科技直追欧美,条件逐渐具备。想想当今中国遭遇的种种危机,可以说是上层因为利益对自己的束缚而遗忘初心,乃至诸多政策将改革支付的成本数十年来由广大国民支付,国民怨声载道,官员在层层狭缝中即是一亩三分地的得利者,也往往是受利益捆绑的僵硬体制受害者。

台湾之伤与香港之痛,说到底,是我们民族的创新能力不能政治作为来吸附统一。以台湾香港同胞观当今中国之深度腐败,制度腐败而言,恐惧抵触统一是难免的。以当今中国遭遇的内外困境,此时对台湾香港动武,不仅不占天时地利,也强差民意。甚至,有理由相信,是第五纵队给上层出的馊主意,无非就是把中国陷入中国与美英集团的冷战。把已经折腾的疲软的经济继续消耗在无益的竞争中,最终走向财政溃败与苏联式的解体。这就是我经常强调的“欲纵故擒”策略。它的成功实施需要秘密加入共济会的高阶人物配合。民众与官僚往往是随大流盲从的。在不许妄议的高压下,清醒的知识分子或战略家为了自保也只能忍声吞气。只有大悲剧发生了才慢慢觉醒。

站在东西文明交融的四千年历史时空转折点,为天下苍生计,为国运计,更为民族复兴梦,我辈早已致死度外,秉笔直书。(全文完)

 

刘浩锋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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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浩锋,湖南长沙。学术方向:国学的现代化全球化。毕20年功力,创建和学。当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思想家、哲学家、批评家、艺术家、作家诗人。世界文化杰出贡献人物。

其宗教哲学领域,用数学逻辑完成万教归一; 其经济学领域,发现创建了“率极均衡原理”。中国经济人物网、《环球时报》社》主办的2018中国经济高峰论坛暨第十六届中国经济人物年会,荣获“新时代中国经济文化创新人物奖”。

 社会职务

和通社《亚洲新闻周刊》、《亚洲经济导刊》、《亚洲艺术导刊》、《亚洲人物导刊》社长兼总编辑 。美国纽约国际新闻通讯社、美国世界华人杂志社总社副社长。

 社会兼职:

纽约当代中国艺术家协会艺术顾问和特约艺术家;

上海香梅画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长沙和文化研究会高级顾问;

中国逻辑学会会员;

中国辩证法研究会会员;

美国国会网络电视台顾问;

旅美湖南同乡会理事;

旅美福建三山会馆顾问。

 学术与展览:

 2010荣膺中国外交部国礼艺术大师;

2015荣膺美国时尚与艺术研究院院士;

2016年东京都美术馆荣获16回日本国际书画交流展金奖;

2017年,与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原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负责人郝盛琦同时荣获“复兴中华文化卓越贡献奖”;

2017年荣获世界文化总会颁布的“世界文化杰出贡献人物大奖”;

2017年刘浩锋应邀学术主持2017台北国际摄影展;

2017年东京都美术馆学术主持“日本第十六回国际交流展”

2017纽约联合国总部荣获“联合国东方文化杰出贡献奖”。

2018年,中国经济人物网、《环球时报》社》主办的2018中国经济高峰论坛暨第十六届中国经济人物年会,荣获“新时代中国经济文化创新人物奖”。

2019年,参加海口保税文化艺术馆开馆暨保税国际艺术展。

 工作经历:

1997年,福建省经贸委《技术经济与管理》记者,湖南记者站站长;

1998年,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副组长;

2000年,国家发改委《中国改革报》记者;

2005年,团中央《中国产经新闻》记者;

2006年,国家发改委《中国企业导刊》编辑部主任、主笔;

2009年,香港《亚洲新闻周刊》主笔;

2015年,商务部互联网金融研究会研究员;

2018年,纽约《美国世界华人杂志》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2019年,《亚洲经济导刊》、《亚洲人物导刊》、《亚洲艺术导刊》社长兼总编辑。

 出版学术著作有:

 《世贸中的中国经济与百姓生活》(经济学,时事出版社2000

《网络为家》(网络,时事出版社2000

《中华文化复兴文集》(三卷本),《和学概论》、《美学科学原理》、《世界文艺复兴的推动》(哲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黑与昼》三部曲,《黑原》、《举灯》、《路上》(文学,2010中国文联出版社)

《和学中国文化传承与开新》(哲学,2013九州岛出版社)

《重启文艺复兴》2015 (绘画,长沙圣殿画廊)

 媒体与社会影响力:

 2011年,应邀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给一群院士教授讲授“和学与中国文化凭什么复兴”;

2013年,应邀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给博士讲授“和学与中国文化凭什么复兴”;

2014年,应邀在湖南省图书馆讲授“和学与中国文化凭什么复兴”,签名赠书。

应邀在全国41所大学做过和学与中国文化复兴的学术讲座。

2014年,接受广东教育电视台《东学西渐》栏目专访,制作12集关于“和学与中国文化凭什么复兴”的电视讲座,作品翻译成英文,卖给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世界顶级大学图书馆。

2015年,接受纽约ICN国际卫视专访,制作“和学:中国文化复兴凭什么”两期栏目,在美国几十个城市播出。纽约接受联合国记者协会主席采访。会晤三届总统顾问、美国四十年资深国会议员、《美国保护台湾法起草人》沃尔夫。

2015年,湖南省委党校给千名大学生讲授“和学;凭什么影响世界”,获得巨大反响。

2016年,湖南十家机构发起的国学讲堂,“善卷书院”主讲“文化复兴中国梦:和学凭什么影响世界”公益讲座,长沙国学界名流几乎倾巢而动。用同心圆同构数学原理,证明“菩提心”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大圆满心;同时,运用“罗素悖论”推导出宇宙全息,由两个无穷集合一一对应,解释了“为何一叶菩提?”“为何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发菩提心、一体慈悲心、博爱心、无为心都是个体从宇宙根源吸取能量,所谓开花结果修成正果,就是成长为虚空中的星辰等大生命的方式。传统称为修行,和学称为“个体成长为虚空大生命之路”,将中国文化的核心要义修心,还原为宇宙生命科学。第一次将心学、宗教放在数学、逻辑基础上,树立心灵科学的认知,达成“万教归一”。被国学界赞誉为“在中国阐释菩提心最为透彻的人”。

2016年,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湖南年鉴文献与人物》刊发:刘浩锋与《和学》。

曾接受过《费加罗报》、《美国有线电视》、《香港有线电视》、《华尔街金融报》、《纽约时报》、CCTV、广东卫视、法国广播电台、纽约第一频道、联合国记者协会、纽约ICN国际卫视、美国国会电视台、东京《日中商报》等国内外数十世界知名媒体专访或报道。被中国文化部《赤子》杂志、《亚洲新闻周刊》、纽约ICN国际卫视等誉为21世纪“中华文化复兴理论旗手”。

《华讯社》社长献辞: 鼠年走了,拉着华尓街“铜老牛”的尾巴,走进了2021年。全球近九千多万居住在世界各国的海外华人华侨将在“牛市”中重新蹬蹬脚、握握手、耸耸肩、扬扬头与出生国、居住国的人民不再将是逆行而走。因为2020年不会再有,因为2020年出现的悲伤悲哀悲剧悲恋也不会再重返,因为过去的一年真値得历史的记载与长河中留痕。

居住在海外的华人华侨坚信:今天全中国人的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全中国人的心灵有了更广阔的操场。国家主席习近平2021年新年贺词刚剛说过:每一个人都了不起。——今天我们与大家欢喜接致2021年的疾速到来。

慢走的2020——每到庚子年,中国都会遭遇一场沉重灾难,这是一个民族苦难的轮回,也是一个民族在浴火中更生,在磨难中坚持,在死亡面前保持从容与乐观,在黑暗中向往光明,在阴冷中守住温暖,唯有如此,才能向死而生,才能承续伟大与辉煌,才能在世界文明之林永远傲然屹立。

 2020庚子之殇,不是死亡,而是重生,无论多么深重的苦难,中国人民都能踏歌而行,都会有英雄出世。庚子之殇,亦是庚子之战,无论是人类与生物之战,大家相信:中国一定能赢。广袤的天空,终将於2021年的曙光常升、常在。

贺元春(七律)

民族民心华人魂,

清水篮天碧群岭。

迸时思维属我待,

追景世界万里行。

 

天地豪情不在岁,

万物之灵何未小。

两个百年为一龄,

四方昼夜鼓强心。

 

 

 

《华讯社》评论:宋才发教授是一个很有独特思想并是多产论文的博士、教授;所发文章往往抓点带面、与时俱进、文才独具、有理有据。今特发表宋才发教授发表:《群众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出发点》论文。文章摘要:人民群众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否定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观点和庸俗的思想家们的言辞进行了有力的抨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的人。

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观点。

历史唯心主义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观点出发,认为历史是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禀承“上帝”旨意的结果,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就曾把杰出人物的有意识的行动看作是历史事件的主要动力。19世纪英国的托·卡莱尔(1795—1881年)就曾指出:世界史即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创建业绩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在地球上建功立业的伟大人物的历史。他甚至认为“整个历史的过程不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决定的”,人民群众不是历史的主体,那些伟大人物才是“全部世界历史的灵魂”。其目的在于“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德国的尼采则鼓吹个别“超人”的“权力意志”决定一切,把人民群众视为“一堆任人使用的无定型的材料,是需要雕刻家加工的一块石头。”这种“超人的权力意志论”,后来成为希特勒称霸世界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理论依据。

历史唯物主义,恰好相反,它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出发,认为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民群众则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的主体,是基于下述历史事实做出的理论概括:(1)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基础。因为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而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当然也就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2)人民群众是推进社会历史的巨大动力。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这个运动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生产力的若干要素中,第一个起决定作用的要素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3)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阶级社会中,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不可能自发地实现,它只能通过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来实现。因而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各个时代的社会变革的主力军。恩格斯就曾明确地指出:“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连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4)人民大众的利益和需要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人民大众的利益和需求是一个由无数人的利益和需求组成的相互交错的综合力量,它对历史发展具有指向性。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至今发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为少数人的运动,或者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这就指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方向,违背了它就要被社会历史所淘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视为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

。”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来源于实践的无产阶级,改变现实不合理的世界秩序,也只有靠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苦大众。为此他们提出:无产阶级不仅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消灭私有制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的解放包括全人类的解放。也就是说:“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便得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的结论。或者说:“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在论及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实践和运动的时候,他们又进一步指出:“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以生产工具为出发点”的。生产工具是衡量社会进步尺度的指示器,因为在这里蕴藏着广大劳动群众的创造性劳动,包含着他们世代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剥夺剥夺者”的理论就由此萌发了,劳动者做劳动的主人、劳动者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资产阶级的理论,也就从这个“真正基础和出发点”找到了实在的根据。所以,“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地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基础。”从而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论证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决定作用和工人阶级的特殊的历史使命。

“群众路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在我国的具体贯彻。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中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群众观点作了这样的概括:“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负责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群众路线”的本质涵义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贯彻下去。我们说群众路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在中国的具体贯彻,根据有三点:(1)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新社会的主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坚持这一基本观点,就要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因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人民群众是建设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主力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群众是“大地”和“母亲”,党只有依靠人民才有战无不胜的力量。(2)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有人民群众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必然导致对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提出变革的要求。这种变革社会的历史需要一经产生,劳动人民又会立即成为变革它的主力军,由此推动生产力的更新和社会历史向前发展。(3)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前提条件。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是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产生、发展、壮大起来的。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党一天也不能生存。”这是科学的概括,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之所以能够建立敌后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府,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毛泽东同志曾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只要动员了数万万人民,日本帝国主义就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吼也要把它吓一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解放战争时候,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支援前线,仅淮海战役中,山东、江苏、安徽等省的支前民工就达225万人,担架7万多副,大小车41万辆。陈云同志曾形象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把政权交给了共产党,由党代表他们执掌政权。所以毛泽东同志曾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党就是这样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和群众观点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并形成一条无产阶级政党同人民群众建立正确联系的路线的。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基础。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依靠全体劳动人民来共同管理国家。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指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共产党是国家生活的领导者,不是统治者,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来领导国家生活的。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只有集中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才有可能同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吻合,党才有可能实现正确的领导。也只有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得到不断的完善和补充。这就是说,人民群众既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对象,又是党实现领导的基础。如果把党的领导者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公仆”与“主人”的关系颠倒了,或变成了实际上的统治者和被统治的关系,那么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本质要求,从根本上动摇了党的领导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忠实代表,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坚持群众路线是坚持思想路线的首要前提。如果说“实事求是”路线是思想方法的总原则,那么群众路线就是实事求是这一原则在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方面的具体化。从实际存在的事物出发去求是,就是从人民群众实践的现状出发,在群众实践的过程中去探求事物发展的规律,离开了群众路线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说过:“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又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群众路线作为一般的认识论原理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内在结合,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大贡献。它集中地体现在四个一致性上:(1)“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发展过程的一致性;(2)“从个别指导到一般号召,又从一般号召到个别指导”的领导方法与“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思维过程的一致性;(3)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为群众的利益服务与认识从实践开始并为实践服务的一致性;(4)群众利益原则与真理的实践标准的一致性。历史经验证明:凡是脱离群众、违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就必定要犯严重错误。

群众情绪是领导决策的客观依据。人民群众是领导活力和正确决策的源头活水,在中国凡是正确的决策都是人民群众意志、情绪的集中体现,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善于体察群众的情绪,使党和政府的一切决策和措施都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重要的政治领导艺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把群众情绪作为第一信号,把它作为决策的客观依据。群众情绪最基本的是反映他们的切身利益问题。诚心实意地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领导者决策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就在于它确实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治穷致富”的钥匙,使国民经济大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大改善。还是列宁说得好: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群众情绪是广大群众对现实的一种直观反映,由于它从来就不经过修饰和加工,所以它往往不那么规范、雅致,不那么有条理和入耳,有时甚至很粗糙和尖刻。但是,正是这些逆耳忠言,才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的本质。必须指出,我们强调群众情绪的重要性,决不是在鼓吹崇拜群众的“自发性”,并不要求决策者去迁就少数落后群众的意见。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依靠先进,提高中间,争取落后,历来是实现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在组织上应当采取的方法。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都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然而“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的原则,害了慢性病。”这就是说,党不仅要依靠群众,而且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在当前的情况下,加强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的关键在于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发挥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只要我们能够真正做到这些,群众就会更加信赖我们,就会把心里话讲出来,我们就能由此而减少决策的失误;以至达到在群众自觉的批评、帮助和监督下,减少我们实际工作的盲目性和实施决策过程中的失误。

执政党能否坚持群众观点,切实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关系到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回答黄炎培先生关于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上的政权由盛到衰的“周期率”时,就曾满怀信心地预言过: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跳出这个周期率,因为我们党已经找到了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这条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40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当时的预言是科学的。在当前这个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国内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刻,可以说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又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又回到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中。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件。可以说,它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重振党威、全面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大决策。只要全党同志切实遵照执行,上行下效,我们今天同样有以新的实践和新的精神风貌,证明我们能够摆脱这个“历史周期率”的困扰。

必须正确地处理好党的领袖与群众的关系。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集团来主持的。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之一。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并不减少领袖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就曾用爱尔维修的话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现代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使我们更容易认识领袖、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他们各自的地位。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大生产、各项技术工程中,总设计师、总指挥的地位的重要性。在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关键不在于要不要领袖和权威,而在于不能搞“权威主义”或“新权威主义”,不能把领袖神圣化、特殊化。正如恩格斯所说:“任何一个身居高位的人,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同的温顺态度。”他在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还说:“首先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在当前,党的领袖集团尤其要树立公正廉明的形象,树立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在对待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上,既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又要反对制造个人迷信、本本主义,以保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必须正确地处理好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正确处理好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里,所谓“干部”是指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或管理工作的人员,他们或是由人民群众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或是企业事业单位的群众根据需要聘任,或是国家根据人民的意志任命,其工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个人谋私利;所谓“群众”是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从事各种行业实际工作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是相对个人而言的。党员干部来自群众、是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领导者、组织者。这就要求干部的一切言行必须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一切活动必须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然而,理论上的东西往往与现实有不一致的地方。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也确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不能或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表面上代表群众,实际上是在代表自己或自己管辖范围的“小集体”利益,更严重的是有些党员干部置国家政策、法令于不顾,甚至走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近几年干群关系紧张,党的威信下降,主要是这些已经由人民的“公仆”变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的所作所为造成的。要正确处理好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党员干部就一定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自觉地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一定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具体地说就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效率观念,发扬务实精神,保持廉洁的风尚;一定要针对党群关系存在一定的疏远和紧张的原因,及时地调整政策措施,切实消除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以提高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增强凝聚力和号召力;一定要加强廉政建设和干部政绩考核,建立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在当前尤其要提倡干部深入基层、深入实际。了解基层的情况是作好领导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深入基层作系统的调查研究的精神,习惯于高高在上,凭印象、靠想当然“拍脑袋”办事情,势必要走向群众的反面。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了解真实情况是领导的一项基本功,是领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基本环节。与此同时,还必须提倡党员干部向人民群众学习。只要全党同志都有这种眼睛向下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实信赖,就能更好地率领人民群众同党一道,共同把社会主义中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

陈小江中纪委背景更有利中共主管国家民委。国家民委主任长期被视为中共民族统战工作的重要象征。自中共建政以来,除首任民委主任李维汉,1954年后已连续七任由少数民族担任。国家民委官网前天显示,陈小江同时已接任巴特尔的中央统战副部长职位;巴特尔将专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退居二线。

中共中央纪委原副书记陈小江转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前天正式履新,成为近70年来国家民委的第一位汉族主任。

内蒙古今年8月底宣布教改引发争议之际,有分析认为,改由汉人掌管国家民委,可能预示中央将调整民族政策,加大力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陈小江的仕途经历之前几乎从未涉猎民族事务,同样引发舆论关注。受访学者认为,相信官方是看中陈小江在中央纪委的根基,这项任命将更有利中共领导主管国家民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前天表决通过数个政府人事任命,包括黑龙江原省长王文涛接替钟山出任商务部长,以及甘肃原省长唐仁健接替韩长赋出任农业农村部长。陈小江则接替蒙古族的巴特尔,履新国家民委主任。

国家民委主任长期被视为中共民族统战工作的重要象征。自中共建政以来,除首任民委主任李维汉,1954年后已连续七任由少数民族担任。国家民委官网前天显示,陈小江同时已接任巴特尔的中央统战副部长职位;巴特尔将专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退居二线。

58岁的陈小江是浙江龙游人,长期在水利系统工作。2015年,他调任中纪委宣传部长,晋升副部级,隔年“空降”辽宁任省纪委书记,处理轰动一时的“辽宁贿选案”。2017年,他返京任中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内蒙古今年8月底宣布推行疑似强化汉语授课、减少使用蒙语的教改,引发争议。《星岛日报》引述北京时事评论员马浩亮分析,今年民族工作领域最大负面事件未发生在新疆、西藏、宁夏,而是出现在被视作“模范自治区”的内蒙古。作为内蒙古政府前主席以及现任国家民委“一把手”,65岁的巴特尔此番卸职或有被问责成分。

湖南首例VV-V ECMO在湘雅三医院成功开展 中国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湖南首例静-静脉和静-动脉即VV-V ECMO(体外膜肺氧合,人工肺治疗)在该院成功开展。目前,这名接受VV-V ECMO治疗的患者病情平稳,今日已经转入普通病房接受继续治疗。

1222日下午,焦急守候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呼吸重症监护室门外的熊先生家属,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们获悉,患有重症肺炎、生命垂危的家人熊先生,在湘雅三医院呼吸重症监护室全体医护人员的积极救治下,经过5天体外膜肺氧合治疗,已成功脱机拔管,度过生命危险期。这标志着湖南首例VV-V ECMO成功开展。

  1216日,湖北60岁的熊先生因咳嗽咳痰10天,进行性气促4天,由当地医院转诊至湘雅三医院急诊。熊先生一开始以为只是一场“感冒”,于是在当地医院进行治疗,不料病情进展迅速,生命危在旦夕。当转至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急诊时,在氧浓度为100%的情况下,氧合指数不到50,肺部影像呈“白肺”,医院急诊抢救团队立即予以气管插管,使用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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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进入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急诊时的肺部CT片。照片均为医院提供

  转入呼吸重症监护室后,患者俯卧位通气治疗效果欠佳。经内科重症团队紧急分析讨论后,考虑患者为重症肺炎(后经检查确诊为鹦鹉热衣原体感染),医护团队当即决定,采用ECMO为患者争取抢救时间。

  1217日中午,在呼吸重症监护室主任刘纯、主治医师杨红辉带领下,ECMO医护团队成员迅速集结,重症医学科ECMO中心主任赵尚平鼎力协助,团队成员有条不紊地配送管道、装机、预冲。171315分,ECMO管路妥善建立,开机运转。患者血氧饱和度迅速恢复正常,快速的呼吸频率和心率逐渐缓慢下来,生命体征开始平稳,有创呼吸机吸氧浓度逐渐下调至50%,各项参数运转正常。在120分钟内,ECMO团队完成了对患者病情的评估、决策、谈话、准备及实施工作。

  上机第一晚,患者的凝血功能波动较大,出现“茶色”尿液,置管处可见渗血。考虑到患者出血风险大,呼吸重症监护室医护团队丝毫不敢懈怠,严密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凝血指标变化,细致调节患者的ECMO相关参数,对患者的液体、气道等方面进行了精细的管理。经过120个小时的ECMO支持后,患者肺部情况得到极大改善。12221330分,成功撤除ECMO1223日上午10时,成功拔除气管插管序贯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1224日,改为中心管道吸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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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5天人工肺支持治疗后,患者成功撤除ECMO

  据赵尚平介绍,ECMO有两种常用模式:静动脉(venoarterialVA)和静静脉(venovenousVV)模式。患者熊先生采用的是VV-V ECMO的模式,为静静脉(venovenousVV)模式的改良版本。这是因为,传统的V-V转流只可以部分代替肺功能,也只有部分血液被充分氧合,并且管道存在重复循环的现象。在患者氧合极差的情况下,采用改良模式,使患者的上腔静脉和下腔静脉血能够充分氧合,并且可提供较大的血流速度(高达7.5l/分),缩短患者上ECMO的时间,最大限度地降低ECMO相关并发症的发生及减少患者的医疗费用。

《华讯社》短评“ 努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让每一片田野都充满美好的希望。”——中国《湖南日报》的这篇记者访谈录,字不多,抓了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精准抉贫”的思想在这短文里得到“精准诠释”。抉贫不只是一个看点和一个村点,是在整个中国农村八千万脱贫人员的脱贫中的全部全面。被采访的曾秀书记在“宏志”与“方向”中再谈落实和完善实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影响!

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序衔接
——访衡阳县委书记曾秀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唐春晖 邱鹏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农业农村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12月20日,衡阳县委书记曾秀在接受湖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当前我国已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衡阳县将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抓手,统筹做好产业“固本”、绿色“塑形”、文化“铸魂”、乡贤“聚力”、党建“强基”,有序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工作。

以产业“固本”。实施特色强农行动,扎实做好粮、猪、油、菜、棉5篇文章,打造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县。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业,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实施品牌强农行动,推进“三品一标”农产品认证,打造一批地理标志性农产品品牌。实施融合强农行动,大力发展集观赏、采摘、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辐射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以绿色“塑形”。聚焦产业美,突出抓好“设施农业”“现代农业示范园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农业走绿色发展之路。聚焦环境美,持续深化“一拆二改三清四化”村庄清洁行动,全面规范农村建房,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聚焦生态美,突出打造“五朵金花”,建设美丽乡村。

以文化“铸魂”。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国家试点建设,突出抓好移风易俗、志愿服务,形成向上向善向好崇德的社会风尚。全面推行厚德同心积分银行建设,存储道德财富,引导村民崇德向善、见贤思齐。探索建立村民互助基金,弘扬守望相助的淳朴乡风。传承弘扬家风文化,涵养好家风。建好村史馆,留住乡愁记忆。

《华讯社》编者按: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多灾多难,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一直长在。在今天这盛世年华的日子里,“华讯社”发表著名作家、编剧家白桦先生的这篇回忆录。旧事不忘,初心常在,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深入改革的发展过程中,永远记住:不折腾深改革,不忘初心、鼎力前行,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白桦;“因忠言获罪,摧毁了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诚信与”(作者简介:1985年,担任上海作家协会的副主席[18];同年,创作中篇小说《白桦的中篇小说》[32]。1986年,由其创作的长篇小说《爱,凝固在心里》出版[8]。1987年,创作长篇小说《我在爱和被爱时的歌》[33]。1988年,出版长篇小说《远方有个女儿国》。

白桦 无欲则刚人 819《灵魂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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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言获罪,因忠言获罪。在客观上,摧毁了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诚信,回忆我的妻子王蓓。

1938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正在从华北向中原袭来,八岁的我跟着父母客居在武汉。音乐家冼星海正在江上发动救亡歌咏运动,大江两岸人山人海,齐声高唱同一首歌《中国不会亡》。——我相信!

秋天,故乡沦陷,父亲被日本侵略军活埋,这就宿命地决定了我后来的去路。悲情人生,激情澎湃,舍死忘生,苦苦追寻,认定“革命”是唯一高尚的追求,“革命理想”成为我的全部,成为我的未来。于是,千方百计,义无反顾,舍死忘生,投奔沙场。

1948年初冬的一天,在进军淮海平原的路上,络绎不绝的小车和我军大队人马并行。我问一位推车的农民大嫂:“你们小车上推的是什么?”“白面。”“你们家还有存粮吗?”“有,不在窖里。”“在哪儿?”“在地里。”“地里?什么庄稼?”“麦子。”

我环顾白雪覆盖的中原大地,麦苗还没出芽呢!我情不自禁地哭了。我想起一个战国时代越王勾践讨伐吴国的故事: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后,越国复仇之师在河边誓师出征,越国一位老者把存了十年的一坛美酒献给国王勾践,勾践没有独自享用,当即倾入河中,下令全军迎流而饮。无论古今,这样的军队必胜。——我相信!

五十年代初,士兵们的枪膛渐渐冷却下来,战争的硝烟在绝大部分领土上消失,全中国各族人民正在欢欣鼓舞地走向“理想的天堂”。——我相信!

对于我来说,1957年春天那场猛烈的反右派运动,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结果是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因言获罪,因忠言获罪。在客观上,摧毁了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诚信。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个“自己人”也被戴上了一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桂冠。

在那个年月,右派桂冠可不是化装舞会的戏谑。一个理想主义者被“理想”抛弃。同时,被社会抛弃,被人群抛弃,思想库存里立刻一贫如洗,安身立命之本顿时塌陷。此情何堪?仅仅是带给亲人们的屈辱就能把人压死。

由于难以忍受这种巨大的奇耻大辱,愤而自尽者、夫妻离异者大有人在。即便是往日生死之交的战友狭路相逢,也唯恐避之不及。就像傣族历史上的一种陋习,某人如果一旦被巫师或众人指认为“琵琶鬼”,他随即就变成了一头活在人群中的猪狗,直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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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是一个新婚燕尔的二人世界,妻子王蓓是年轻的电影演员,她会怎样看待我们所面临的奇耻大辱呢?她曾经是那样自珍自爱。从今以后她还能挽着“反革命”丈夫的臂膀上街吗?

等我回到家,她的第一道目光,仍然是往日的温情。当有些人为了羞辱我,组织一些小学生在我的窗前齐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夹着尾巴逃跑了”的时候,她竟敢冒险走出去劝说小朋友们离开。更有甚者,她还多次到我劳动改造的场所陪我去加班干活。

那时我发现,我是多么低估了她。不仅低估了她,也低估了我的老母亲。母亲在八年抗战期间,曾经靠拾麦穗、剥树皮把我们五个年幼的兄弟姐妹拉扯大。一个字不识的山里女人,善良、软弱,却不得不在日军宪兵队审讯室里面对凶神恶煞。

1958年夏天,她千里迢迢来看望我。刚从轮船上下来的母亲,当即在我脸上发现了我的极度沮丧,她小声在我耳边说:“对娘说句真话,真的是你错了吗?”

我摇摇头。停顿了好一会儿,她老人家才再问了一句:“……还给你发粮票不?”“给。”“给粮票就行,叫媳妇生个儿子。”

两年后,癌症手术后的妻子,无视医生的劝阻,冒险为我们生下一个儿子。我最亲近的两位女性,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没有讲过一句抱怨或开导我的话。——我相信!

一个年轻当红电影明星,突然因为丈夫的原因,列入“限制使用”的另册,她竟然那样自然地就接受了下来,心安理得,毫无怨尤。

我在工厂里劳动改造,每两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一个周末,妻子在摄影棚做夜班还没有回家,疲惫不堪的我,回来之后倒头便睡,黎明时分醒来,发现妻子通宵未归,走到窗前才发现,她正坐在门廊台阶上打盹,丁香花正在她头顶上纷纷扬扬地飘落。一问才知道,她在子夜时分就回来了,怕开门惊醒我,才坐在门外等待晨光的。

又有很多年了,没有机会重访往日的居所,那里的门廊下依旧是丁香似雪么?——我相信!

1964年,为了活得体面些,我重新回到军队,心里又点燃起“理想”之光。心甘情愿地与妻儿两地分开,一年一次鹊桥相会,又把他们放进次要和被忽视的境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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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造反派从我宿舍里搜出一封家书,妻子仅仅在信中为我的处境说了两句委屈和焦虑的话。他们竟然对她实行残酷的武斗,几次悬空踢倒在地,几乎丧命。接着就是整整七年不能与妻儿见面。

“文革”后,我又为一些与“理想”相关的物事奔忙起来,妻儿仍然被放在次要和被忽视的境地。儿子是怎样活下来的,是怎样长大的,是怎样考取大学的,为人父的我,竟然一概不知。可想而知,她付出过多么大的艰辛。——我相信!

一位法国作家曾经这样问过我:

“您还在守望着您的理想吗?”

我回答说:

“我守望的只剩下了一条底线。”

“那是一条什么样的底线呢?”

“善良的民众不再蒙冤,不再蒙羞,不再蒙骗。”

“这条底线可不算很高啊!”

“可我以为,这条底线在有些地方仍然高不可攀。”——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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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一双耄耋老人,相依为命,总应该平静下来了吧?不!五年前,妻子又罹患阿茨海默症,暮年的天空,立即一片阴霾。我原以为罹患阿茨海默症,就意味着在患者的意识里失去了过去,也失去了现在和未来。不会有欢乐,当然也就不会有痛苦。

不久,我发现,并非那样简单。她似乎又回到了童年,重新开始认识这个“陌生”的世界。“什么是洗手间?”“什么是橙汁?”“什么是遥控器?”电视屏幕里在下雨,她会喊:“收衣服!下雨了!下完雨,才会下太阳呢!”偶尔,她也会灵光一闪,小声责备自己:“是我的错,一定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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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朋友都知道,她是一个少见的淡泊名利的演员。以往的影戏剧照早已散失殆尽。近来她竟会反常地把一些从书报上剪下来的图片,摆进玻璃书橱里,虽然有时候甚至她连图片中的自己都不认识。

现在她对所有年轻人都叫大哥大姐,有时会把我误认为是她早年仙逝的父亲,准确地说,是父亲和丈夫的重合,管我叫“老爸”,或者“老爷子”。

据我所知,她自幼缺少父爱,父亲是个无暇顾家的人,生前总是在他那小小的钱庄里忙忙碌碌。自她十七岁从父亲手里接过一只小皮箱,随着电影导演孙瑜离家去上海以后,就再也没见到父亲了,在父亲辞世的时候,战乱阻隔了回乡之路,未能和父亲诀别。

可以说,现在她已经生活在另一个陌生的空间了,几乎一无所有,但她依然保留着一个贫困年代的“习惯”,但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把它称为“习惯”。那就是牙膏皮都可以换钱的年代,从地上拾起来的每一张破纸片,她都要抹平珍藏起来,她的“保险柜”就是自己的床。要是不帮她清理,她的床很快就成了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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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如果说她已经完全失智,是不对的。她有一根弦始终没有被割断,那就是我和她之间那根弦。我是她唯一认识的人,顿顿服药、吃饭、喝水,都要让我首肯。“老爸!这能吃吗?这能喝吗?”

每当我要外出的时候,问她:“你在家休息吧?”她总是像孩子那样回答我:“我不总是跟着你的吗?”我只好带着她,即使是开会,她静静地坐在一旁,微笑颔首,一言不发,谁都不会把她当做病人。当我一定要独自外出的时候,她会大喊:“你想想,我能单独留下吗!”她隐隐约约地能意识到自己独处时没有安全感。是的,万一我不得不从她身边离去,那将不是我一个人的灾难。——我相信!

最近,我的八岁的小孙女聪慧,无意中听到爷爷在碟片里朗诵诗歌的声音。她立刻就安静下来了,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低着头,一动也不动了。

等到她抬起头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她的脸上全都是泪水。她还那么小,就懂得爷爷了。——我相信!

白桦,著名作家、编剧。1946年,在《中州日报》上发表了短诗处女作《织工》[1]。1953年,出版短篇小说集《边疆的声音》[2]。1954年,担任剧情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的编剧[3]。1957年,创作诗集《热芭人的歌》[4]。1958年,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5],三年后被平反。1965年,发表话剧《像他那样生活》。1976年,担任战争电影《曙光》的编剧[6]。1980年,担任剧情电影《今夜星光灿烂》的编剧[7]。1986年,由其创作的长篇小说《爱,凝固在心里》出版[8]。1992年,担任编剧的古装电影《杨贵妃》上映[9]。1993年,凭借长篇小说《哀莫大于心未死》获得台湾金鼎奖大陆图书著作个人奖[10]。1996年,担任古装剧《宰相刘罗锅》的编剧[11]。2002年,担任儿童剧《乘着歌声的翅膀》的编剧。2005年,出版长篇小说《一首情歌的来历[12]。2006年,白桦获得云南省“繁荣文学艺术特别贡献奖”[13]。2010年,出版诗作《长歌和短歌[14]。2011年,白桦获得第19届柔刚诗歌奖荣誉奖[13]。2014年,由其创作的小说《指尖情话》出版[15]。2017年,白桦获得第3届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16]

华讯社:今天是澳门回归(特区成立)二十一周年。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受澳门邀请参加回归祖国大典,从大洋彼岸回来见证历史。当曰与CCTV“国脸罗京先生同时先达会场,还玩笑几言,现友人巳逝,精魂常在。当年采访的澳门总督韦奇立,如今也近八十岁了,去年还去葡萄牙看望了他。人生过得快,快的你不相信,快的你着急。越活越年轻指的是思想,不是体质。愿众生越活越年轻!

《华讯社》短评:在当今这世界不规则的变革中,全球各国都在找原因,也知道是什么原因。中国法学专家宋才发教授的这篇文章很有参考价值!尤其是“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是通过成员方的国内法实现的。”——-就是一个信誉与承诺的国家行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发生在加入WTO以来的这些年。现在,面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的出路在哪里?WTO的规则是什么?世界贸易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宋才发教授的万余字长文,虽然不是全面诠释,至少在某一方面可以找到端倪和启迪。

宋才发教授发表:《WTO规则与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论文’

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

WTO规则与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

宋才发

(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院  北京,100081)

  摘要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中所论及的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是知识财产权,必须从制度上确立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必须尽快使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WTO组织的TRIPS协定及有关规则接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要与时俱进。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必须依法把紧商业秘密知识产权关。要改革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催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是通过成员方的国内法实现的,知识产权诉讼应该设立专家证人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机制要适应TRIPS协定规则。

关键词  WTO规则;TRIPS协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WTO组织素有“经济联合国”之称。在WTO规则的框架下,知识产权受到了高度重视。作为知识经济确立和发展的基础以及国际经贸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就成了所有WTO成员的当务之急。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这一时代竞争的主要特点,是以智力的生产、交换、使用为基础,是知识与人才的竞争,谁拥有更多掌握高科技的知识人才,谁就掌握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谁拥有更多的知识产权,谁就在经济领域中加上了一大筹码。外国把知识产权作为垄断国际市场的重要武器,我国加入WTO后面临激烈的经济、科技竞争,就更应该把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放到极为重要的位置。

必须从制度上确立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知识产权具有财产权属性和私权属性,并且由此派生出财产价值及其特殊性。《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中所论及的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是知识财产权,它要求全体成员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承认知识产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特定主体所有的财产权,具有财产属性。由于TRIPS协定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其所列举的知识产权种类是可以作为贸易标的的,这也就说明了知识产权的财产属性。我们还可以从其它列举性规定和概括性定义来理解知识产权种类、范围和财产权属性。譬如,1967年签署的《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第8款就规定,知识产权包括如下8项内容:与文学、艺术及科学作品有关的权利,它主要是指一般所称的版权(著作权);与表演、录音制品及广播有关的权利(邻接权);与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一切领域内的发明有关的权利;与科学发现有关的权利;与工业品外观设计有关的权利;与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商号及其它商业标记有关的权利;与反不正当竞争有关的权利,如技术秘密、商业秘密等;一切其它来自工业、科学及文学艺术领域的创造活动所产生的权利。我国《民法通则》也列举了知识产权应当包括的范围和权利种类。知识产权的范围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明权、发现权和其它科技成果权。这些国际公约和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除了发明权、发现权和其它科技成果权以外,《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我国《民法通则》与TRIPS协定对知识产权范围和种类的列举是一致的,知识产权包括了版权与邻接权、商标权、地理标志权、工业外观设计权、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与反不正当竞争有关的权利等。可见,无论是从TRIPS协定所称的知识产权看,还是从其它列举式规定和概括性定义看,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是财产权。我们应当从制度上确认知识产权是人们对智力成果、工商业标记等知识的排他性的支配权;知识产权制度所保护的客体,是人类社会智力创造的知识产权及相关精神权益,主要是指其中的财产权。TRIPS协定规定知识产权为私权,我国已加入WTO组织TRIPS协定,我们就必须从制度上确认知识产权为私权。在这里私权是相对公权而言的,可以被理解为属于具体的特定的私人权利,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民事权利。知识产权作为私权,从制度上说它是一种绝对权,具有专有性,任何人都负有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义务,一旦侵害了他人的知识产权,就违犯了某一民事主体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就要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必须尽快使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WTO组织的TRIPS协定及有关规则接轨。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经过19921993、20002001年两次大规模的制定和修改,在实体保护方面已与WTO规则基本相当。但是,在司法程序方面急需进一步细化和完善。譬如,诉前禁令、临时措施中的证据保全、权利人获得信息权、对知识产权的法定赔偿、对侵权物品的严厉制裁手段等;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水平,必须接近TRIPS协定规定的最低水平,在目前还不是超过其水平的问题;我国的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没有确立知识产权的请求制度,民法通则和各项知识产权法律并未赋予权利人有关请求权、禁止请求权和排除请求权的权利;等等。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尚无过错责任的明确规定,归责原则基本上是完全的过错责任原则;对无过错责任人判决返还不当得利,这尽管与其它国家及TRIPS协定的要求相符,但是在我国法律中找不到依据,在实践中也难于掌握。我国相关知识产权制度与TRIPS协定的最大障碍,就是现行法律赋予了行政机关终局裁决权,对它的改革已属迫在眉睫。因此,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改革,应当结合TRIPS协定在我国的实施进行修改、补充或者重新制定等完善工作。尤其要重视对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信息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有关知识产权新问题的研究,解决立法和司法中的薄弱环节;要不断跟踪国际知识产权法制的演变和发展,及时加以研究并提出立法建议和对策,促使立法机关通过对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修改、补充、制定和完善工作,使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始终与国际通行的规则和惯例相适应。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必须与时俱进。自20世纪中叶以来,以关贸总协定及其后继的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倡导并形成了战后的新的国际贸易体制,从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进程。知识产权制度也因之从传统的智力成果保护领域,走向知识产权贸易的国际市场。新的国际贸易秩序带来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问题。仅从静态分析,它表现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中技术因素的增长。自从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以来,国际贸易的增长比率基本上是年45%。在产品中的高技术必然会带来高附加值,在这里,高附加值就是知识产权所凝结的价值。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因循和引导科技革命互动地向纵深发展,其突出表现集中在三个方面:(1)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不断扩大。譬如,著作权法从印刷版权、电子版权时代过渡到网络版权时代;客体范围不断扩大,视听作品、卫星电视节目、电缆电视节目等,都陆续成为著作权家族的新成员。再譬如,从最初单一的商品商标到吸纳服务商标,从商标的一体对待到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2)新的知识财产制度陆续出现。譬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首次出现在知识产权体系之中,受到专有权的保护。(3)相关法律制度使得知识产权体系不断扩大。譬如,商业秘密和反不当竞争,过去仅作为知识产权制度的例外或补充,而现在却正式成为知识产权制度的新成员。21世纪是一个高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时代,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高新技术,概括起来主要是两大技术:网络技术和基因技术。在这里,网络技术将会产生一个网络版权时代;基因技术是21世纪最了不起的技术之一,人类可能正处于基因可以解释和决定一切的时代的开端。总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水平的高低,涉及到国家利益和安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必须与时俱进,对诸如“网络技术”、“基因技术”等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对象做出回应,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的现代化。

高新技术产业必须依法把紧商业秘密知识产权关。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使商业秘密保护受到各国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并且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新焦点。高新技术产业是在高新技术的基础上形成的。高新技术的主要特征,就是高效益、高智力、高投入、高风险、高潜能。它不再以探索系统知识为标准,而以追求效用为标准,它的科学理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大大缩短,技术更新越来越快,科技发展规模越来越大。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其发展有赖于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众多高新技术并不适宜于用专利法来保护,而适用于商业秘密保护。因为商业秘密受到保护的条件非常简单,只要不是公知技术就符合新颖性的要求。所以,保护商业秘密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有着特殊的意义。近40年来人类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即科学新发现和技术新发明的数量,比过去2000年的总和还要多。要使一项高新技术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效益,高速度和保密性是两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因此,商业秘密以其宽阔的保护范围和自动生成的权利,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推动下,受到各国政府和企业的高度重视。譬如,截止1994年2月,全世界就有51个国家出台了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或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就规定,任何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手段侵犯商业秘密:(1)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它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2)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3)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掌握的商业秘密;(4)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违法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5年11月23日发布的《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还补充两点禁止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1)与权利人有业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违反合同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2)权利人的职工违反合同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1]

改革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高新技术发展。就工业企业而言,知识产品是一种创新,保护知识产权最根本的是鼓励企业创新。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企业已成为创新的主体、创新的中心,是创新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它以严密、高效的组织和运转形式,完成创新从最初设想到商业利益实现的全过程。同时,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可以由此而来不断催生适应市场、吸引市场的创新成果,并且通过批量生产将其迅速转化为生产力。2001年国家科学技术部发布了《关于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活动中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推动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管理水平,完善我国科技计划、成果管理等各项科技管理工作中的知识产权内涵,正确处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涉及到的知识产权问题;强调要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中介服务组织建设,提高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管理的社会化服务水平;要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切实保护合作各方的知识产权权益,促进对外开放,优化投资环境;要加大执法力度,坚决查处和制裁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各种知识产权侵权行为[2]。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激励工业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譬如,国务院颁发的《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就明确提出要依靠技术创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努力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积极地扩大出口,壮大产业规模,提升我国软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选择性地走向国际市场,以国际化的需求刺激自身的技术发展进步,就成为国内一些强势软件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由之路。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业只能是空中楼阁,它所支撑的经济必然会有很大的泡沫成分;只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企业,才能抢占世纪知识经济的制高点。再就涉农企业而言,譬如,我国水果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出口量不高,仅占全国产量的1%,占世界贸易量的2%。要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地位,不仅要提高农产品的质量,而且要运用知识产权战略,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保护我国农业知识产权,借此增强我国农业的竞争能力。涉农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我国农副产品种类繁多、地方特色浓郁的特点,运用知识产权战略多种方式,立体的对自己的产品、经营活动进行保护,如联合多个涉农企业组建企业联盟,在企业联盟内实现专利权、品种权的共享或者低费用许可,整个联盟也可以共同推出一个商标品牌;在具有独特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的地区,涉农企业联盟可以就地理标记依法申请证明商标或者申请原产地域产品保护,组建地方行业协会以便对会员企业使用地理标记进行管理,同时将本企业的加工、生产技术申请专利或者以商业秘密的方式加以保护,在宣传品牌的同时,向地方版权管理机构就本企业的各种技术资料以及商业用语进行登记,采取上述措施之后再加上适当的营销策略和严格的制度化管理,从而达到提升涉农企业整体竞争优势的目的。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大企业无法替代的作用。在WTO成员国中,通过改革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和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已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1)建立健全保障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体系。法律法规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活动的基础。通过制定法律来确定中小企业的基本政策和政府管理原则,以维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利,推动中小企业发展,是大多数WTO成员国家的普遍做法。譬如,美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在国会参、众两院设立了中小企业委员会,陆续通过了《中小企业法》、《公平执行中小企业法法案》、《中小企业投资法修正案》等几十部法律。其中《中小企业法》明确提出,政府应当尽可能严格限制大企业的市场扩展,其主要目的就在于给中小企业发展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日本也有较为健全的中小企业法律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1963年制定的《中小企业基本法》。该法是日本中小企业发展的纲领性法规,被誉为日本的中小企业宪法。(2)组建中小企业政府管理机构。为保证中小企业法的贯彻落实,多数WTO成员国都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权威的中小企业组织管理机构,统一负责管理中小企业事务,处理本国中小企业发展中遇到的相关问题。譬如,美国在1953年根据中小企业法律建立了直属联邦政府的小企业管理局(SBA),该机构还在美国各洲设有100多个分支机构,其宗旨就是帮助和支持中小企业,保护其利益并为其出谋划策,保护企业的自由竞争。即使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都建立了类似机构。(3)建立中小企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除了政府机构之外的所有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机构的总和。其内容包括资金融通、信用担保、技术支持、管理咨询、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拓、产品出口,等等。200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第2931条就规定:“国家制定政策,鼓励中小企业按照市场需要,开发新产品,采用先进的技术、生产工艺和设备,提高产品质量,实现技术进步。”“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规划、用地、财政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推进建立各类技术服务机构,建立生产力促进中心和科技企业孵化基地,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信息、技术咨询和技术转让服务,为中小企业产品研制、技术开发提供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现企业技术、产品升级。” [3]根据我国中小企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按照WTO规则的要求,借鉴WTO部分成员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经验和作法,政府既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运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管理企业,充分利用WTO条款的有关规定保护幼稚产业,创造宽松的经济环境,又要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鼓励中小企业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不断提高产品的竞争力,走“专、精、特”的道路,并且通过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作用,形成中小企业自己的竞争优势,实现“小而强”的发展目标。譬如,在我国“三大古瓷都”之一的福建省德化县,早在唐代陶瓷制作就已初具规模;到宋元时期,其陶瓷制品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出口商品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德化现代陶瓷业的高速发展期,他们根据西方国家市场需求,把西洋工艺瓷作为主导产品,为陶瓷业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2001年德化陶瓷业产值达38亿元,2002年达到45亿元,陶瓷业税收占该县财政总收入的54%。全县有中小陶瓷企业1100多家,从业人员8万多人。但是,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当地陶瓷业:企业间相互仿制、竞相压价、恶性竞争的行为相伴而生,且屡禁不止。工艺的生命在于设计和创新,如果不规范市场行为,不建立创新机制,德化陶瓷将毁于一旦。为此德化县陶瓷企业服务中心,先后为近1000件创新产品免费办理了版权登记。2002年飞达陶瓷公司的一件创新产品,被中间商以低价私自转让给另一家企业生产。德化县有关部门就此事协同版权局进行现场取证,经过与侵权厂家协调,侵权厂家赔偿了飞达公司的损失,使飞达公司原有的外贸合同得以继续履行。该县自社会服务体系开展版权保护工作以来,共处理了13起侵权案件,涉及侵权标的1500多万元。现在德化县中小企业每天有200多种创新产品问世,企业开发的新产品,也都及时送到陶瓷企业服务中心进行版权登记[4]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是通过成员方的国内法实现的。把WTO组织的TRIPS协定同原有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标准相比较可以发现,TRIPS协定有如下几个显著特点:(1)保护的范围更加广泛。它把包括商业秘密在内的几乎所有知识产权形式都纳入了保护的范畴,其中计算机程序、数据库、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商业秘密在国际性文件中属于首次涉及。(2)权利范围进一步扩展。TRIPS协定强调知识产权权利人拥有专利方面的进口权和计算机软件与电影作品的出租权,TRIPS协定还把“知情权”作为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一项权利加以确定。(3)保护期进一步延长。TRIPS协定规定专利的保护期不少于20年;包括计算机软件在内的著作权保护期为50年;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期不得少于10年。(4)执法程序注重可操作性。TRIPS协定规定了明确而具体的执法程序,包括行政、民事、刑事以及临时措施等。(5)争端解决趋于便利、简捷、严厉。由于协定植入了原关贸总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交叉报复成为每个成员方维护其权利的“尚方宝剑”,这就与WTO管理的大多数国际公约中“提交国际法院仲裁”的争端解决途径大相径庭。(6)保留条款失去实际意义。总之,TRIPS协定要求国内法律、法规、行政决定、司法裁决等,都必须与WTO规则的要求相一致。《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就明确规定:“每一成员应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定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5]这就表明WTO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域内)立法与WTO规则相一致。因为WTO协定是经过各成员立法机构依宪法程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立法机构在批准这一协定时也承担了使国内(域内)立法同WTO规则接轨的义务。我国2002年12月23日提交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十一次常委会审议的民法草案,就规定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其中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明确了要保护“传统知识”和“生物多样化”。根据WIPO在一些官方文件中的界定,“传统知识”是指基于传统产生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外观设计、标志、名称及符号,未披露的信息,以及一切其它工业、科学、文学艺术领域内的智力活动所产生的基于传统的创新与创造。“传统知识”按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国外已有立法的解释,它主要包括“民间文学艺术”与“地方传统医药”两大部分。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时,印度等国就提出应当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中将其列为保护内容。世界贸易组织在2001年11月的多哈会议的“部长声明”第18—19条已将此列为下一次多边谈判的议题。“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生长源的有机组织体的多变性。这些生长源包括陆地、海洋及其它水生态系统与由这些生态系统构成的生态群落。这种多样性包括物种内部、物种之间以及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对“生物多样性”给予知识产权保护,主要是保护基因资源。基因资源与传统知识相似,都是我国的长项,但是我们对它们的保护显然是不够的。现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成果的专利、商业秘密等保护,促进了发明创造;对计算机软件、文学作品(包括文字及视听作品等)的著作权保护,促进了工业与文化领域的智力创作。诚如郑成思所说:“中国人在知识创新方面,并不比任何人差。我们其实可以不必去考虑如何去要求降低国际上现有的知识产权高端的保护制度。我们应当作的是一方面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业已形成的高保护,推动国民在高新技术与文化产品领域搞创作这个‘流’,另一方面积极促成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我们目前可能处于优势的传统知识及生物多样化这个‘源’。这样,才有利于加快我们向‘知识经济’发展的进程。”[6]

知识产权诉讼应该设立专家证人制度。根据WTO规则有关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规定,在知识产权诉讼过程中,设立专家证人制度是非常必要的。这里所说的专家证人制度,是指专家根据当事人的委托或者法庭指定,以当事人的身份向法庭就案件审理中的专业性问题出具意见的法律制度。专家证人制度过去主要是英美法系的一种法律制度,其功能是弥补法官在专业知识上的不足,帮助法庭查明案件中遇到的专业性问题。由于我国鉴定制度本身和实施存在的诸多弊端,在WTO框架下引进专家证人制度以弥补其不足,实属有益的尝试。当然专家证人的法律定位是证人,专家证人与通常普通证人一样,并不享有任何优待和特权。专家证人的产生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当事人委托的专家证人;二是法院指定的专家证人。作为当事人聘请专家证人的途径应当合法,要防止当事人利用聘请专家证人故意拖延诉讼。聘请专家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向法院证明两点:一是专家所属的领域及该领域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有关联性;二是专家在该领域的学识和经验,说明该专家具备对本案所争议的事实有发表意见的知识水平。专家证言一般应当在开庭前以书面形式做出并进行交换。如果法院认为专家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专家证人有出庭的义务;如果硬不到庭,则该专家的意见不能作为证据采纳。在法庭调查的过程中,法庭有权对专家证人的质证进行控制,但任何人不得对专家证人提出诱导性问题,更不能误导专家回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专家利用的技术辅助手段和方法越来越多,因而只有当专家证人依据的数据和手段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时候,其意见才能被采信。无论是法院还是当事人提供的专家意见,均应当结合全案情况综合考虑决定是否采纳或者采纳多少,专家证言没有优于其它证据方式的必然效力。

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机制要适应TRIPS协定规则。WTO组织的TRIPS协定的特色之处,就在于它有一整套保证执法效力的规则。该规则与WTO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相配合,使该协定成为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中执行力最强的条约。在TRIPS协定第三部分的条文中,有两个最突出的内容:(1)规定了该协定对WTO组织各成员所要求的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执法机制,它包括刑事、行政、民事、海关等执法机制,以及像临时措施等具体的执法程序,其内容全面、具体,可操作性强。(2)规定了该协定对各成员的各类执法活动的指导原则,包括有效、及时和公正的总体要求等等。TRIPS协定明确、具体地规定了知识产权执法与执法程序,突出了民事诉讼程序执法倾向,因而民事救济措施的条文最多,刑事程序仅规定了一个条文。在提出要充分保障执法及时、有效的同时,TRIPS协定还特别强调执法程序公正。在TRIPS协定第三部分知识产权执法的规定中,无论在总义务部分还是在对具体程序和措施的规定中,都强调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活动要及时有效,不但要求国内立法要行之有效,还要求“采用有效措施”、“及时防止侵权的救济”;同时要求执法程序公平合理,并为防止有关程序被滥用提供保障。TRIPS协定在知识产权执法中,也规定了行政程序救济途径,强调行政程序要符合协定的规则。TRIPS协定明确规定了各成员应当就涉及知识产权的行政程序,给予当事人司法审查的机会和程序。TRIPS协定第44条对民事诉讼的停止侵权措施作出规定:(1)司法当局对停止侵权有权做出决定,特别是海关,有权立即禁止侵权进口商品在该领域管辖内进入商业渠道;(2)对于当事人在已知或有充分理由应知经营有关商品会导致侵犯知识产权前即已获得或已预购的该商品,各成员无义务赋予司法当局停止侵权措施的权力;(3)对知识产权无许可的政府使用或政府授权使用,在考虑经济价值的前提下,仅适用支付使用费的措施;(4)在其它情况下,应当适用该协定第三部分知识产权执法规定的救济措施,如果此类措施不符合国内法,则应当确认知识产权的权属并给予适当补偿。TRIPS协定第45条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问题:(1)对已知或应当知道其行为系侵权的行为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行为人对权利人损害赔偿的范围为足以弥补因侵权而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3)行为人还应当支付权利人因此支付的开支,其中包括适当的律师费;(4)在适当场合,即使行为人不知,或无充分理由应当知道自己从事侵权行为,司法当局还可以责令其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金,或者两者并处。TRIPS协定第46条规定了对侵犯知识产权的其它救济措施:(1)将正处于侵权状态的商品排除出商业渠道,排除的程度以避免对权利人造成任何损害为限,并且不对其作任何补偿,也可以在不违背现行宪法规定的前提下责令销毁该商品;(2)在不作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将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商品的原料与工具排除出商业渠道,排除程度以尽可能减少进一步侵权的危险为限;采取该类措施时,必须考虑到第三方的权益,并且考虑侵权的严重程度和所使用的救济措施相协调;(3)除了个别场合,对于假冒商标的商品仅将非法附着在商品上的商标去掉,不足以允许此类商品投放市场[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