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记中，一直都在呼吁追责问责，这是最招忌恨的原因，也是各路虾兵虾将撕咬围攻的关键，倘若方方日记只是岁月静好的流水账，抑或是淡淡的忧伤，不会招致疯狂的撕咬围攻，正如资深评论家鄢烈山先生所言：作为一个时评人，一个失声的“公鸡”，特别敬佩的是她对隐瞒疫情真相、打压李文亮大夫等人的追责性议论，勇敢又执著（这也正是最招人忌恨的原因）。
陷入不当言论调查风波的湖北大学梁艳萍教授在力挺方方的文章中也指出：作为一名身处疫区的作家，方方的追问是使命感的追问，良知的追问，也是批评者的追问。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没有批评的声音是可怕的。批评无自由，则赞美就毫无意义。要知道，问责是共和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除了对官员治理的追问，方方的写作还有对出自公共卫生、疾控等领域专家之口的“可防可控”“人不传染”等酿成灾祸的言论的追问。当病毒肆虐之下，不实事求是，每人隐匿一点点，遮蔽一点点，含混一点点，大祸就酿成了，就降临了，最终从九省通衢，蔓延世界……悲乎！
方方从1月25日开始写日记，记录疫情爆发以来武汉人的喜怒哀乐以及个人的真实感受。这些日记，既有日常琐碎，也有民生大事，但追责问责一直贯穿始终。早在疫情之初，方方就坦言：“现在我虽然不是湖北作家协会主席，但我还是个作家。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后你们多半会被要求写颂文颂诗，但请你们在下笔时，思考几秒，你们要歌颂的对象应该是谁。如要谄媚，也请守个度。我虽然人老了，但我批评的气力从来不老。”
1月28日，方方提醒人们不要扎堆聚集，她在日记中抨击了21日湖北的团拜会和百步亭社区热火朝天的万家宴，提醒那些人病毒不会介意谁是平民谁是领导。1月29日，方方描述武汉真实的现状：关在家里的武汉人，只要没被感染，大家的心里基本都还踏实。最可怜的还是那些病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因为病房一床难求，他们仍在煎熬之中。
方方在日记中描述：多少病患者一直以为岁月静好，有病看医，毫无死亡的心理准备，更无求医不得的人生经验。他们死前的痛苦和绝望感，比深渊更深。方方认为许多死者被病毒感染，没有机会住进医院，也没有得到有效治疗，甚至有些人连确诊都没有，就匆匆离世。这大概有多少人数呢？她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2月2日，方方讲述发生在武汉的悲惨故事，然后提到一句她以前说过的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这句话还有后半句：而我们偏偏处在一个尘土飞扬的时代之中。2月4日，方方直言此次大疫的教训极为沉痛：必须一层一层追究，一个也不放过。否则，对不起那一个个死者。2月7日，方方不无忧郁地写道：比病毒更让人无奈的是不让人说话，但是我的记录还得继续。
方方日记经常被删，方方在日记中向这些网管发出了泣血的呼吁，希望这些网管体会到疫区人民的感受。“亲爱的网管们：有些话，你们还是得让武汉人说出来。说出来，心里会好受一点。我们都已经被封在这里十多天了，见到那么多的惨绝人事。如果连发泄一下痛苦都不准，连几句牢骚或一点反思都不准，难道真想让大家疯掉？”
2月8日，方方忧心忡忡地写道：疫情比先前预计得严重。2月9日，方方以沉痛的笔墨写道：多少病者都一直以为岁月静好，有病看医，毫无死亡的心理准备，更无求医不得的人生经验。他们死前的痛苦和绝望感，比深渊更深。今天跟朋友说，天天听到这样的信息，心情怎么可能不压抑不难过？“人不传人，可控可防”这八个字，变成了一城血泪，无限辛酸。
2月12日，在一篇题名为《拐点尚未到，谁已在高歌？》的日记中，方方悲愤地写道：武汉人的痛，不是喊喊口号就能缓解的。什么时候公务员们前去工作不举旗帜不再合影留念，什么时候领导视察没人唱歌感恩，也没人做戏表演，人们才算懂得了基本常识，才算知道了什么叫作务实。
2月20日，方方在日记里复述了向欣然先生（当年重建黄鹤楼的设计者）写的一段文字，并感慨：“如果因染疫而死，那无异于“他杀”，我是于心不甘的！”这该是多少武汉人的想法？！在方方的日记里，有细腻真切充满温情的描述，有直击要害掷地有声的质疑，也有文笔沉稳深沉厚重的忧郁。
方方日记中特别说到什么是灾难，灾难不是让你戴上口罩，关你几天不让出门，或是进小区必须通行证。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且有棺材，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一车摞上几个，一并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
灾难是你拖着病体在寒风冷雨中四处奔走，试图寻得一张可以收留你的病床，却找不到；灾难是你从清早在医院排队挂号，一直排到次日凌晨才能排到，有可能还没有排到，你就轰然倒地；灾难是你在家里等待医院的床位通知，而通知来时，你已断气；灾难是重症病人送进医院，如果他死了，进医院的时刻就是跟家人诀别的时刻，彼此都永无相见之日。
灾难是你以为死者在那样的时候还有家人在殡葬馆相送？还能留下他的遗物，甚至，死者还能拥有死的尊严？没有了，死就是死了。拖走，然后立即烧掉。疫情的早期阶段，没有人手，没有床位，医护人员没有防护设施，大面积感染，火葬场人手不够，拖尸车不够，焚尸炉不够，而尸体上带着病毒，必须尽快烧掉。
你们知道这些吗？不是人们不尽职，而是灾难来了，人们已经尽了全力，甚至超负荷，但却无法做到喷子们所说的那些。岁月在灾难中没有静好，只有病人的死不甘心，只有亲属的胆肝寸断，只有生者的向死而生。许多人或许还忘不了一名女子追着车痛哭失声叫喊妈妈，那撕心裂肺的声音直刺人心，死后直接火化，家人不能道别，亲属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人间世生老病死，只是一瞬间的事。
方方或许没有想到，最后被追责问责的却是方方本人以及支持方方的人，这真是滑稽又荒谬的时代。人们不去关注事实真相，而是撕咬试图说真话的人。仔细想想，今天对方方的撕咬围攻，对梁艳萍教授的调查，对一切有良知说真话的志士仁人的打压，完全是大批判的路数，颠倒是非，颠倒黑白，颠倒人妖，颠倒正邪，不讲逻辑，不讲道理，乱扣帽子，满嘴喷粪，有预谋、有分工、有呼应的人海战术。
梳理一下疫情蔓延的时间节点，总结疫情失控的原因，发起问责追责，本是对逝者最好的悼念，也是对生者最大的安慰。最初隐瞒疫情的不单单是诸如蔡莉这样的医院领导，还包括省市卫生防疫部门的领导，连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上的武汉病毒研究所也负有重责，虽然病毒所宣称上千人无一人感染，并不是这个所有什么特殊的灵丹妙药，而是提早知道了疫情提早开始了预防。
这场瘟疫带来的灾难远未结束，对灾难的原因必须进行反思，民间和官方都应该一致同声问责追责。如同经济学家华生所言：从现在起，不仅要在对外关系上谨言慎行，且要对外积极帮助其他国家，开展抗疫工作，对内查清早期延误的主客观原因、严格问责追责。不要只是跟风撕咬方方——至于方方日记究竟写了什么，许多骂方方的人根本不知道。
方方日记中，一直都在呼吁追责问责，这是最招忌恨的原因，也是各路虾兵虾将撕咬围攻的关键，倘若方方日记只是岁月静好的流水账，抑或是淡淡的忧伤，不会招致疯狂的撕咬围攻，正如资深评论家鄢烈山先生所言：作为一个时评人，一个失声的“公鸡”，特别敬佩的是她对隐瞒疫情真相、打压李文亮大夫等人的追责性议论，勇敢又执著（这也正是最招人忌恨的原因）。
陷入不当言论调查风波的湖北大学梁艳萍教授在力挺方方的文章中也指出：作为一名身处疫区的作家，方方的追问是使命感的追问，良知的追问，也是批评者的追问。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没有批评的声音是可怕的。批评无自由，则赞美就毫无意义。
要知道，问责是共和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除了对官员治理的追问，方方的写作还有对出自公共卫生、疾控等领域专家之口的“可防可控”“人不传染”等酿成灾祸的言论的追问。当病毒肆虐之下，不实事求是，每人隐匿一点点，遮蔽一点点，含混一点点，大祸就酿成了，就降临了，最终从九省通衢，蔓延世界……悲乎！
方方从1月25日开始写日记，记录疫情爆发以来武汉人的喜怒哀乐以及个人的真实感受。这些日记，既有日常琐碎，也有民生大事，但追责问责一直贯穿始终。早在疫情之初，方方就坦言：“现在我虽然不是湖北作家协会主席，但我还是个作家。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后你们多半会被要求写颂文颂诗，但请你们在下笔时，思考几秒，你们要歌颂的对象应该是谁。如要谄媚，也请守个度。我虽然人老了，但我批评的气力从来不老。”
1月28日，方方提醒人们不要扎堆聚集，她在日记中抨击了21日湖北的团拜会和百步亭社区热火朝天的万家宴，提醒那些人病毒不会介意谁是平民谁是领导。1月29日，方方描述武汉真实的现状：关在家里的武汉人，只要没被感染，大家的心里基本都还踏实。最可怜的还是那些病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因为病房一床难求，他们仍在煎熬之中。
方方在日记中描述：多少病患者一直以为岁月静好，有病看医，毫无死亡的心理准备，更无求医不得的人生经验。他们死前的痛苦和绝望感，比深渊更深。方方认为许多死者被病毒感染，没有机会住进医院，也没有得到有效治疗，甚至有些人连确诊都没有，就匆匆离世。这大概有多少人数呢？她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2月2日，方方讲述发生在武汉的悲惨故事，然后提到一句她以前说过的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这句话还有后半句：而我们偏偏处在一个尘土飞扬的时代之中。2月4日，方方直言此次大疫的教训极为沉痛：必须一层一层追究，一个也不放过。否则，对不起那一个个死者。2月7日，方方不无忧郁地写道：比病毒更让人无奈的是不让人说话，但是我的记录还得继续。
方方日记经常被删，方方在日记中向这些网管发出了泣血的呼吁，希望这些网管体会到疫区人民的感受。“亲爱的网管们：有些话，你们还是得让武汉人说出来。说出来，心里会好受一点。我们都已经被封在这里十多天了，见到那么多的惨绝人事。如果连发泄一下痛苦都不准，连几句牢骚或一点反思都不准，难道真想让大家疯掉？”
2月8日，方方忧心忡忡地写道：疫情比先前预计得严重。2月9日，方方以沉痛的笔墨写道：多少病者都一直以为岁月静好，有病看医，毫无死亡的心理准备，更无求医不得的人生经验。他们死前的痛苦和绝望感，比深渊更深。今天跟朋友说，天天听到这样的信息，心情怎么可能不压抑不难过？“人不传人，可控可防”这八个字，变成了一城血泪，无限辛酸。
2月12日，在一篇题名为《拐点尚未到，谁已在高歌？》的日记中，方方悲愤地写道：武汉人的痛，不是喊喊口号就能缓解的。什么时候公务员们前去工作不举旗帜不再合影留念，什么时候领导视察没人唱歌感恩，也没人做戏表演，人们才算懂得了基本常识，才算知道了什么叫作务实。
2月20日，方方在日记里复述了向欣然先生（当年重建黄鹤楼的设计者）写的一段文字，并感慨：“如果因染疫而死，那无异于“他杀”，我是于心不甘的！”这该是多少武汉人的想法？！在方方的日记里，有细腻真切充满温情的描述，有直击要害掷地有声的质疑，也有文笔沉稳深沉厚重的忧郁。
方方日记中特别说到什么是灾难，灾难不是让你戴上口罩，关你几天不让出门，或是进小区必须通行证。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且有棺材，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一车摞上几个，一并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
灾难是你拖着病体在寒风冷雨中四处奔走，试图寻得一张可以收留你的病床，却找不到；灾难是你从清早在医院排队挂号，一直排到次日凌晨才能排到，有可能还没有排到，你就轰然倒地；灾难是你在家里等待医院的床位通知，而通知来时，你已断气；灾难是重症病人送进医院，如果他死了，进医院的时刻就是跟家人诀别的时刻，彼此都永无相见之日。
灾难是你以为死者在那样的时候还有家人在殡葬馆相送？还能留下他的遗物，甚至，死者还能拥有死的尊严？没有了，死就是死了。拖走，然后立即烧掉。疫情的早期阶段，没有人手，没有床位，医护人员没有防护设施，大面积感染，火葬场人手不够，拖尸车不够，焚尸炉不够，而尸体上带着病毒，必须尽快烧掉。
你们知道这些吗？不是人们不尽职，而是灾难来了，人们已经尽了全力，甚至超负荷，但却无法做到喷子们所说的那些。岁月在灾难中没有静好，只有病人的死不甘心，只有亲属的胆肝寸断，只有生者的向死而生。许多人或许还忘不了一名女子追着车痛哭失声叫喊妈妈，那撕心裂肺的声音直刺人心，死后直接火化，家人不能道别，亲属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人间世生老病死，只是一瞬间的事。
方方或许没有想到，最后被追责问责的却是方方本人以及支持方方的人，这真是滑稽又荒谬的时代。人们不去关注事实真相，而是撕咬试图说真话的人。仔细想想，今天对方方的撕咬围攻，对梁艳萍教授的调查，对一切有良知说真话的志士仁人的打压，完全是大批判的路数，颠倒是非，颠倒黑白，颠倒人妖，颠倒正邪，不讲逻辑，不讲道理，乱扣帽子，满嘴喷粪，有预谋、有分工、有呼应的人海战术。
梳理一下疫情蔓延的时间节点，总结疫情失控的原因，发起问责追责，本是对逝者最好的悼念，也是对生者最大的安慰。最初隐瞒疫情的不单单是诸如蔡莉这样的医院领导，还包括省市卫生防疫部门的领导，连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上的武汉病毒研究所也负有重责，虽然病毒所宣称上千人无一人感染，并不是这个所有什么特殊的灵丹妙药，而是提早知道了疫情提早开始了预防。
这场瘟疫带来的灾难远未结束，对灾难的原因必须进行反思，民间和官方都应该一致同声问责追责。如同经济学家华生所言：从现在起，不仅要在对外关系上谨言慎行，且要对外积极帮助其他国家，开展抗疫工作，对内查清早期延误的主客观原因、严格问责追责。不要只是跟风撕咬方方——至于方方日记究竟写了什么，许多骂方方的人根本不知道。
要知道，问责是共和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除了对官员治理的追问，方方的写作还有对出自公共卫生、疾控等领域专家之口的“可防可控”“人不传染”等酿成灾祸的言论的追问。当病毒肆虐之下，不实事求是，每人隐匿一点点，遮蔽一点点，含混一点点，大祸就酿成了，就降临了，最终从九省通衢，蔓延世界……悲乎！
方方从1月25日开始写日记，记录疫情爆发以来武汉人的喜怒哀乐以及个人的真实感受。这些日记，既有日常琐碎，也有民生大事，但追责问责一直贯穿始终。早在疫情之初，方方就坦言：“现在我虽然不是湖北作家协会主席，但我还是个作家。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后你们多半会被要求写颂文颂诗，但请你们在下笔时，思考几秒，你们要歌颂的对象应该是谁。如要谄媚，也请守个度。我虽然人老了，但我批评的气力从来不老。”
1月28日，方方提醒人们不要扎堆聚集，她在日记中抨击了21日湖北的团拜会和百步亭社区热火朝天的万家宴，提醒那些人病毒不会介意谁是平民谁是领导。1月29日，方方描述武汉真实的现状：关在家里的武汉人，只要没被感染，大家的心里基本都还踏实。最可怜的还是那些病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因为病房一床难求，他们仍在煎熬之中。
方方在日记中描述：多少病患者一直以为岁月静好，有病看医，毫无死亡的心理准备，更无求医不得的人生经验。他们死前的痛苦和绝望感，比深渊更深。方方认为许多死者被病毒感染，没有机会住进医院，也没有得到有效治疗，甚至有些人连确诊都没有，就匆匆离世。这大概有多少人数呢？她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2月2日，方方讲述发生在武汉的悲惨故事，然后提到一句她以前说过的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这句话还有后半句：而我们偏偏处在一个尘土飞扬的时代之中。2月4日，方方直言此次大疫的教训极为沉痛：必须一层一层追究，一个也不放过。否则，对不起那一个个死者。2月7日，方方不无忧郁地写道：比病毒更让人无奈的是不让人说话，但是我的记录还得继续。
方方日记经常被删，方方在日记中向这些网管发出了泣血的呼吁，希望这些网管体会到疫区人民的感受。“亲爱的网管们：有些话，你们还是得让武汉人说出来。说出来，心里会好受一点。我们都已经被封在这里十多天了，见到那么多的惨绝人事。如果连发泄一下痛苦都不准，连几句牢骚或一点反思都不准，难道真想让大家疯掉？”
2月8日，方方忧心忡忡地写道：疫情比先前预计得严重。2月9日，方方以沉痛的笔墨写道：多少病者都一直以为岁月静好，有病看医，毫无死亡的心理准备，更无求医不得的人生经验。他们死前的痛苦和绝望感，比深渊更深。今天跟朋友说，天天听到这样的信息，心情怎么可能不压抑不难过？“人不传人，可控可防”这八个字，变成了一城血泪，无限辛酸。
2月12日，在一篇题名为《拐点尚未到，谁已在高歌？》的日记中，方方悲愤地写道：武汉人的痛，不是喊喊口号就能缓解的。什么时候公务员们前去工作不举旗帜不再合影留念，什么时候领导视察没人唱歌感恩，也没人做戏表演，人们才算懂得了基本常识，才算知道了什么叫作务实。
2月20日，方方在日记里复述了向欣然先生（当年重建黄鹤楼的设计者）写的一段文字，并感慨：“如果因染疫而死，那无异于“他杀”，我是于心不甘的！”这该是多少武汉人的想法？！在方方的日记里，有细腻真切充满温情的描述，有直击要害掷地有声的质疑，也有文笔沉稳深沉厚重的忧郁。
方方日记中特别说到什么是灾难，灾难不是让你戴上口罩，关你几天不让出门，或是进小区必须通行证。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且有棺材，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一车摞上几个，一并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
灾难是你拖着病体在寒风冷雨中四处奔走，试图寻得一张可以收留你的病床，却找不到；灾难是你从清早在医院排队挂号，一直排到次日凌晨才能排到，有可能还没有排到，你就轰然倒地；灾难是你在家里等待医院的床位通知，而通知来时，你已断气；灾难是重症病人送进医院，如果他死了，进医院的时刻就是跟家人诀别的时刻，彼此都永无相见之日。
灾难是你以为死者在那样的时候还有家人在殡葬馆相送？还能留下他的遗物，甚至，死者还能拥有死的尊严？没有了，死就是死了。拖走，然后立即烧掉。疫情的早期阶段，没有人手，没有床位，医护人员没有防护设施，大面积感染，火葬场人手不够，拖尸车不够，焚尸炉不够，而尸体上带着病毒，必须尽快烧掉。
你们知道这些吗？不是人们不尽职，而是灾难来了，人们已经尽了全力，甚至超负荷，但却无法做到喷子们所说的那些。岁月在灾难中没有静好，只有病人的死不甘心，只有亲属的胆肝寸断，只有生者的向死而生。许多人或许还忘不了一名女子追着车痛哭失声叫喊妈妈，那撕心裂肺的声音直刺人心，死后直接火化，家人不能道别，亲属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人间世生老病死，只是一瞬间的事。
方方或许没有想到，最后被追责问责的却是方方本人以及支持方方的人，这真是滑稽又荒谬的时代。人们不去关注事实真相，而是撕咬试图说真话的人。仔细想想，今天对方方的撕咬围攻，对梁艳萍教授的调查，对一切有良知说真话的志士仁人的打压，完全是大批判的路数，颠倒是非，颠倒黑白，颠倒人妖，颠倒正邪，不讲逻辑，不讲道理，乱扣帽子，满嘴喷粪，有预谋、有分工、有呼应的人海战术。
梳理一下疫情蔓延的时间节点，总结疫情失控的原因，发起问责追责，本是对逝者最好的悼念，也是对生者最大的安慰。最初隐瞒疫情的不单单是诸如蔡莉这样的医院领导，还包括省市卫生防疫部门的领导，连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上的武汉病毒研究所也负有重责，虽然病毒所宣称上千人无一人感染，并不是这个所有什么特殊的灵丹妙药，而是提早知道了疫情提早开始了预防。
这场瘟疫带来的灾难远未结束，对灾难的原因必须进行反思，民间和官方都应该一致同声问责追责。如同经济学家华生所言：从现在起，不仅要在对外关系上谨言慎行，且要对外积极帮助其他国家，开展抗疫工作，对内查清早期延误的主客观原因、严格问责追责。不要只是跟风撕咬方方——至于方方日记究竟写了什么，许多骂方方的人根本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