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hxs

中国三大官媒之一的中央电视台在前两天抛出重磅炸弹，将美国国务卿（相当于外交部长）斥为“人类公敌”，让我们领略一下央媒愤怒的文字——

 

“蓬佩奥的所作所为令世人看清：疫情在他眼里根本不是令人伤痛的事件，美国民众的生死对他来说也事不关己，只有谋取政治私利、搞地缘政治才是他‘钟爱的事业’。”

 

然后一锤定音，蓬佩奥已近“失心疯”的状态，“为达此目的，蓬佩奥的造谣污蔑可谓登峰造极，带有反智反人类色彩，不由令人怀疑他是否已经‘失心疯’。”

 

除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也不落后人，直指蓬佩奥的敌对心理——“蓬佩奥醒醒吧，别用中情局那套来搞外交”

 

“一定程度上说，身为国务卿，蓬佩奥却仍保留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习性，看谁都是敌人，没有敌人就要制造敌人。这不是搞外交，这是搞事情。”

 

最后严正告诫他说：“憎恨中国，不会使美国变得更好；攻击中国，更不会使美国再次伟大。眼中只有偏见，心中只有仇恨，不管他看起来多么强大，终究会被偏见和仇恨所焚烧，不知道蓬佩奥之流以为然否？”

 

翻看历史，在与中国交手过的美国国务卿里，杜勒斯不过是“涸辙之鲋”，“颠倒是非的能手”；艾奇逊也只是“反动派”和“最低能的政治骗子”。

而唯独蓬佩奥，配享“人类公敌”庙号，显然，蓬佩奥超级超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不打不爽，不骂不快。

蓬佩奥保守、顽固、对中国非常不友好。

 

那么，蓬佩奥到底何许人也，又做了什么十恶不赦之事，如何一步一步走向“人类公敌”，最后引发了我国官媒史诗级的愤怒呢？

 

 

01 反出家门的南加州学霸

 

蓬佩奥是意大利姓氏，Pompeo，说明他是一个意大利后裔，如果用意大利发音直接翻译，可以叫庞培。就是古罗马历史上与凯撒、克拉苏争天下的那个庞培。

 

蓬佩奥的曾祖父曾祖母在1900年前后，远渡重洋来到了美国，算起来，蓬佩奥是第四代移民。

 

1963年12月30日，南加州桔县（奥兰治）诞生了一个白人婴儿，他的爸爸叫韦恩·蓬佩奥，是个机械师，妈妈叫多萝西·蓬佩奥是个家庭主妇。老爸给他起名叫Michael Richard Pompeo，平时人都叫他Mike。

桔县离洛杉矶不远。

 

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白人家庭，老蓬佩奥曾在海军服役，作为一个无线电兵参加了朝鲜战争，现在靠机械师的手艺养家活口，并且生了三个儿女，蓬佩奥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

 

蓬佩奥家庭属于普通的美国中产，不穷也不富裕。老蓬佩奥是一个富有激情的自由主义者，这一点和他的儿子截然不同，那么到底是什么让蓬佩奥与父亲选择了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呢？

 

蓬佩奥的少年时代是在圣安娜渡过的，就读于洛杉矶温泉谷的公立学校洛斯阿米戈斯高中。

桔县法院，位于圣安娜

 

蓬佩奥小时候的同伴约翰里德回忆起年少时光：“他是一个受欢迎，社交和平易近人的少年。而且，无论如何，他都很聪明。”

 

怎么个聪明法呢？里德说：他是那种不需要学习的人，他不是一直在学习，但可以用老师无法做到的方法向我们解释事情。

 

蓬佩奥就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爱读书，爱运动，爱参加社会活动。他喜欢打篮球，年轻时蓬佩奥是个小前锋，善于防守，善于外线投篮，水平普通向上，自然不会有NBA的前途。

 

但最重要的是，他在场上非常干净，不乱说话。

 

闲着没事，蓬佩奥像所有美国年轻人一样，也利用节假日业余时间去打工。工作积极、服务态度周到的他，曾两次在当地的巴斯金-罗宾斯（Baskin-Robbins）冰激凌店荣获每月最佳雇员称号。

 

这样的少年，是典型的放在人堆里找不到的人，不是很帅，穿着牛仔裤，格子衬衣，但永远没有丑闻，没有劣迹，在学校的社团或者优秀学生表彰里永远有他。

 

蓬佩奥的思想却没有被那位自由主义的爹影响，而是被一位保守主义作家折服了，且很小就读她那些保守度非常浓重的小说，

 

安·兰德，这位俄罗斯裔的作家成了蓬佩奥的领路人。15岁时，蓬佩奥完成人生中第一部小说的阅读，就是她的《源泉》，该书讲述的是天才建筑师霍德华·洛克单枪匹马辩护自己的创造产权的故事，是一部为人权辩护的书籍。

 

然后他就迷上了安·兰德的作品，后来他又读了她最主要的作品《阿特拉斯耸耸肩》。

 

安·兰德在书中描绘了一个有着沉重法律和监管的美国，私有化企业在这些监管中备受煎熬。最终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工厂倒闭了。

免费打个广告，重庆出版社有安·兰德的文集，称其为美国精神奠基人。

 

书，熊叔没有读过，简介是上网找的，豆瓣读书里有介绍，各位可以去看看，这是一部“恶评如潮但又畅销无比，对美国大众影响仅次于《圣经》”的书。也是一部反乌托邦式美国的书。不管怎么说，她的书都很畅销，都是以百万来计算销量的。

 

安·兰德为何会写出这样的书呢？可以从她的生平略见一斑，她是一个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生的犹太女孩，原名叫阿丽萨·济诺维耶芙娜·罗森鲍姆。

 

十月革命后，她家的药房被俄国政府没收了，全家跑去了克里米亚，但1921年，布尔什维克又打到了克里米亚，兰德只得随家人回到圣彼得堡读大学，她本科主攻哲学和历史，1926年，21岁的兰德获得了美国签证来到了纽约，从此在这里呆了下来。

作为一个俄罗斯移民，她的作品为美国保守主义代言。

 

兰德的生平让我们多少能清楚她的作品里表达的观念，比如《源泉》里保护自己知识产权的建筑师，而《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展示出对损坏自由经济的政府管束措施的担忧。

 

深受安·兰德影响的蓬佩奥，从小便树立起了非常美国的价值观，崇尚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

 

1982年，蓬佩奥以全校第一的成绩，从高中毕业了，他得到了著名右派分子国会议员鲍勃·多南的提名，上了西点军校。

 

蓬佩奥在2011年接受保守派杂志《人事》（Human Events）采访时说：“如果‘鲍勃’选我去西点军校的话，这应该能让你更好地了解我的政治背景。”显然指的是鲍勃并不知道他的老爹是何许人也。

 

这个一生中都没去过密西西比河以东的人来到了西点军校，蓬佩奥选修的专业是工程管理。

 

西点作为军事院校，是培育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指挥官的地方，要求自然极其苛刻，他的同学告诫他：“伙计，当第一名很苦的。不仅仅要最聪明。就连鞋子都要是最亮的，还要有过人的运动技能。”

 

但对于学霸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蓬佩奥篮球打得还行，从来都是注重仪表的人，读书，那更不在话下。

 

教授社会科学的道格·鲁特（Doug Lute）回忆起这个学生时，评价很高：“蓬佩奥是一个非常强的学生，严苛到近乎挑剔，又很深思熟虑。”

对，蓬佩奥就是对自己狠的男人。1986年，他以专业第一，全校第二（973个同届毕业生）的优异成绩从西点毕业。这意味着他在课堂学习、体育馆和战术练习中的成绩都名列前茅。

毕业时的蓬佩奥（面向镜头者）

 

在他的同学里许多人如今已经成长为执掌美国权柄的人，现任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众议员马克·格林，还有在西点第一天就认识的助理国务卿布拉托等等，组成了美国政坛赫赫有名的“86届西点帮”，此乃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既然是保守派，结婚也应该是很早的，毕业后的周末，他就与大学恋人莱斯利·利伯特成了家。

 

但不久，他就走上了当时全世界最热的点，欧洲冷战的前线，他在美国陆军第二装甲骑兵团担任坦克排排长，派驻在冷战最前沿的西德与东德、捷克的边境巡逻。

当兵时的蓬佩奥。

 

1986年正是冷战从高潮退烧的年份，这一年是国际和平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和美国总统里根在雷克雅未克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

 

在这里，蓬佩奥一呆就是五年，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边境上的紧张气氛逐渐缓和，1990年他也因为表现优异晋升为上尉连长。恰好，这一年柏林墙倒塌，冷战就此结束。

 

上尉蓬佩奥终止了军队生涯，重新回到了校园。像这样的学霸和曾为国服役的年轻人，自然是各大名校争取的目标。蓬佩奥申请到了哈佛法律系攻读硕士学位，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以及最牛逼的专业。

柏林墙倒了

 

蓬佩奥展示出对学术浓厚的兴趣，他的导师是保守的天主教教授玛丽·安·格兰登（Mary Ann Glendon），同时他也成为《哈佛法律评论》的81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成员。

 

他说此时此刻自己的思想深受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还有老师格兰登的《权利话语》的影响，更加成为了顽固的保守派。

 

除了读书，他的业余生活无甚姿彩，他喜欢闷在家里看电影，听他着迷的硬摇滚，他是澳大利亚摇滚乐队AC/DC乐队的粉丝，只是你找不到这些爱好与政治有什么关联，AC/DC推崇享乐主义，歌曲中充满了性暗示，俗称小黄歌。

澳大利亚摇滚乐队AC/DC

 

想想也是，摇滚乐里更多的是左派，反战、鼓吹自由主义，也只有这种小黄歌能听听了。抽烟、喝酒、烫头，人总得好一口不是？

 

不出意外，蓬佩奥在哈佛继续展现出学霸本色，并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结束了哈佛的学业。已经31岁的他正式开始了职业生涯。

 

 

02 做生意不靠谱，搞政治很在行

 

毕业后，蓬佩奥开始了华漂生涯（漂在华盛顿），第一个工作是加入了著名的Williams ＆ Connolly律师事务所，在这里，他是一名税务律师。

 

在律师职业里，蓬佩奥并没有什么建树，而且他的家庭关系也陷入了困境，与妻子10年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两人分了没多少的财产，蓬佩奥留下了一条狗，拜伦；而她得到了一只猫，济慈。

 

离婚后，蓬佩奥也结束了华漂生涯，他并没有回到南加州的家，而是去了母亲的家乡堪萨斯的威奇托。这很正常，蓬佩奥的价值观肯定不适合充满自由主义的洛杉矶。

威奇托大家不太熟悉，但发源于此的必胜客大家一定很熟悉。

他和三个西点军校的“我在全世界最好的三个朋友”创办了一家公司，塞耶航空航天公司，蓬佩奥出任CEO。这门买卖主要是为在威奇托的航空公司制造专用机器。

 

该公司头三年募集到了9000万美元的资本，根据《威奇托商业期刊》1998年的一篇文章，“该公司的资本基础部分来自威奇托的科赫风险投资公司（科赫工业公司的一个部门）。”

作为科赫兄弟的大本营，蓬佩奥与这两位共和党资深金主产生了交集。

 

这家公司是蓬佩奥杀入商场的头一回，但也是他一系列生意场失败的开始。蓬佩奥在这项投资中并没有获得成功，塞耶在财务上陷入困境，作为CEO的蓬佩奥，在2006年卖掉了股份，选择了退出。

蓬佩奥的恩主，大富豪科赫兄弟，他们也是共和党的大金主。

 

早在2004年，蓬佩奥成为了弗林特山丘公共政策中心的受托人和董事会成员，开始挣点外快帮补家用，因为这时候他迎来了人生第二春，又结婚了。

 

二婚的妻子，是他在进行新公司并购时认识的苏珊·莫斯特罗斯。苏珊是大美女，曾是威奇托州立大学的“返校节皇后”。

 

两人第一次相遇，是蓬佩奥去当地一家银行谈业务，而坐在谈判桌另一边的就是这位银行副总裁的大美女，两人第一次见面就自来熟，苏珊向他借了两块钱。

 

确认过眼神，遇上对的人，两人在2000年结婚，蓬佩奥也喜当爹，成为苏珊的儿子尼古拉斯的继父。

宣誓就任CIA局长时家人与他在一起，女士为苏珊，养子尼古拉斯（左一）

 

蓬佩奥是虔诚的基督徒，但他信基督的时间不算很久，托他那位自由主义老爹的福，他在西点军校时才被两名同学“带到了耶稣基督那里”。

 

他来到威奇托之后，委身于当地的福音派长老会——威奇托东敏寺教堂参加聚会。蓬佩奥在教会里也发挥了各种政治才能，一直做到了执事，2007年到2009年他在此服事，兼任星期日学校的教师。

 

长老会是基督教中一个规模较小神学上非常保守的派别，他受影响之深在他日后的职业生涯中处处有体现。

蓬佩奥曾服事过的教堂。

 

根据《 外交政策》，他在中央情报局的演讲和报告中提到了基督教，而且该机构中的一些人对这种日益公开的宗教活动感到不安。

 

坚定的耶稣信仰是一个美国保守派必须有的价值观，在堪萨斯当地想要和科赫兄弟这样的保守派金主有交集，当然自己必须是严格的保守派，所以他也理所当然的是茶党成员。

 

离开塞耶公司后，他经营过一家石油服务公司，这显然又是得到了科赫的照拂，因为这家公司与科赫家在巴西的石油公司产生了商业联系，该公司一直有运营，但生意不温不火，到了2017年他出任CIA局长的时候，把公司交给了布拉托（Bulatao），他在塞耶公司的合伙人之一。

 

在威奇托的生活，让他与科赫兄弟越走越近，他供职的弗林特山公共政策中心的金主就是科赫兄弟，他也是科赫家族的国家政治组织“美国繁荣组织”（American for Prosperity）的早期成员。

 

这一系列的身份，将蓬佩奥逐步推到了政治之中，2007年，蓬佩奥竞选堪萨斯州共和党主席，最终败给了克里斯·科巴赫（Kris Kobach）

商人时的蓬佩奥

 

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政治生涯，两年后，他在科赫兄弟的支持下卷土重来，这次他直接冲击堪萨斯州第四区的众议院议员。

 

在赢得共和党内初选之后，蓬佩奥的对手是印度裔的州议员拉吉·戈伊尔，后者是威奇托本地人，而蓬佩奥和当地的关系仅仅是他母亲的故乡。

 

两人的对决产生了一些争议，比如蓬佩奥的竞选团队在推特上发表了推文，称戈伊尔是“头巾”他可能是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等。

 

这个推文迅速删除，蓬佩奥也因此道歉，但堪萨斯是中部保守派的大本营，自1972年以来，6张选举人票从来没有给过民主党。蓬佩奥最终以59%的得票率成功当选。

 

当选国会议员，成为了蓬佩奥政治生涯的重要一关，已经47岁的他再度回到了华盛顿，和20年前不同，这次他是一个有能力影响国家政治前途的人。

 

 

03 通往国务院之路

 

尽管是国会山的菜鸟，但蓬佩奥非常活跃，首先就加入了对可再生能源的责难，他认为风电是一项昂贵的事业，并呼吁终止对风电技术企业的税收抵免。不仅仅是风电，还包括了太阳能、电动汽车，藻类发电等等的税收减免。

 

这是一项被民主党一直推进的能源政策，人们不会忘记，曾经参加过2000年总统竞选的戈尔，在竞选失败后，淡出政坛，成为环保活动家，2006年还推出了影响很大的《被忽视的真相》。

截止2016年，美国风力发电各州装机容量。

 

但在共和党看来，全球变暖是个伪命题，蓬佩奥曾对《华盛顿日报》说：“有些科学家对气候变化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我们正在变暖，有人认为我们正在变冷，有人认为过去的16年显示了相当稳定的气候环境。”

 

根据这个目标，蓬佩奥成为了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一员。蓬佩奥不遗余力地站到了民主党的对立面。

 

蓬佩奥议员生涯高光的时刻，是因为班加西美国外交官被围攻事件，对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进攻。

 

2012年，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遭到激进伊斯兰武装分子的袭击，造成了美国驻利比亚大使约翰·史蒂文斯及美国外交事务情报管理官肖恩·史密斯等人身亡。

电影班加西13小时，反映了美国外交史上黑暗的一幕。

 

大使身亡，在美国外交上是一件大事。2014年，蓬佩奥加入了众议院调查班加西事件的委员会。希拉里被认为在遇袭发生后决策延误，对事件负有失职的责任。蓬佩奥追问她的电子邮件地址给了外部的政治顾问，而没有给驻利比亚大使。

 

对电邮地址的追查，导致了希拉里电邮事件，调查显示，从她使用的私人服务器上删除了3万封电子邮件。随后联邦调查局对希拉里2016年竞选期间电子邮件展开调查，一位前情报官员谈到蓬佩奥时说，“归根结底，他成功实现了自己最疯狂的梦想。”

 

虽然希拉里随后从电邮门脱身，但蓬佩奥一战成名，在共和党内部名声鹊起。

希拉里在听证会上。

 

追杀完希拉里，蓬佩奥把枪口瞄准了更高阶的总统奥巴马。对于美国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蓬佩奥与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联手发难，他们指责协议无法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且是对世界上最糟糕的恐怖主义支持者的绥靖。

 

事实上，这个协议的确没有被执行，2018年，以色列特工偷到了伊朗核武器档案，揭发了伊朗违反核协议的情况。

 

到了去年11月，各国发现伊朗研发更先进的离心机，纷纷谴责伊朗；今年2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伊朗将完全取消对浓缩铀提炼的人为限制，实质上单方面放弃了核协议的义务。

 

蓬佩奥对核协议的态度，让他得到了共和党内更多大佬们的信任，2014年，众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迈克·罗杰斯将他招纳进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委员会。这是蓬佩奥进入情报领域的敲门砖，从此他成为了共和党在这个领域的尖兵。

 

2016年，亿万富翁川普横空出世，成为了美国政坛一匹黑马，从最开始不被党内看好，到削平群雄，最后对撼希拉里，在选举中爆出天大冷门，成为第45任美国总统。

川普当选除了温州小商品城，几乎无人能预测到。

 

这在美国政治格局中不啻一颗核弹，把过去多年民主党执政格局炸得粉碎。川普当选不仅让世界惊诧，就连共和党内部也不是一天就能转变过来的，这也包括蓬佩奥。

 

《纽约客》揭露的一段视频中，蓬佩奥竟然在2016年3月曾经无情地抨击过川普，“无视我们的宪法。”这个时候，蓬佩奥支持的是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克·卢比奥。

 

在一次竞选活动中，川普说他曾听到有人在后台大言不惭地批评他，而这个人就是蓬佩奥。但相对那时，蓬佩奥还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媒体对他的言行并不关心。

 

当川普赢得了党内初选之后，蓬佩奥作为共和党一员才转变立场支持川普，这更多的是一种党内团结使然。

 

川普虽然受到许多共和党人不待见，但他很聪明地选了一个代表共和党保守势力的副手彭斯。上台后，为了团结党内势力，川普把为他选将的任务交给了彭斯。

 

彭斯和蓬佩奥关系匪浅，两人在众议院共事时，蓬佩奥就把彭斯当成朋友和导师。彭斯也与科赫兄弟有紧密的联系。彭斯的竞选干将马克·肖特是科赫兄弟集团的资深干部。更重要的是，哈佛高材生的蓬佩奥是彭斯竞选辩论的文案策划人。

两人都是顽固的美国保守派代表。彭斯（右）

 

如此密切的私人关系，加上蓬佩奥在希拉里电邮门里的出色表现，以及军人出身、虔诚教徒等的身份，让彭斯毫不犹豫地将他推荐给了川普。

 

这时，另一个颇具能量的人在幕后也起了关键作用，他就是蓬佩奥的同学，大卫·厄本。看过纸牌屋的人都知道，在华盛顿总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站在政客的幕后，出主意，做交易，影响着政坛，这类人叫政治幕僚。

 

厄本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团结了一帮“86西点帮“的同学为阿富汗阵亡士兵的子女筹集了2300万美元的奖学金基金，来纪念他们十年前在阿富汗牺牲的一名同学。

在华盛顿，厄本主要工作，是共和党参议员阿伦·斯佩克特的幕僚长，这让他有广泛的人脉。

“86届西点帮”主要成员：布雷希布尔（左上一）、布拉托、埃斯珀（右上一）、格林（左上一）、蓬佩奥、厄本（右下一）

 

厄本对同学渴望关心备至，2011年他把蓬佩奥送进了能源和商务委员会，后来情报委员会也有厄本的运作在其中。

 

最重要的是，厄本认识川普，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报道，厄本第一次见到川普是在为2012年去世的斯佩克特举办的纽约筹款会上，而两人的真正结识则是在2016年，当时，厄本为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竞选活动工作。

 

当彭斯把蓬佩奥推荐给川普之后，厄本调动了自己所有的关系，包括川普竞选首席军师班农帮忙。

 

多方推荐之下，川普于2016年11月16日在川普大厦见到了蓬佩奥，这是两人首次见面，两天后，川普宣布蓬佩奥接任中情局局长职位。

 

熊叔必须要插一句，在此大家可以看到了吧，蓬佩奥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从政治盟友到同学圈，他苦心经营二十年，终于直通山巅，进入了美国政治的核心圈。

 

后来，川普才知道，蓬佩奥就是在竞选中骂过他的人，开玩笑说：“你看，这就是彭斯给我选的人。”

 

但是，这并不影响，蓬佩奥在川普心中的地位，因为他对付这位商人总统有着自己的一套。

相对最初川普的核心团队约翰·凯利（陆战队上将）、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陆战队上将）。蓬佩奥之前的地位就低的多，因此他不轻易对总统提出反对意见。

川普的左膀右臂，对华政策上全是强硬鹰派

 

于是，有人认为他是“川普身边最阿谀谄媚的人。”

 

在接受CBS采访时，蓬佩奥为自己辩护：“我为依宪法选出的总统工作，我的责任是与他分享最佳资讯。如果我们意见不同，我的职责是与他分享歧见。当他做出合法决定，我的任务就是尽力执行。”

 

蓬佩奥在中情局任上仿佛没有与中国产生太多交集，他频繁前往中东处理各方关于伊朗核武器发展的问题；他在阿富汗寻求了直接授权，在军方不介入的情况下，中情局的无人机可以直接打击恐怖分子。

 

初期蓬佩奥的工作主要是应对中东局势

他最出色的任务是，2018年复活节期间，蓬佩奥秘密访问了朝鲜，会见了鑫，安排了川鑫二人的朝美历史性峰会。这是他在中央情报局局长任上最后一项工作。

 

但就在蓬佩奥联系秘密访朝之前，川普对他的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的耐心走到了尽头，原因就是在限制朝鲜拥核的问题上，蒂勒森显得更加温和，他坚持要与朝鲜展开多种形式的谈判。

 

川普说，蒂勒森对平壤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尝试是在“浪费他的时间”。于是他炒了蒂勒森，同时任命蓬佩奥为新任国务卿。

 

然后我们还看到，蓬佩奥上任之后，蓬佩奥将他的同学以及最好的朋友布拉托拉进了国务院，担任副国务卿；另外一个同学马克·埃斯珀在2019年接任了国防部长职位，“86西点帮”完成了他们在朝堂的布局。

去年接任防长的埃斯伯，“86西点帮”干将之一，强硬鹰派

 

这两年，众所周知，是中美对抗逐渐升级的两年，自2018年彭斯副总统在哈德逊中心的演讲之后，美国对华国策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合作到对抗，从友好到猜疑。

 

熊叔还是建议各位找找这个演讲，这是中美关系根本性的转折点。不读懂这个演讲，不会明白中美关系为何走到今日。

 

而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是蓬佩奥，作为美国外交领域一把手，蓬佩奥这两年来所做的事，就是不分白天黑夜地怼中国，从朝鲜到南海，从台湾到香港，从经济到政治，蓬佩奥是以川普为首的美国政府对抗中国政策的急先锋。

国际劳动节又称“五一国际劳动节”、“国际示威游行日”（International Workers’ Day或者May Day），是世界上80多个国家的全国性节日。定在每年的五月一日。它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共同拥有的节日。1889年7月，由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决议，规定189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者举行游行，并决定把5月1日这一天定为国际劳动节。

19世纪在美国，工人们每天要劳动14至16个小时，有的甚至长达18个小时，但工资却很低。马萨诸塞州一个鞋厂的监工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让一个身强力壮体格健全的18岁小伙子，在这里的任何一架机器旁边工作，我能够使他在22岁时头发变成灰白。”沉重的阶级压迫激起了无产者巨大的愤怒。他们知道，要争取生存的条件，就只有团结起来，通过罢工运动与资本家作斗争。工人们提出的罢工条件，就是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1877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罢工开始了。工人阶级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向政府提出改善劳动与生活条件，要求缩短工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罢工不久，队伍日渐扩大，工会会员人数激增，各地工人也纷纷参加了罢工运动。

在工人运动的强大压力下，美国国会虽然被迫制定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但是，某些资本家根本不予理睬，这项法律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工人们仍然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倍受资本家的折磨。忍无可忍的工人们决定将这场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准备举行更大规模的罢工运动。

1884年10月，美国和加拿大的八个国际性和全国性工人团体，在美国芝加哥举行一个集会，决定于1886年5月1日举行总罢工，迫使资本家实施八小时工作制。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886年5月1日，美国2万多个企业的35万工人停工上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各种肤色，各个工种的工人一齐进行总罢工。仅芝加哥一个城市，就有4.5万名工人涌上街头。这下，美国的主要工业部门便处于瘫痪状态，火车变成了僵蛇，商店更是鸦雀无声，所有的仓库也都关门并贴上封条。

1866年，第一国际日内瓦会议提出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4]1886年5月1日，以美国芝加哥为中心，在美国举行了约35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1886年5月3日芝加哥政府出动警察进行镇压，开枪打死两人，事态扩大，5月4日罢工工人在干草市场广场举行抗议，由于不明身份者向警察投掷炸弹，最终警察开枪，先后共有4位工人、7位警察死亡，史称“干草市场暴乱”（Haymarket Riot）或“干草市场屠杀”（Haymarket Massacre）。在随后的宣判中有8位无政府主义者以谋杀罪被起诉，4位无政府主义者被绞死，1位在牢中自杀。

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及抗议随后的宣判，在世界范围内举行了工人的抗议活动。这些活动成为了“国际劳动节”的前身。

1889年7月，在恩格斯组织召开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宣布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

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为纪念这次工人运动，1889年7月14日，由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召集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隆重开幕。大会上，会代表一致同意：把5月1日定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这一决定立即得到世界各国工人的积极响应。1890年5月1日，欧美各国的工人阶级率先走向街头，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与集会，争取合法权益。从此，每逢这一天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要集会、游行，以示庆祝，并公众放假。

第一，美国正进入最特殊时期。

疫情+大选，一个必然结果，美国社会更加撕裂，特朗普与媒体的斗争会更加尖锐，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较量更加白热化。当然，甩锅更是必然，不仅仅是WHO，中国也必须有充足的心理准备。

第二，我们还是要沉住气。

这个世界，从来不是和风细雨，越是风云变幻，越是要站稳脚跟。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只要我们不乱阵脚，就没有力量能够战胜我们。疫情是这样，其他何尝不是这样。危机危机，危中更有机，当然，我们更要有底线思维，更要加快改革。

第三，我们真要记住那些英雄。

不仅仅是国内的英雄，也包括国外的抗疫英雄。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他们的高尚，更反衬某些政客的无耻。虽然一年才过了三分之一，但如果评选年度风云人物，我想，这些拼过命的英雄，是当之无愧的年度人物！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不寻常的2020年，我们真是什么都没多做，却见证了太多的历史！

方方日记中，一直都在呼吁追责问责，这是最招忌恨的原因，也是各路虾兵虾将撕咬围攻的关键，倘若方方日记只是岁月静好的流水账，抑或是淡淡的忧伤，不会招致疯狂的撕咬围攻，正如资深评论家鄢烈山先生所言：作为一个时评人，一个失声的“公鸡”，特别敬佩的是她对隐瞒疫情真相、打压李文亮大夫等人的追责性议论，勇敢又执著（这也正是最招人忌恨的原因）。

陷入不当言论调查风波的湖北大学梁艳萍教授在力挺方方的文章中也指出：作为一名身处疫区的作家，方方的追问是使命感的追问，良知的追问，也是批评者的追问。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没有批评的声音是可怕的。批评无自由，则赞美就毫无意义。要知道，问责是共和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除了对官员治理的追问，方方的写作还有对出自公共卫生、疾控等领域专家之口的“可防可控”“人不传染”等酿成灾祸的言论的追问。当病毒肆虐之下，不实事求是，每人隐匿一点点，遮蔽一点点，含混一点点，大祸就酿成了，就降临了，最终从九省通衢，蔓延世界……悲乎！

方方从1月25日开始写日记，记录疫情爆发以来武汉人的喜怒哀乐以及个人的真实感受。这些日记，既有日常琐碎，也有民生大事，但追责问责一直贯穿始终。早在疫情之初，方方就坦言：“现在我虽然不是湖北作家协会主席，但我还是个作家。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后你们多半会被要求写颂文颂诗，但请你们在下笔时，思考几秒，你们要歌颂的对象应该是谁。如要谄媚，也请守个度。我虽然人老了，但我批评的气力从来不老。”

1月28日，方方提醒人们不要扎堆聚集，她在日记中抨击了21日湖北的团拜会和百步亭社区热火朝天的万家宴，提醒那些人病毒不会介意谁是平民谁是领导。1月29日，方方描述武汉真实的现状：关在家里的武汉人，只要没被感染，大家的心里基本都还踏实。最可怜的还是那些病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因为病房一床难求，他们仍在煎熬之中。

方方在日记中描述：多少病患者一直以为岁月静好，有病看医，毫无死亡的心理准备，更无求医不得的人生经验。他们死前的痛苦和绝望感，比深渊更深。方方认为许多死者被病毒感染，没有机会住进医院，也没有得到有效治疗，甚至有些人连确诊都没有，就匆匆离世。这大概有多少人数呢？她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2月2日，方方讲述发生在武汉的悲惨故事，然后提到一句她以前说过的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这句话还有后半句：而我们偏偏处在一个尘土飞扬的时代之中。2月4日，方方直言此次大疫的教训极为沉痛：必须一层一层追究，一个也不放过。否则，对不起那一个个死者。2月7日，方方不无忧郁地写道：比病毒更让人无奈的是不让人说话，但是我的记录还得继续。

方方日记经常被删，方方在日记中向这些网管发出了泣血的呼吁，希望这些网管体会到疫区人民的感受。“亲爱的网管们：有些话，你们还是得让武汉人说出来。说出来，心里会好受一点。我们都已经被封在这里十多天了，见到那么多的惨绝人事。如果连发泄一下痛苦都不准，连几句牢骚或一点反思都不准，难道真想让大家疯掉？”

2月8日，方方忧心忡忡地写道：疫情比先前预计得严重。2月9日，方方以沉痛的笔墨写道：多少病者都一直以为岁月静好，有病看医，毫无死亡的心理准备，更无求医不得的人生经验。他们死前的痛苦和绝望感，比深渊更深。今天跟朋友说，天天听到这样的信息，心情怎么可能不压抑不难过？“人不传人，可控可防”这八个字，变成了一城血泪，无限辛酸。

2月12日，在一篇题名为《拐点尚未到，谁已在高歌？》的日记中，方方悲愤地写道：武汉人的痛，不是喊喊口号就能缓解的。什么时候公务员们前去工作不举旗帜不再合影留念，什么时候领导视察没人唱歌感恩，也没人做戏表演，人们才算懂得了基本常识，才算知道了什么叫作务实。

2月20日，方方在日记里复述了向欣然先生（当年重建黄鹤楼的设计者）写的一段文字，并感慨：“如果因染疫而死，那无异于“他杀”，我是于心不甘的！”这该是多少武汉人的想法？！在方方的日记里，有细腻真切充满温情的描述，有直击要害掷地有声的质疑，也有文笔沉稳深沉厚重的忧郁。

方方日记中特别说到什么是灾难，灾难不是让你戴上口罩，关你几天不让出门，或是进小区必须通行证。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且有棺材，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一车摞上几个，一并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

灾难是你拖着病体在寒风冷雨中四处奔走，试图寻得一张可以收留你的病床，却找不到；灾难是你从清早在医院排队挂号，一直排到次日凌晨才能排到，有可能还没有排到，你就轰然倒地；灾难是你在家里等待医院的床位通知，而通知来时，你已断气；灾难是重症病人送进医院，如果他死了，进医院的时刻就是跟家人诀别的时刻，彼此都永无相见之日。

灾难是你以为死者在那样的时候还有家人在殡葬馆相送？还能留下他的遗物，甚至，死者还能拥有死的尊严？没有了，死就是死了。拖走，然后立即烧掉。疫情的早期阶段，没有人手，没有床位，医护人员没有防护设施，大面积感染，火葬场人手不够，拖尸车不够，焚尸炉不够，而尸体上带着病毒，必须尽快烧掉。

你们知道这些吗？不是人们不尽职，而是灾难来了，人们已经尽了全力，甚至超负荷，但却无法做到喷子们所说的那些。岁月在灾难中没有静好，只有病人的死不甘心，只有亲属的胆肝寸断，只有生者的向死而生。许多人或许还忘不了一名女子追着车痛哭失声叫喊妈妈，那撕心裂肺的声音直刺人心，死后直接火化，家人不能道别，亲属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人间世生老病死，只是一瞬间的事。

方方或许没有想到，最后被追责问责的却是方方本人以及支持方方的人，这真是滑稽又荒谬的时代。人们不去关注事实真相，而是撕咬试图说真话的人。仔细想想，今天对方方的撕咬围攻，对梁艳萍教授的调查，对一切有良知说真话的志士仁人的打压，完全是大批判的路数，颠倒是非，颠倒黑白，颠倒人妖，颠倒正邪，不讲逻辑，不讲道理，乱扣帽子，满嘴喷粪，有预谋、有分工、有呼应的人海战术。

梳理一下疫情蔓延的时间节点，总结疫情失控的原因，发起问责追责，本是对逝者最好的悼念，也是对生者最大的安慰。最初隐瞒疫情的不单单是诸如蔡莉这样的医院领导，还包括省市卫生防疫部门的领导，连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上的武汉病毒研究所也负有重责，虽然病毒所宣称上千人无一人感染，并不是这个所有什么特殊的灵丹妙药，而是提早知道了疫情提早开始了预防。

这场瘟疫带来的灾难远未结束，对灾难的原因必须进行反思，民间和官方都应该一致同声问责追责。如同经济学家华生所言：从现在起，不仅要在对外关系上谨言慎行，且要对外积极帮助其他国家，开展抗疫工作，对内查清早期延误的主客观原因、严格问责追责。不要只是跟风撕咬方方——至于方方日记究竟写了什么，许多骂方方的人根本不知道。

方方日记中，一直都在呼吁追责问责，这是最招忌恨的原因，也是各路虾兵虾将撕咬围攻的关键，倘若方方日记只是岁月静好的流水账，抑或是淡淡的忧伤，不会招致疯狂的撕咬围攻，正如资深评论家鄢烈山先生所言：作为一个时评人，一个失声的“公鸡”，特别敬佩的是她对隐瞒疫情真相、打压李文亮大夫等人的追责性议论，勇敢又执著（这也正是最招人忌恨的原因）。

陷入不当言论调查风波的湖北大学梁艳萍教授在力挺方方的文章中也指出：作为一名身处疫区的作家，方方的追问是使命感的追问，良知的追问，也是批评者的追问。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没有批评的声音是可怕的。批评无自由，则赞美就毫无意义。

要知道，问责是共和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除了对官员治理的追问，方方的写作还有对出自公共卫生、疾控等领域专家之口的“可防可控”“人不传染”等酿成灾祸的言论的追问。当病毒肆虐之下，不实事求是，每人隐匿一点点，遮蔽一点点，含混一点点，大祸就酿成了，就降临了，最终从九省通衢，蔓延世界……悲乎！

方方从1月25日开始写日记，记录疫情爆发以来武汉人的喜怒哀乐以及个人的真实感受。这些日记，既有日常琐碎，也有民生大事，但追责问责一直贯穿始终。早在疫情之初，方方就坦言：“现在我虽然不是湖北作家协会主席，但我还是个作家。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后你们多半会被要求写颂文颂诗，但请你们在下笔时，思考几秒，你们要歌颂的对象应该是谁。如要谄媚，也请守个度。我虽然人老了，但我批评的气力从来不老。”

1月28日，方方提醒人们不要扎堆聚集，她在日记中抨击了21日湖北的团拜会和百步亭社区热火朝天的万家宴，提醒那些人病毒不会介意谁是平民谁是领导。1月29日，方方描述武汉真实的现状：关在家里的武汉人，只要没被感染，大家的心里基本都还踏实。最可怜的还是那些病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因为病房一床难求，他们仍在煎熬之中。

方方在日记中描述：多少病患者一直以为岁月静好，有病看医，毫无死亡的心理准备，更无求医不得的人生经验。他们死前的痛苦和绝望感，比深渊更深。方方认为许多死者被病毒感染，没有机会住进医院，也没有得到有效治疗，甚至有些人连确诊都没有，就匆匆离世。这大概有多少人数呢？她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2月2日，方方讲述发生在武汉的悲惨故事，然后提到一句她以前说过的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这句话还有后半句：而我们偏偏处在一个尘土飞扬的时代之中。2月4日，方方直言此次大疫的教训极为沉痛：必须一层一层追究，一个也不放过。否则，对不起那一个个死者。2月7日，方方不无忧郁地写道：比病毒更让人无奈的是不让人说话，但是我的记录还得继续。

方方日记经常被删，方方在日记中向这些网管发出了泣血的呼吁，希望这些网管体会到疫区人民的感受。“亲爱的网管们：有些话，你们还是得让武汉人说出来。说出来，心里会好受一点。我们都已经被封在这里十多天了，见到那么多的惨绝人事。如果连发泄一下痛苦都不准，连几句牢骚或一点反思都不准，难道真想让大家疯掉？”

2月8日，方方忧心忡忡地写道：疫情比先前预计得严重。2月9日，方方以沉痛的笔墨写道：多少病者都一直以为岁月静好，有病看医，毫无死亡的心理准备，更无求医不得的人生经验。他们死前的痛苦和绝望感，比深渊更深。今天跟朋友说，天天听到这样的信息，心情怎么可能不压抑不难过？“人不传人，可控可防”这八个字，变成了一城血泪，无限辛酸。

2月12日，在一篇题名为《拐点尚未到，谁已在高歌？》的日记中，方方悲愤地写道：武汉人的痛，不是喊喊口号就能缓解的。什么时候公务员们前去工作不举旗帜不再合影留念，什么时候领导视察没人唱歌感恩，也没人做戏表演，人们才算懂得了基本常识，才算知道了什么叫作务实。

2月20日，方方在日记里复述了向欣然先生（当年重建黄鹤楼的设计者）写的一段文字，并感慨：“如果因染疫而死，那无异于“他杀”，我是于心不甘的！”这该是多少武汉人的想法？！在方方的日记里，有细腻真切充满温情的描述，有直击要害掷地有声的质疑，也有文笔沉稳深沉厚重的忧郁。

方方日记中特别说到什么是灾难，灾难不是让你戴上口罩，关你几天不让出门，或是进小区必须通行证。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且有棺材，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一车摞上几个，一并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

灾难是你拖着病体在寒风冷雨中四处奔走，试图寻得一张可以收留你的病床，却找不到；灾难是你从清早在医院排队挂号，一直排到次日凌晨才能排到，有可能还没有排到，你就轰然倒地；灾难是你在家里等待医院的床位通知，而通知来时，你已断气；灾难是重症病人送进医院，如果他死了，进医院的时刻就是跟家人诀别的时刻，彼此都永无相见之日。

灾难是你以为死者在那样的时候还有家人在殡葬馆相送？还能留下他的遗物，甚至，死者还能拥有死的尊严？没有了，死就是死了。拖走，然后立即烧掉。疫情的早期阶段，没有人手，没有床位，医护人员没有防护设施，大面积感染，火葬场人手不够，拖尸车不够，焚尸炉不够，而尸体上带着病毒，必须尽快烧掉。

你们知道这些吗？不是人们不尽职，而是灾难来了，人们已经尽了全力，甚至超负荷，但却无法做到喷子们所说的那些。岁月在灾难中没有静好，只有病人的死不甘心，只有亲属的胆肝寸断，只有生者的向死而生。许多人或许还忘不了一名女子追着车痛哭失声叫喊妈妈，那撕心裂肺的声音直刺人心，死后直接火化，家人不能道别，亲属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人间世生老病死，只是一瞬间的事。

方方或许没有想到，最后被追责问责的却是方方本人以及支持方方的人，这真是滑稽又荒谬的时代。人们不去关注事实真相，而是撕咬试图说真话的人。仔细想想，今天对方方的撕咬围攻，对梁艳萍教授的调查，对一切有良知说真话的志士仁人的打压，完全是大批判的路数，颠倒是非，颠倒黑白，颠倒人妖，颠倒正邪，不讲逻辑，不讲道理，乱扣帽子，满嘴喷粪，有预谋、有分工、有呼应的人海战术。

梳理一下疫情蔓延的时间节点，总结疫情失控的原因，发起问责追责，本是对逝者最好的悼念，也是对生者最大的安慰。最初隐瞒疫情的不单单是诸如蔡莉这样的医院领导，还包括省市卫生防疫部门的领导，连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上的武汉病毒研究所也负有重责，虽然病毒所宣称上千人无一人感染，并不是这个所有什么特殊的灵丹妙药，而是提早知道了疫情提早开始了预防。

这场瘟疫带来的灾难远未结束，对灾难的原因必须进行反思，民间和官方都应该一致同声问责追责。如同经济学家华生所言：从现在起，不仅要在对外关系上谨言慎行，且要对外积极帮助其他国家，开展抗疫工作，对内查清早期延误的主客观原因、严格问责追责。不要只是跟风撕咬方方——至于方方日记究竟写了什么，许多骂方方的人根本不知道。

陷入不当言论调查风波的湖北大学梁艳萍教授在力挺方方的文章中也指出：作为一名身处疫区的作家，方方的追问是使命感的追问，良知的追问，也是批评者的追问。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没有批评的声音是可怕的。批评无自由，则赞美就毫无意义。

　

　 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习惯于以“租佃关系决定论”、“土地兼并危机论”和“农民—地主斗争论”来解释历史上的这种周期性的浩劫。传统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土地私有制”导致的矛盾。世界上土地私有的国家何其多多，但哪个像传统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天翻地覆、乾坤扭转的“农民战争”？

而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更远远不是所有人都能想清楚的。所以，大家可以畅所欲言，理性讨论，但千万别以为自己绝对正确，更别整天上纲上线，你骂我小粉红，我骂你恨国党，甚至满口脏话不堪入耳，这样真的不好。

其实不管你是觉得中国好赞美中国，还是觉得中国不好批评中国，只要你的初心是希望中国更好，就没有问题。认知不同而已，没必要非得争个你死我活。

而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好好认识世界，认识中国，学会从全局上看问题。作为中国人，我们总要大体知道：

中国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中国为什么要走现在的路？

中国的问题，怎么修正？

如果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心里都有数，就能少说很多傻话。不会妄自菲薄，也不会妄自尊大。然后最最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国家现在内忧外患，真的很不容易，也真的很努力。她有需要反思和改变的地方。

在29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5月即将举行的2020年全国“两会”的形式，以及与会代表是否需要隔离等安排询问发言人耿爽，对此耿爽表示，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的两会与往年多少会有一些不同。
耿爽称，这个问题不应该由外交部来回答，我并不掌握确切情况，但是我想，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的两会与往年多少会有一些不同。

国家观：中国是文明认同，西方国家是民族认同。家族观：中国是荣辱教育，西方国家是负罪教育。普世观：中国是待在家里，西方国家是殖民扩张。政府观：中国是家族主义，西方国家是实用主义。

西方帝国繁多基本都是昙花一现，后世不再有！最明显的例子则是大英帝国，曾经那是日不落帝国，现在日益衰弱，都快被自己的殖民地印度超过了。

而与西方不同的是，古代东方几千年，出现的几乎所有强大帝国，如秦帝国、汉帝国、唐帝国、元帝国、明帝国、清帝国等，都来自中国。

中国的价值观和西方民族国家是有本质区别的。西方传统推崇决战决胜，强调英雄壮举，而中国的理念强调巧用计谋及迂回策略，耐心累积相对优势。

如今的世界正在步入一个“中国化”的时代，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社会将经历一场全方位的巨大变革，将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民众特征：更为富有、健康，更为国际化、聚焦全球视野，更能体会他者感受，更加自信，受教育程度更高，思维更开阔，更为注重环保。而这些内向型转变都将决定中国有能力引领世界新秩序的未来。

高调与低调都可以有成功伟业的机会，最主要的是要选择时机，否则将事与其反。邓公的“韬光养晦”前段时间我们忘记了，或者提前“终止”了，结果麻烦也不断。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气质基因”，如蛮横改了，就不是伟大的中国人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在历史上社会危机不爆发则已，一爆发就那么惨烈呢？大家都读过《红楼梦》，《红楼梦》里说，大家都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到底中国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在社会危机中发生这么凶狠残酷的屠杀？我们要在人类文明中崛起，甚至希望从中国文化中发掘解决人类生存困境的资源，就不能不研究这个问题。

中国的历史有辉煌的篇章，但也的确有许多血腥的页码。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国弱民穷，人们怨天尤人，难免怨及祖宗，“反传统”的确反得过分；乃至出现所谓“劣根性”之说，把中国的历史涂抹得一片漆黑。对此予以纠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倒到另一极端：因为日子稍微好过了些，就小富即狂，把历史说得花团锦簇。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一直都有一个心结，什么时候，台湾才能回归祖国的怀抱，两岸实现全面的统一。台湾的回归，和香港澳门的回归，性质是不一样的。港澳属于殖民地性质，台湾则是割据政权加半殖民地性质。并且，该割据政权，是在美国的庇护下，才能得以存续。而美国作为实质上的殖民者，鉴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又不得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台湾问题比港澳问题更复杂的根本原因。

当我们说港澳回归时，意思是指之前在我们贫弱的时候，被列强们割让的领土的回归。当我们说台湾回归时，有两重意思，一方面是割据政权洗心革面归附中央。另一方面，是美国偃旗息鼓，投降认输，终止他们对中国领土台湾继续实施霸权辖制和殖民统治。

第一个问题，台湾割据政权的问题，非常简单，如果没有美国的庇护，这个割据政权，根本没有能力维持存续。第二个问题，美国的霸权行为，则是靠中美之间实力此消彼长的较量，来分出胜负。所以根本上来说，没有台湾问题，只有中美问题。这是台湾问题的最基本现实，和最基本判断，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台湾问题的本质，才能洞悉台湾问题在未来的演变，并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和策略选择。

当年中美建交，联手对付苏联，怎么会留下台湾这个尾巴没有解决呢？因为台湾对于美国的全球防务系统，地缘价值太过于重要。只要美国控制了台湾，第一岛链才能成立。如果美国失去台湾，不仅第一岛链会被拦腰切断，而且第二岛链也形同虚设。美国的防御纵深，前线就得退到夏威夷。

台湾的战略意义，对于中美来说，如同围棋中的劫材，台湾在美国手里，美国可以利用它遏制中国。反过来，如果局势逆转，台湾在中国手里，中国海军则可以饮马太平洋，冲出岛链围堵。一旦岛链被拦腰切断，则东北亚，东南亚都将被中国控制。如此一来，美国的全球防务体系，将全面崩溃。可见，台湾的意义，不仅是劫材，还是胜负手。

美国一边用台湾这把锋利的刀，抵在中国柔软的腹部，迫使中国屈服。一边在中国发展出来成体系成建制的第五纵队，遥控操纵中国。把中国重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

我们通常认为，民国才是半殖民地国家，共和国已经解放了，而且我们国防自主，怎么会重新沦为了半殖民地国家呢？在现代世界，一个国家的主权，不再仅仅局限于她的国土，而是整体主权，或者叫总体主权。

国防自主，保护的只是基础主权，也就是领土的完整不受侵犯。而整体主权对应的则是经济主权，金融主权，媒体主权，文化主权，思想主权，司法和外交主权等等 以基础主权来看，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以整体主权来看，我们很多主权都沦陷了，美国人利用他们培养的代理人和第五纵队，实现了对中国的间接统治，我们重新沦为了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而可怕的是，大多数的中国人对我们国家的半殖民地性质，一无所知，并任由第五纵队，操纵他们的思想和观念，认为爱伪军就是爱中国。

流脑爆发

“1967年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爆发流行，有人得了以后，啪一下在火车上就带着全国各处都是了，越传越多。当时发生了300多万人感染，16万人死亡。”

这个视频，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接受记者的采访。如果不是讲述者德高望重，真的不敢相信其中的内容。

问了几个微信上的朋友，也没有一个知情的。16万人死亡，300多万人感染，而当时的中国只有7.5亿人，大家竟然都没有听过。

要知道，即使是汶川地震，有69227人死亡，还不到当年疫情的一半。17年前全民皆兵的SARS事件，内地死亡349例。现在的新冠病毒，也完全无法和它相比。

但这场特大疫情，仿佛从空间的罅隙掉到了外太空，无声无息。

索尔仁尼琴说：“总盯着过去，你会瞎掉一只眼；然而忘却历史，你会双目失明。”

历史不应该被忘记，就像警钟不应该被撤下。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简称流脑，这种病多发于青少年。

染上流脑之后，患者会出现发热，头痛、呕吐、皮肤瘀点等症状。若治疗不彻底或治疗较晚，可能引发瘫痪、失明、耳聋、智力、精神异常等后遗症。

▲ 因流脑截肢的英国宝宝泰勒

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发生过4次流脑疫情，但1966—1967年的疫情最为严重。

有多严重呢，光看全国的数据有些冰冷，我们挑选几个地方的来说。

为了控制流脑的蔓延，辽宁省成立了防病指挥部。在1967年有51931人染病，死亡3013人，病死率为5.80%。

广东省更加骇人，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2月上旬，感染者有51834人，死亡3394人。等到3月15日再次统计时，患病人数竟然升到了195745人，死亡10770人，病死率为5.50%。

▲ 电子显微镜下的脑膜炎球菌

也就是说，仅广东一省，就是现在全国新冠病毒确诊人数的两倍多。死亡人数更加残忍，是新冠病毒的3.69倍。

面对着这么严重的疫情，当年也是谣言满天飞。现在许多人认为喝酒能预防病毒，而当年传的是吸烟能预防流脑。有一些小孩因此偷父亲的烟抽，被逮到后一顿狠揍。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梁景和，就是那次疫情的亲历者。他在1967年正月初五的时候发烧，父母发现他生病后，冒着东北零下30度的严寒，天色未明时就带他去医院。

幸亏父母警觉性高，他患上了流脑，医生直接说：“这孩子再晚来20分钟就没命了。”住院第三天他才醒过来，后来成功治愈，而且没有留下后遗症。

但并非所有人都有这种幸运，有个昵称为“亮”的微信网友讲述了自己的邻居。由于流脑后遗症，他的智力一直停留在3岁，从小到大备受欺侮，现在已经满头白发了。

▲ 图片来源于孔夫子旧书网

还有许多人，连命也没有保住。

当时的人们谈病色变，一些晚上好端端的人，第二天就用白布盖着抬走了。而且是经常如此，隔三岔五就有人倒下。

这种恐惧，大概就相当于，你楼上楼下的邻居，全部被确诊为新冠病毒。

全国串连

为什么当年的流脑疫情这么严重呢？一方面是因为卫生条件和防控措施差，另一方面是因为风靡全国的大串连。

1966年8月，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了上百万红卫兵。有些北京的红卫兵跑到全国各地宣传，成为了“大串连”的先锋队。

外地的师生代表也纷纷前往北京学习，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毛主席先后接见了8次红卫兵，共计1100万人。

北京的师生往外地跑，外地的师生赴北京学，堪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人口集中大流动。延安、瑞金、井冈山等革命老区，也成为了他们向往的圣地。

为了更好地串连，当时车船票一律免费，各地还为红卫兵设立了“联络站”和“接待站”。火车成为了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由于人数太多，往往超载数倍。

原本一节车厢运载百人，但那时能塞四五百人。行李架上坐着人，椅子底下也有人，甚至连厕所都挤满了人。

几百号人就像罐头中的沙丁鱼般挤在一起，连空气都变得浑浊。在这样的环境里，别说是病毒了，就算是小小的感冒，也可能传染一群人。

不巧的是，怕啥来啥。

根据医学上的定义：“流脑是由脑膜炎双球菌引起的化脓性炎症，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冬春季节为流行高峰期，会通过呼吸道、血液、接触、虫媒、消化道等几种方式进行传播。”

而那次疫情正爆发于冬天。1966年11月17日，广东省阳春县潭水中学的一名学生，在北上“串连”返校归家后发病，成为了当年疫情的第一例流脑病人。

由于举国师生奔走串连，从这名学生开始，流脑迅速从南向北蔓延。在传播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的阻挡。

如同新冠病毒一样，流脑也可以通过飞沫传播。但当时的国人缺少防疫知识，情绪激昂的学生们又总是聚在一起，往往汇聚成声势浩大的队伍。

于是，这次流脑疫情成长为前所未有的“怪兽”，将触手伸到了300多万人的身体中。

大刀阔斧

大串连不仅使流感疫情肆虐，也严重影响了当时的交通和经济。种种危情，使周总理心急如焚，建议立即停止大串连。

毛主席同意暂停，然后取消了免费的交通，又规定停止长途步行串连。等到1967年3月10日时，正式取消了大串连活动。

凡事都存在惯性，有部分学生仍然自发地游荡串连。但多数人停下了脚步。人口流动的减少，大幅降低了流脑的蔓延。

与此同时，周总理对疫情忧心忡忡，他立即找到了一批专业人才，建立了“流脑”防治专业机构，开展全国的防疫工作。

接下来的四步，你一定无比熟悉：宣传知识，药物防治，全面消毒，限制流动，跟预防新冠病毒极为相似。

比如让大家明白流脑是一种呼吸道传染病，佩戴口罩比吃药的预防效果更好。这估计是国民第一次大规模地佩戴口罩，可惜当时的口罩严重不足。

还有些地方就像河南的村庄一样硬核，他们把守在村口检疫，严禁外来人员进入，有事在村口接洽。由于流脑主要感染青少年，所以青少年严禁出村。

在一番大刀阔斧地整顿下，流脑疫情终于不再嚣张，感染人数快速下降。

这次极其惨重的疫情，也让国家认识到了不足，开始重视流脑疫苗的研发。在经过数年的研究后，终于在1974 年研制出A群菌苗，有效保护86%～92%的人群。

在后来的不断改进下，流脑的防治工作越做越好。从1967年的403/10万，降到了2011年的0. 022/10万。

▲ 图片来源于微博“疫苗与科学”

安徽日报曾经在2017年发布过一段数据：“以流脑为例，1967年我省报告病例有25万之多，约有一万多个孩子死于该病。而2016年，全省仅报告3例病例。”

时至今日，流脑已经成为了极其罕见的病症。我们终于战胜了它！

明镜照形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

当年的流脑疫情，就像铁钩沉入了海底。它静静地躺在那里，渐渐地生满了锈迹。

如果我们以前知道这个案例，那么在面对新冠病毒的时候，会不会多一些谨慎呢？

遗憾的是，由于缺乏报道，很少有人知道当年的疫情。

幸运的是，医道薪火相传，各种防范都有了巨大提升。

▲ 董宗祈

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董宗祈、张定宇、王辰等，一个个让人敬畏的名字，一段段感人肺腑的故事。

他们就像雄鹰盘旋于阴风阵阵的山谷，又如蓝鲸遨游于恶浪滚滚的大海。这些壮丽的身影，提醒着我们什么是义无反顾的勇敢。

每一个普通的国民，也在壮士断腕的政策下，像水滴般凝聚成了盾牌，抵挡着咆哮狰狞的病毒。

所有国民一起，上演了抗疫大剧：志容千山，心存感激，砥砺前行，上下一心，才渐渐把病毒赶到了笼子里。

▲ 除了联合国外，世界卫生组织WHO也对中国赞扬和感谢。同时表示：“如果我被感染，我希望能在中国接受治疗。”

雨果曾经说：“历史是什么：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

很多时候，我们感觉离唐朝很近，离五代很远，但五代明明在唐朝后面。

因为在记忆中并不存在什么距离，只有在遗忘之中才有鸿沟。

过去塑造了现在，现在影响着未来。

遗忘是可耻的背叛，避免重蹈覆辙最好的方法，就是铭记历史，诚心改变！

◇ 关于流脑的爆发，首席流行病学曾光也做了相关科普。我们找到了视频分享给大家，点击标题下方蓝字，进入公众号，回复【流脑】即可获取。

◇ 参考资料

1. 张晓丽、陈东林.1966~1967 年全国性“流脑”的暴发与防治

2. 中华流行病学微平台.中国传染病防治70年成效显著

3. 中山一院.百年纪｜1966-1977 曲折前行·逆境弥坚 曲折前进

4. 中产财经生活.不敢想象！53年前，中国挺过了比非典、新冠更残酷的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