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读书之道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读书能够使人增长知识、开阔视野、陶冶情操、明白事理。习近平曾说:“我爱好挺多,最大的爱好是读书,读书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多次讲述和书籍的不解之缘,分享读书学习的感悟,倡导“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人民网带您通过解锁三道题共同领悟习近平的读书之道。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来到曲阜孔府考察,并来到孔子研究院。习近平翻看桌子上摆放着展示孔子研究院系列研究成果的书籍和刊物。

第一题:书的魅力何在,为何要“爱读书”?

“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2014年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坦言,“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启蒙于母亲讲的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故事,读书这个爱好伴随着习近平从梁家河村的窑洞到清华大学的课堂,从正定到福建,从浙江到中央。

知识点之一:读书能够解疑释惑

2013年5月,习近平在参加五四青年节主题团日活动时曾分享到:“我到农村插队后,给自己定了一个座右铭,先从修身开始。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知若渴。上山放羊,我揣着书,把羊拴到山坡上,就开始看书。锄地到田头,开始休息一会儿时,我就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一点一滴积累。我并不觉得农村7年时光被荒废了,很多知识的基础是那时候打下来的。”

知识点之二:读书提升思维能力,使人明智

2009年5月,在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习近平发表讲话时指出,书籍是人类知识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的好处很多,如可以获取信息、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可以陶冶性情、培养和提升思维能力等等。

“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2014年2月,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谈到读书的益处如是说。

知识点之三:对于领导干部提高自身素质、做好工作更为重要

“我们国家历来讲究读书修身、从政立德。传统文化中,读书、修身、立德,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从政之基。古人讲,治天下者先治己,治己者先治心。治心养性,一个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读书。” 2009年5月,在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习近平语重心长地表示,“领导干部如果不加强读书学习,知识就会老化,思想就会僵化,能力就会退化,就难以做好领导工作,就会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爱学习、勤读书,通过读书学习来增长知识、增加智慧、增强本领,这是新形势下做一名称职的领导干部、胜任地履行领导职责的内在要求和必经之路。”

知识点之四:全民阅读,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人民群众多读书,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会厚重起来、深邃起来。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习近平于2019年8月在甘肃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考察时分享了推动全民阅读的深度思考。

同年9月,他又在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回信中特别提到:“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希望国图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全民阅读,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

第二题:多种多样,如何能“选好书”?

读书之道,还在于选好书。青年时期,习近平就秉持了“横有多长、竖就有多高”的读书理念,虽然他只对领导干部要读哪些书做过论述,但我们也可以通过他在国内外多个场合中提及的著作,发掘他的“心中好书”,借鉴这份全民皆宜的“阅读指南”。

知识点之一: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

习近平曾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提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思想深刻,要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必须专心致志地读、原原本本地读,努力掌握贯穿经典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学懂学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他还特别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

“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 在2018年5月,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在讲话中再度谈到要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他提到了5部马克思经典:《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哥达纲领批判》。

2018年5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北京大学考察。这是习近平离开学校时同道路两旁师生亲切握手。新华社记者 王晔摄

习近平从青年时期开始就不断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2018年5月,在与北京大学青年学生交流时,习近平谈到:“那时候我读了一些马列著作,15岁的我已经有了独立思考能力,在读书过程中通过不断重新审视,达到否定之否定、温故而知新,慢慢觉得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真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确实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我们走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实是一条必由之路。这种通过自己思考、认识得出的结论,就会坚定不移。”

曾与习近平住同一孔窑洞的雷平生在接受采访时也介绍到:“在土窑洞里的煤油灯下,每天他(习近平)都要读书到深夜。据我所知,上大学前,他就三遍通读《资本论》,写了厚厚的18本读书笔记!”

知识点之二:缺什么补什么,提高工作能力

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习近平曾指出,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各种文史知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要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

此前,在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他也曾提倡在大量书籍中,领导干部应当围绕提高思想水平、增强工作能力、完善知识结构、提升精神境界,选择那些与所从事的工作关系密切、自己爱好和有兴趣的书来读,力争在有限的时间内取得最佳的读书效果。就一般情况而言,领导干部普遍应当读下列三个方面的书。第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第二,做好领导工作必需的各种知识书籍。第三,古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书籍。

知识点之三:陶冶情操,多读经典书

1983年,在河北正定办公室里的习近平。新华社发

习近平经常引用《论语》、《史记》、《春秋》、《汉书》、《战国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可见其对中国文学涉猎广泛,除此之外,习近平也阅读大量外国文学经典。

“我不到16岁就从北京来到了中国陕北的一个小村子当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青春时光。那个年代,我想方设法寻找莎士比亚的作品,读了《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等剧本。莎士比亚笔下跌宕起伏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如泣如诉的情感,都深深吸引着我。年轻的我,在当年陕北贫瘠的黄土地上,不断思考着‘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最后我立下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信念。”习近平在2015年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发表演讲时曾透露年轻时爱看的书。

2016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学情缘》一文中也曾提到,习近平曾说:“我青年时代就对法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法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深深吸引着我。我们年轻的时候,法国的很多书籍都翻译过来了。司汤达的《红与黑》很有影响,但对人世间的描写,还是要算巴尔扎克、莫泊桑的作品,像《人间喜剧》的影响就很大。”

第三题:太忙不是理由,如何会“善读书”?

习近平曾借用清代学者王国维提出的治学三境界,认为领导干部读书学习也应该有这三种境界,“第三境”便是:“要坚持独立思考,学用结合,学有所悟,用有所得,要在学习和实践中‘众里寻他千百度’,最终‘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领悟真谛”。由此可知,读书,既需苦学,还应“善读”。

知识点之一:坚持阅读与思考的统一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担任省委书记期间,从2003年2月至2007年3月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的232篇短论,其中一篇《求知善读,贵耳重目》提到:“读书要用‘巧力’,读得巧,读得实,读得深,懂得取舍,注重思考,不做书呆子,不让有害信息填充我们的头脑;另一方面,也不能把读书看得太容易,不求甚解,囫囵吞枣,抓不住实质,把握不住精髓。”

“古人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书本上的东西是别人的,要把它变为自己的,离不开思考;书本上的知识是死的,要把它变为活的,为我所用,同样离不开思考。读书学习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思考认知的过程。思考是阅读的深化,是认知的必然,是把书读活的关键。如果只是机械地阅读、被动地接受、简单地浏览,没有思考,人云亦云,再好的知识也难以吸收和消化。”在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习近平又一次强调读书离不开思考。

知识点之二:要坚持读书与运用相结合

据报道,习近平在正定县曾对前来调研的时任山西原平县委书记的吕日周说:“我们读了很多书,但书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众结合,才能把水分蒸发掉,得到真正的知识。”

同样,在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习近平指出:“读书学习客观上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必须联系实际,知行合一,通过理论的指导、利用知识的积累,来洞察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古人讲,‘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知识点之三: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

“读书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付出辛劳的过程,不能心浮气躁、浅尝辄止,而应当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水滴石穿。正如荀子在《劝学篇》中所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习近平在进修班开学典礼上,引用荀子的《劝学篇》号召广大领导干部要沉下心读书。

另外,他还就人生的不同阶段对“善读书”作了相应阐释:“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好、接受力强,应该抓紧读一些对自己终身成长具有关键性作用和决定性影响的好书。中年的时候,精力旺盛、视野开阔,应该努力拓展读书的广度和深度,打牢一生的学问基础。年老的时候,时间充裕、阅历丰富,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常读常新的态度、百读不厌的劲头,在读书世界里感悟人生、乐以忘忧。”

古人有云:“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万卷始通神”。正是“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读书之道不断滋养着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大智慧,使其思路宽广、运筹帷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推动建设学习大国。读书学习不仅关系到一个人的成长和成才,也关系到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进步和发展,让我们共同学习领会习近平的读书之道,让书香溢满社会。

终将来临碰撞的暴风雨……

当前中美两国的矛盾,足矣孕育一场剧烈的碰撞,这种碰撞可能在金融经济领域,也可能蔓延到军事领域,但其根本的机理,在于美国掠夺性的霸权经济模式同我国的快速发展,已经具备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疫情,充当了这一进程的催化剂,无论其同一些阴谋是否相关,疫情都客观上加剧了美国当前形势的危险,在这样的不可抗力的作用下,美国为化解其矛盾,保住其霸权,只有对外转嫁这一条道路。
无论是金融战争还是军事进攻,其本质实际上是为美国的金融霸权续命,是事关国家存亡兴废的大事,为了霸权,美国的统治阶级哪怕不惜一切代价,也会将对抗全面升级。
这是两国国运的对撞。
面对着这样巨大的挑战,留给我国的出路只有一条:抛弃幻想,准备斗争!这是唯一的办法。
疫情,如同新时代的序曲,预示着和平时代的结束,宣告着动荡时代的来临。我国应当用什么样的状态去迎接这样的时代?30年的和平之后,我们是否还在幻想?

我们终将面对来临的暴风雨碰撞 暴风雨就要来了

当前中美两国的矛盾,足矣孕育一场剧烈的碰撞,这种碰撞可能在金融经济领域,也可能蔓延到军事领域,但其根本的机理,在于美国掠夺性的霸权经济模式同我国的快速发展,已经具备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疫情,充当了这一进程的催化剂,无论其同一些阴谋是否相关,疫情都客观上加剧了美国当前形势的危险,在这样的不可抗力的作用下,美国为化解其矛盾,保住其霸权,只有对外转嫁这一条道路。
无论是金融战争还是军事进攻,其本质实际上是为美国的金融霸权续命,是事关国家存亡兴废的大事,为了霸权,美国的统治阶级哪怕不惜一切代价,也会将对抗全面升级。
这是两国国运的对撞。
面对着这样巨大的挑战,留给我国的出路只有一条:抛弃幻想,准备斗争!这是唯一的办法。
疫情,如同新时代的序曲,预示着和平时代的结束,宣告着动荡时代的来临。我国应当用什么样的状态去迎接这样的时代?30年的和平之后,我们是否还在幻想?

终将来临的碰撞 暴风雨就要来了?

当前中美两国的矛盾,足矣孕育一场剧烈的碰撞,这种碰撞可能在金融经济领域,也可能蔓延到军事领域,但其根本的机理,在于美国掠夺性的霸权经济模式同我国的快速发展,已经具备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疫情,充当了这一进程的催化剂,无论其同一些阴谋是否相关,疫情都客观上加剧了美国当前形势的危险,在这样的不可抗力的作用下,美国为化解其矛盾,保住其霸权,只有对外转嫁这一条道路。
无论是金融战争还是军事进攻,其本质实际上是为美国的金融霸权续命,是事关国家存亡兴废的大事,为了霸权,美国的统治阶级哪怕不惜一切代价,也会将对抗全面升级。
这是两国国运的对撞。
面对着这样巨大的挑战,留给我国的出路只有一条:抛弃幻想,准备斗争!
这是唯一的办法。
疫情,如同新时代的序曲,预示着和平时代的结束,宣告着动荡时代的来临。我国应当用什么样的状态去迎接这样的时代?30年的和平之后,我们是否还在幻想?

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

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强盛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是在资本主义发生空前危机之时,所以当时共产党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这就决定它具有领导一个国家的能力。

反观中国当时情况,几千年的落后制度在死死挣扎,而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试图在中国发展。所谓的先进制度和落后制度的交锋最终表明:封建制度必须根除,而先进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发挥其作用。事实上表明,资本主义并不适合中国这片土地。在历史的一次次地考验下,共产党最终成为唯一能够拯救中国的政党。

任何一个政党要想领导一个国家,必然要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中共之所以能够拥有政权,无疑是它选择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方向,当然,这种正确的方向同样是付出一定的代价的。“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共的智慧,因为这样才是充分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这无疑为其成功奠定了基础。

西方国家在20世纪初几乎已经完成工业化,城市发展取得巨大进步,即是说,城市在西方国家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工业化催生的城市也是西方国家的命脉所在。这就决定了在西方控制了城市就意味着控制了整个国家。而中国的情况则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区别,当时的中国依然是小农经济国家,国家财富的创造大部分来自农村,这就决定了农村重要性。

资本主义在中国刚刚起步,不管是民众观念还是国家制度,都限制了其发展,使得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作用并没有达到决定性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城市的地位不像西方国家那么突出。更重要的是,在工业化并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城市之间的联系也不强,城市更没有强大的辐射作用,这就决定了城市无法统领中国革命。另一方面,脆弱的资本主义政权垄断了城市,即使它不能发展中国。为了聚集更加广泛的力量,农村是必然选择。

西方国家工业化完成之时,恰好是资本主义危机之时,历史往往是这样有一定的偶然性。这场危机表现在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不是给民众,而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而共产党及时提出为广大民众创造利益,这无疑为其取得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巨大力量。尤其是在中国,工人和农民才是最强大的群体,中共的聪明之次就是成功地将这股力量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它成功的基础。这也使得中共成功地击败蒋介石成立了红色政权。

新兴政权在中国建立后,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历经了数不尽的困难和挫折,却还是奇迹般的让这个古老的国家重新崛起,成为足以挑战美国世界霸权的地位的大国,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政党敢扬言说换成它还可以复制中共的奇迹,仅仅这点足以让所有人给予中共敬意。或许,这个成长之中的国家和其政党在建设现代化国家中同样遇到腐败,财富分配不公等等这些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但是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那些问题不应该成为指责中共的原因。

“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无疑是犯下的重大错误,这个年轻的新国家和它的政党就是这样在探索中前进着,国际大环境对它极为不利,其发展极为艰难,但是良好的民众基础无疑是不倒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对中共和中国来说几乎是致命的,然而,中共能够及时意识到问题,并迅速改正,同时总结教训和经验。

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共比之前更加成熟,如果说将马克思主义思想本土化是中共的智慧,那么将市场经济引进社会主义中国无疑是中共创造的奇迹,这一切表明中共不仅根据自身情况不断完善自己的思想和领导理念,同时也在为发展中国而大胆创新,这是该政党不败的永恒因素。1978年中共大胆实施改革开放,使得中共得以融入世界,给自己的发展带来空前的机会。这是前苏共所做不到的,这就是中共的智慧。

  1. 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今天,“中国模式、中国体制、中国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思想,巳经成为全世界探讨的发展道路;中国成为最具活力的市场······从一个弱小的备受欺凌的国家变成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强国,这是中共带领下的中国创造的奇迹。种种事实告诉我们,中共才是领导中国走向强盛的最佳政党。

世界隔離中國, 絕非危言聳聽!

 

随着世界疫情加剧和“战狼”外交扩大,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抗疫问题上的矛盾愈演愈烈。如果不改变这种局面,疫情过后,隔离中国、去中国化、与中国脱钩,绝不是一种虚拟的假设,而是残酷的现实。

(一)排斥中国渐成主流意识

公开地、直接地批评我们的国家在持续增加,批评的层级也在明显提升。此前只有美国,后来加入了巴西。接下来,加拿大、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德国等都加入进来。最近,连一向相对友好的法国也站出来公开批评。起初,批评我们的主要是各国媒体和议员。如今,不少国家的政要都直言不讳地点名批评,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自不必说了,法国总统、外长,英国外交大臣,巴西总统、部长,德国外长等,都用毫不隐讳的话语直接批评。马克龙在接受采访时公开宣称,他们“处理疫情存在‘灰色地带’。西方不要过分幼稚。”,“不可能把信息自由的国家与信息不自由的国家拿来比较”。马克龙还表示,“我尊重他们,但也不要幼稚地以为他们很厉害,疫情处理得更好,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德国外长马斯于4月17日表示,我们看到武汉的数字再次得到修改,这当然令人担忧。就起因研究和疫苗开发而言,得知病毒的来源和病毒产生过程非常重要,希望他们改变文化习惯,发挥建设性作用。

国外的批评和排斥,刚开始只是停留在嘴炮上,最近逐步在往实质行动上靠拢。比如,追责、索赔,已经从民间行为上升到议员和政府行为,美国国会已经提出多项法案;企业搬离中国已经从建议、倡导、鼓励,到政府拨出专项经费给予搬迁补贴。

迹象表明,疫情的发酵可能正在促使与中国脱钩变得越来越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澳大利亚前外长唐纳称:“新冠疫情对他们的国际声望是一次巨大打击。持负面态度的人不仅是欧美的决策者和精英,更是普通的民众。疫情过后,他们与西方在其他方面的紧张关系会进一步加剧。”英国前外交政策顾问伍德认为:“在美国和英国,甚至可能在更大范围的西方社会,这种反感有成为主流的风险。”

西方国家是选举政治,民众看法、主流意识对外交政策影响巨大。病毒肆虐已经被西方舆论成功转化成对我们的仇恨。这种仇恨,最终将转化为与中国脱钩的政策。

(二)中国被排斥的原因分析

1.疫情处理受到质疑。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主要对我们在疫情处理的公开度、透明度方面持有很大怀疑。财新网几篇溯源文章、李医生事件、卫健委1月3日的文件以及网民曝出的一些信息,加剧了国外对疫情前期处理的怀疑。官方通报的病例数、死亡数,以及后来对病例数、死亡数的修正,特别是这两天对武汉死亡数的修正(正好增加50%,四舍五入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猜疑。

2.病毒起源之争点燃战火。赵立坚的推特点燃了病源之争的战火,此后官方和科学家关于病毒并非或不一定源于武汉的或明或暗的表示,使战火继续延烧。这股烈火重新烧出了国外关于病毒源于武汉病毒所科研泄露的质疑,逆转了此前印度科学家论文广受批评的风向。美英成立包括政府、军队、情报机构和科研机构在内的专门小组展开全方位调查,一些科学家也从基因测序和比对的角度发表相关论文。虽然美英政府高层在公开讲话时尚未提出这一指控,但话里话外已经作出某种暗示。

3.战狼外交火上浇油。先是赵立坚的推特,其后是中美两位女发言人隔空推特大战,接着是巴西使馆与巴西总统、总统之子的纠纷,接着是驻法使馆那篇莫名其妙并招致法外长紧急召见驻法大使的文章。期间,发言人们在宣传抗疫经验、要求世界感谢中国、遣责他国抗疫不力、对不合格医疗物资的辩护(比如不合格你别用)等方面犀利、强势的怼怼怼,进一步激化了国外的不满。

4.制度输出引起警惕。官员、官媒、外交官以及小粉红在国内自媒体和国外推特上关于中国抗疫成功彰显制度优势的言论,特别是大国抗疫策略、要求别国抄作业和指责别国抄不好作业等新鲜提法,引起一些国家和官员认为我们试图借助抗疫向国外输出制度的疑虑。

5.医疗援助引发反思。向国外捐赠、销售医疗物资和开展医疗救治中的一些做法,特别是长篇累牍的宣传,被国外一些人认为我们在利用疫情搞慷慨政治,利用医疗救助加强战略影响力。而对出口医疗物资的行政管控和过低的审批、通关效率,也广受诟病,并引发了美国、日本、欧盟对过度依赖我国供应链的反思,以致准备采取将制造业搬回国内的策略。

6.民粹主义助推反感。主流媒体对国外疫情和抗疫的选择性报道、指责性报道,小粉红们在网络上的幸灾乐祸、推销作业、自我吹嘘,特别是约翰逊住院后的几万个点赞和对方方日记的围剿,让国外舆论极其反感,也引起国外政治精英对我国今后道路走向、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忧虑。

综观当今世界局势,我们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业已存在的5G、华为、网络安全、南海、台海、贸易战等问题,虽然在疫情期间显得不那么突出,但这些问题不会随着疫情的结束而结束。相反,由于疫情导致世界对我们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的国际声望一定程度上遭受了损失,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变得更加棘手。更重要的是,新的问题和挑战呼之欲出,西方去中国化的态势业已形成,我们将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国际形势,甚至比30年前那波制裁要严峻得多。

面对这个局势,从高层到民间,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及早筹划因应和化解的措施,切莫再夜郎自大、自以为是,仍然认为世界离不开我们,谁和我们脱钩谁就失去机会。

(三)防止被法律脱钩

病毒源头是一个科学的、严谨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以西方国家当前的医学科技水平、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并根据此前我国公布的和世卫组织掌握的病毒资料特别是基因测序、病毒特征等资料,他们想查清病毒来源,至少查清病毒是来自于自然界还是人工合成的,完全有可能做到。因为病毒的传播和进化是有记忆的,是会留下“证据”和“轨迹”的。此时此刻,把水搅浑并非聪明之举,再浑的水也阻碍不了渔夫捕鱼。

西方国家盯着病毒源头不放,主要是他们高度怀疑病毒与武汉病毒所的关系,如果证实两者之间存在关联,我们将为此承担严重的经济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我们也将被世界“法律脱钩”。英国外交大臣拉布4月16日公开表示,“对新冠病毒是如何发生,他们不得不回答有关的‘难题’,绝对需要以科学为本,进行非常深入的事后反省,包括病毒如何爆发。”西方磨刀霍霍,都是奔着这个问题来的。

从世界上多数科学家的研究分析结果来看,病毒源自中国,源自野生动物,是普遍的共识。我们的当务之急,便是集中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搞清病毒的真正来源,并主动向世界公布相关的科学证据。在这个问题上,藏着掖着没有意义,把脑袋插进沙子解决不了问题。主动寻找并公布证据,就能有效驳斥人工合成和源自病毒所的阴谋论,避免出现最糟糕的局面。同时,我们可以放低姿态,坦诚地与世界对话,因为中国也是病毒的受害者。只要排除人为因素,就完全可以避免遭到各国的经济和法律制裁,毕竟此前的任何一场全球性瘟疫,都没有哪个主权国家遭到索赔和制裁。

当然,如果经过调查论证,证实病毒不是源自中国,那就更好了。总之,这时候嘴炮没有任何意义,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才是硬道理。

(四)防止被政治脱钩

近几年,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有人把交恶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强大了,西方要遏制中国的崛起。或许有这方面的因素,但绝不是主要原因。从外交上讲,挑战国际秩序,争夺国际领导权,咄咄逼人的外交姿态,特别是以市场和国家财力为武器,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迫使有关国家服从我们的战略需求,恐怕是造成今日被动的重要原因。从内政来讲,越来越缺乏透明度,以及极左的泛滥,也让西方感到害怕。而战狼式外交,则把内政外交中最让西方忌惮和反感的东西完美地融合起来,全方位展示给世界。这不可能不挑起世界的戒心。

原来就已经恶化的中美关系,在疫后时代将更加困难。美国停止对世卫组织的资助,表面上是美国对世卫的发难,其实子弹还是打在我国身上。调查我国处理疫情的表现和追究我国的责任,已经成为美国两党高度共识,国会已经提出多项提案。美国在第二阶段中美经贸谈判中,必然提出更为严苛的要价。台湾牌、香港牌、南海牌将在疫后发挥更大的作用。

原本也出现问题的中欧关系,由于新冠肺炎的出现,加速了恶化的趋势和进程。英国情报机构表示,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平息后,英国需要重新评估与我国的关系,并考虑是否需要对高科技和其他战略行业实施更严格的控制。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表示,英国在疫情结束后必须重新检讨与中国的关系,应该更多地与其他自由国家合作。英国外交大臣明确表示中英关系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毫无疑问,一切都不可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样继续。”而欧盟已经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加现实的战略,他们认为“十二三年前关于欧中可能存在共识和互信的幻觉消失了。”他们认定中国是欧盟的“系统对手”及“战略竞争者”。

中美俄三角关系也在发生微妙变化。特朗普的通俄门已经过去,对俄友好的压力已经解除。要最大限度地孤立中国,必须拉住俄罗斯。而乌克兰事件后受到西方严厉制裁俄罗斯也急于改善与美欧的关系。此时此刻,双方都有捐弃前嫌、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动力。而新冠疫情,则为普特搭建了桥梁。日前,普特通话已经互递橄榄枝。疫后时代,普京出于改善俄美关系的需要,一定会与美国走近;虽然普京不至于公开站到中国的对立面,但出工不出力、光打雷不下雨一定是俄罗斯对华的策略。

新冠大流行极可能终结中国与非洲的蜜月。前一段时间非洲的广泛抗议就是一个糟糕的苗头。非洲疫情大规模爆发后,必然要求中国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去援助他们。这些靠金钱维护关系的国家,一旦你做得不尽人意,或者做得没有其他国家好,反水是必然的。非洲国家要求中国豁免债务的呼声已经甚嚣尘上,法国等西方国家也在煽风点火。我们有这个能力去豁免么多年积攒下来的巨额债务吗?

至于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和东欧国家,自然站在美国一边。外交是为内政服务的,争取一个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良好外部环境,仍然是当前外交工作的主轴。战狼外交绝对是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毒药,也是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毒药。

外交工作只有回归到理性平和的轨道上来,才能使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回归正常。因此,对之前的战狼外交和老王卖瓜式的对外宣传,应该进行全面消毒;逞一时口舌之快、要了面子丢了里子、逮谁咬谁的套路必须全面叫停,即使是驳斥西方的故意责难和抹黑,也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

要根据自身的力量,从人道的角度,低调做好对外医疗援助工作,摒弃“世界感激中国”、“中国体制优越”等论调,停止推销抗疫“兵法”,多做少说或只做不说。只要真诚地帮助别人,而不是把这种帮助当成外交武器,或者拿这种帮助来吹嘘炫耀自己,反而会得到受助者的尊重、信任和感激。

改善对外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要放弃一些急功近利的利益诉求,避免去挑战主流国际社会公认的秩序和规则,避免去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渴望获得与之相适应的话语权、领导权和战略利益是可以理解的。但美国的领导地位和其牵头制定的游戏规则,在主流国际社会是得到广泛认可的。当前,我们无疑没有实力去挑战和改变这些规则。当你无力去制定规则,又想从这个规则所规范的秩序中得到利益时,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尊重和服从规则。试想,在现实生活中,谁愿意和一个不守规则的人打交道。在现有规则框架内闷声发大财,等到你有足够实力时再去改写规则,这才是明智之举。

当然,改善对外关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从来没有独立于内政的外交。只有在内政上隔离极左病毒,增加透明度,激发社会活力,捍卫改革开放成果,建立一个正常的社会,外交才能走上正轨。

(五)防止被经济脱钩

疫情让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供应链方面的依赖。在欧美的决策圈和精英圈,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与中国“脱钩”。英国前任外交大臣黑格称:“我认为,这场危机进一步证明了有必要为西方对华政策建立两个主要支柱。第一,因为中国不会遵守我们的规则,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在许多方面从战略上依赖中国,包括技术。另一个支柱是,我们必须在战略上独立于中国,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种与中国合作的方式。”美国官员和议员,包括特朗普本人,已经多次呼吁美国要摆脱对中国医疗设备和物资的依赖,要让供应链,特别是医药供应链回归美国。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建议,西方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应该找到协调一致的方法来应对中国。

事实上,与中国脱钩的已经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呼吁,而是开始落实到行动上。
几天前,英国议会出面干预,致使中国投资者被迫放弃了控制英国一家高科技公司ImaginationTechnologies的计划。

4月7日,日本政府宣布拨款22亿美元,协助日本制造商将生产线撤出中国或转移至其它国家,以恢复中断的供应链。4月8日,德国联邦内阁决定修改《对外贸易和支付法》,旨在阻止遭受武汉肺炎疫情打击的德国企业被外资趁机收购。该法规虽然没有点名中国,但实际上是直接针对中国的。

4月9日,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电视节目中说,美国政府应该为希望撤离中国的美国企业提供全部的“搬家”费用。
4月9日,美国司法部要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撤销对中国电信美国分公司的运营授权,禁止其在美国的国际通信服务。
……

显然,这场疫情加剧了中、西之间的不信任,导致西方国家扩大在本国的生产,并试图形成一套独立于中国的生产体系和供应链,这将使中国的制造业和创新科技落后甚至与西方脱钩。

当然,我们的一些官员、御用学者此时有十分自信地跑出来壮胆,说什么中国有一流的交通、物流、通信等基础设施,庞大熟练工人、工程师队伍,以及廉价劳动力优势,是世界离不开中国,不是中国离不开世界;说中国有广大的市场,和中国脱钩就是丧失挣钱的机会;说企业搬迁成本巨大,资本都是逐利的,在中国建厂的企业最终会选择留下来;说全世界都被疫情包围着,只有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世界的资本只能往中国这个安全港流,不可能流向疫情国家。

冷静想想,上面的基本观点是站不住的。
其一,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早就被东南亚国家取代,西方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工程师队伍并不比我们差。西方国家推动的制造业回归,是从产业安全、国家安全、防止对中国过度依赖的战略高度出发的,他们将把相对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事实上已经这么做了),把核心产业转移到本土。
其二,伴随着改革开放和这一轮全球化,中国对外贸易持续上升,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产品最大供应商,特别是长期的贸易顺差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去年,中国的外贸总额占到GDP的31%以上,可以说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已经很高(美国不到20%)。一旦中国与世界经济脱钩,其灾难可想而知。
其三,西方国家如果真的与中国脱钩,他们必然抱团取暖,构建一个自成一体的半全球化,唯独把中国排除在外。届时,我们制造业中很多由西方国家掌握的核心部件,将丧失供应来源,中国的制造业将一蹶不振。
第四,中国虽然有广大的市场,但中国一旦与西方国家脱钩,其结果必然是经济下行,失业增加,收入下降,请问届时购买力在哪呢?
其五,虽然外企搬离中国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但如果西方国家给本国企业报销搬迁成本,那么这些企业也会拒绝本国政府的要求吗?
其六,当前虽然中国的疫情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但一年以后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世界疫情得到控制了,这个优势还存在吗?再说了,目前虽然国内病例少,但外国人是不让进来的,这种优势只是假设的优势。
其七,世界创新的中心在美国,在西方国家,一旦脱钩,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无疑会一落千丈。
其八,当前国内经济法制倒退,税负居高不下,国企高歌猛进,行政干预加剧,企业财产安全和经营安全面临更大不确定性,贸易战使外贸企业成本增加,这些也是外国企业撤离中国的动因。
综上,我们的优势不足以让世界离不开中国,也不足以阻止世界隔离中国。
中美脱钩、中西脱钩,虽然各有损害,但对中国的损害最大,40年改革红利将丧失殆尽,届时全民真要勒紧库腰带过日子。
当然,西方真要去中国化,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而且现在毕竟只是开了一个头,还没有全方位实施。那么,接下来留给决策者的问题,就是如何从经济上阻止世界去中国化了。

疫情期間中澳旅遊業的出路 得飛機 者得天下 能簽證者有機會

拋開當前新冠疫情對世界格局及各行各業的深遠影響不談,如何在目前各國都幾乎閉關鎖國的狀態下旅遊行業怎麼找到合適的自己的生意?

目前看,中國高層最新提出的「六保(保就業,保基本民生,保主體,保基層運作)」,顯然顧不上大眾休閑旅遊的需求了,而另一方面,澳洲疫情發展使得政府停航閉關,對資源豐富引人入勝的澳洲觀光造成不小傷害。身陷這種兩難境地的澳洲旅遊公司怎麼尋找機會擺脫困境,需要同業夥伴共同團結努力結合各自資源優勢創造機會。

我們看到,在目前疫情影響世界經濟運轉期間,對商務溝通的需求有廣泛逼切的渴望。如果行業能攜手組織私人飛機商務旅行並在法令允許範圍內提供落地十四天隔離期間的洽談和參觀活動,願意在疫情期到澳洲尋找商機的高檔定製旅遊業務會有前景的。當然,在目前各國政府主導干預下的抗擊新冠疫情行動中,只有具備與相關政府溝通協助說服當局取得簽證能力的公司才有結合商務渠道實際操作能力。

如果行業能取得共識,為中小企業流通有無增進疫情困難期間經濟復蘇為抓手,也許同時就為旅遊業打開一條生路。

陶斯亮:贻误战机,问题出在哪呢?

这篇陶斯亮为《中国市长》杂志撰写的文章,道出了一位为城市和市长服务了24年的社会工作者之殷殷期望:愿年轻一代的市长们能从武汉疫灾的前前后后,一系列或惨痛或成功的经验中接受教训,万勿重蹈覆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为675座(中国规定最小的市辖区人口不得少于25万人)。市长(含副市长)达6000多人,是中国政坛的一支王牌生力军。八十年代末,50多名中国市长联名建议中央,要求成立中国市长协会。对外交往中,我们了解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市长协会”或者叫“地方政府组织”。成立中国市长协会,是为了便于与国际市长间交流以及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我是1991年市长协会还在筹备阶段时就来了的,没想到一干就是24年,可以说把自已一半的工作生涯给了为中国城市服务、为市长服务的事业。

特别

老一代市长们,我既熟悉也尊重,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是中国城市建设大发展的探索者和拓荒牛,因此非常敬佩他们,即便他们早已退下,但仍然与之保持着深厚的友情。对年轻一代的市长了解的就不多了,欣赏成分更多一些,他们年轻,学历高,见多识广,雄心勃勃,知识结构新,很多市长与外国人交流,英文好到不用翻译。总之年轻一代市长很优秀。但若非要在新与老市长之间做个比较,我个人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与老百姓的距离。总觉得老市长们的心更贴近百姓,更懂得怎样与市民沟通。而年轻市长则更具有现代意识和国际视野。

武汉是后起之秀,她一路追赶,终于在2011年进入中国城市排行榜前十,并且稳坐老八、老九的位置。这么亮丽的经济成就,与几代市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武汉现任市长是位60后,有着完整的从政履历,是从基层一步步上来的,能当上武汉市的市长,也不会是个等闲之辈。但是他命运不济,武汉市长才当了一年多,就遇到了“新冠肺炎”在武汉大爆发。让人遗憾的是,在这场空前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前武汉市书记、市卫健委等相当一批人马,在大疫酷战进行中被免职了。

回想在之前,武汉市长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依法向上汇报病情,二是等待上级授权。他这样说:“对于此次疫情信息披露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得到)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

必须承认,在春节临近的这个时间点,武汉市长无论做什么样的决定,都会面临着我们难以想象的压力。长期与市长们打交道,知道有很多因素会让他们“瞻前顾后”,这点我比较理解。但是中科院专家则认为“如果对法律灵活运用,完全可以先预警再上报,及时告知百姓对这种病毒应该怎么防护。依照该法,哪怕是预警出现了偏差,也不会被追究责任。武汉市政府在这次疫情中,及时预警是合法的,不预警是错的。”

国家《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建立传染病预警制度”,明确提出“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传染病发生、流行趋势的预测,及时发出传染病预警,根据情况予以公布。”那么,武汉预警了吗?显然没有。从政者要有从政者的智慧。

在授权和预警问题上已经陷于被动的武汉市领导,又因警察对八位医生进行训诫,其中李文亮 医生感染新冠去世,把大家的愤怒拱上了高峰。医生们凭着职业敏感在私人微信群里进行善意提醒,是出于医者的责任之心,却要让警方介入。其结果,疫情信息被封,城市照常规运转,这无疑为后来疫情发展的波涛汹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事后了解,在2019年9月6号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建立“吹哨人”制度。虽然国务院这个意见是针对市场监管的,但其第十六条“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应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很显然湖北武汉两级政府,面对一场新型病毒的传染性肺炎,既没有预警,还惩罚了“吹哨人”。这严重忽视和违背了民意。

视频里的钟南山院士满身疲倦且神情沉重,他元月18号到武汉后,见到他一些在武汉工作的学生(应该都是呼吸科的),他说:“让我比较意外的是,学生们的情绪比较低落,他们反馈的一些情况跟我听到的不一样,湖北实际情况远比当时公开或新闻报道的要严重!”他又说:“和当地交流时,我进一步追问,发现在一家大医院有医务人员感染,这对于突发公共事件而言,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钟南山院士元月20号宣布存在“人传人感染”的结论后,21号武汉市长是这样回应记者的:“交叉感染源于脑神经外科一病人,而不是在传染科,做完手术后病人出现发烧,这时1名医生和13名护士已被感染。”传染科医生感染才算人传人,神经科众多医生被一个病人感染就不算“人传人”?无法自洽的逻辑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违背了一般的常识。也许这也透露出隐含的苦衷。作为有20多年医生经历的我很是揪心。如果不是钟南山的追问,不知“存在人传人”的真相何时才能告知民众?

结果,率先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竟是广东、湖南和浙江三省。1月24日,封城第二天,湖北省才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真是迟滞了。从组织程序上看,武汉市长在没有得到授权前不能对外发布疫情消息,貌似合法合规,但实际效果是贻误战机。他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这位市长也不是一点儿血性也没有,他主动要求与央视记者面对面的,不预设话题,有问必答,他还说:“只要有利于人类生命安全,承担什么责任都可以,因为封城人民群众对我们有意见,我们革职以谢天下。” 很豪迈!但可惜的是,最终是李兰娟院士建议“封城”的,多么希望这个“封城”建议是市长提出来的呀!那就不是他“革职以谢天下”,而是天下人谢他了。

作为一个市长,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能不能有所作为?广州老市长黎子流有两句话让我终身受用。一句是“组织只可以依靠不可以依赖”,另一句是“办法总比困难多”。不能不佩服老市长的睿智啊!作为党员当然要依靠组织,否则就成了无根的浮萍。背靠组织,你撸起袖子干,逢山开山,逢河搭桥,有思路,有担当,心里装着黎民百姓。而“依赖”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行为方式则完全不同。我认为过度“依赖”就是“懒政”。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治懒”被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

这里我想举成都前任市长葛红林的例子。他从2003-2013连任三届成都市长,加上成都挂职市委副书记的经历,他为成都奉献了整整十三年。2008年5月12日下午,汶川大地震,成都部分地区受灾严重,当夜幕快要降临时,几百万惊恐不安的成都人仍然滞留在大街上。今晚能否回家住?还是继续留在马路上忍饥挨饿,被蚊虫叮咬?老百姓们希望听到一个来自政府和专家的肯定答案。当时省委书记、省长和市委书记均陪温总理去了汶川,而地震专家不愿现身表态。“我理解他们的难处,我决定自行发表一个电视讲话。”葛红林说。讲话前,市政府秘书长提醒葛红林,是否需要把所有在家领导召集起来开会,对讲话内容集体决策。这意思是说如果出了事儿也由大家集体负责,而不必让葛市长一人去承担。这好心的提示让葛市长断然否决。他说:这个时候做不做决定、做什么样的决定,完全取决于我!

5月12日晚上20点26分,葛红林如期出现在电视上,明确告知市民:“除危房外,今晚市民都可以进室内正常休息。”这正是市民千等万盼的一句话啊!葛红林很清楚,这是当时最关键、最核心,也是责任最重大的一句话。葛市长决定给惶恐中的市民一个承诺——“市长说可以回家了”,这可不是逞匹夫之勇,更不是莽汉撞大运。这个承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个人独特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功底。“成都的地质结构我很清楚。成都平原沉淀着厚厚的一层鹅卵石和沙土。从材料科学角度讲,这种双相材料具有优良的吸能和阻尼性能。我综合当天媒体报道和自身体验,判断这次地震是两大板块间剪切造成的,使得平行断裂带的长轴方向影响很大,而成都城区受到的影响较小。” 中国有那么多市长,有几个市长对自己城市的地质构造有像葛红林这么清晰的了解?

在不久后举行的成都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上,葛红林说:“这是一次承担了风险的艰难抉择”。他袒露心迹:“真要出了事,我是准备掉脑袋的。”(掉脑袋不会但会坐牢)。如果说成都的例子太远太久,那我们就说说在这次抗击病毒的战役中那些表现优秀的省市吧!湖北潜江的书记市长敢冒风险提前6天封城,并且准备了比武汉更多的收治和隔离床位,其结果是潜江成为湖北省仅次于神农架的疫情最轻的一个市。

重庆1月20日(早武汉三天)就启动了“防控应急预案”,宣布重庆进入“战疫状态”,并且三天完成了对全市80%常住人口的排查,市政府还很接地气的实话相告“武汉人口一千万,现在需要举国医疗资源支撑。重庆人口三千多万,哪怕只有1‰的人感染,就算全世界的医生来支援,也救不了重庆,所以我们必须自己管好自己。” 这么一说,性格火辣的重庆人也就乖乖自我隔离了。

还有浙江,在元月17号发现五例武汉输入的病例后,敢于打破逐级上报的常规,第一时间向全省公布疫情。四川此次“教科书级”防疫,最核心的是在发现一例疑似病人后即刻行动,抓住了一个“早”字。八千万人口的江苏最牛,竟然能做到100%的治愈率零死亡,不愧为“苏大强”!所有我上面举的例子,相信都没有得到什么授权,都是自觉而为。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周总理一直到死都戴着“为人民服务”的徽章,他本人更是为民鞠躬尽瘁的典范;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他们都是把人民看得重如泰山。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最高的党性,讲真话实话是对党忠诚与否的考验。
在我看来,依靠但不依赖,不仅是从政者的智慧,也是种不忘初心的担当。作为一个对市长群体感情很深的“老大姐”,我今天推心置腹的想对年轻一代的市长们说:把谁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市长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保护好市民是每个市长神圣的职责。

你把百姓放在心里,天下自会为你评功立传!

我们并不缺少智慧,而是缺少常识

全国各地1-2月的财政收入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重灾区湖北2月份公共财政收入几乎“归零”,其他众多省份的财政收入,2月份普遍降幅也都在20%以上。有研报指出,这可能是1994年分税制以来,地方财政最困难的一年。 财政收入的锐减,也意味着与之相关的公共投入包括民生支出都会面临空前的压力。

中金公司将 2020 年中国实际 GDP 增速从之前预测的 6.1% 下调至 2.6%,2.6% 是什么概念呢?它是自 1977 年以来中国过去 43 年以来最低的增速,“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并不是一句空话,它将在今年成为最真切的现实。而世界银行对中国2020年最乐观的经济增长预测才2.3%。

当 SARS 在17年前爆发时,中国经济体量仅占世界经济的4%,而今天这个数字是16%。如今,这个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真的要停下来了。或许我们现在还感受不到,是因为国外的疫情远没有到高峰,想一想中国用如此严防死守的策略,付出巨大代价也用了两个多月才将疫情稳定下来,以国外的目前的策略,时间毫无疑问会比我们更长,影响范围也会更广。

西方受疫情重创,我们兴高采烈;美股4次熔断,网友幸灾乐祸。我们并不知道接下来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疫情之下,国外企业纷纷取消订单;港口压满中国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外贸大受影响。3月18日,有员工1200多人的大型玩具制造商泛达玩具因欧美取消订单而宣告结业;3月19日,太阳神鞋业也发布紧急通知,由于美国疫情爆发,客户取消了所有订单,建议员工离职另谋出路;3月21日,拥有4000名员工的知名品牌Cosonic的耳机制造商佳禾电子因疫情宣告工人全部降薪或清退出厂。

一个工人失业常常是一个家庭陷入困顿。工厂没货,订单泡汤,据统计,2月23日-3月23日,全国范围内已有12万7千家企业登记注销,连全球最大的酒店集团万豪,已不得不对全集团2/3的员工停薪留职。这家92年历史的跨国酒店连锁集团,面对瘟疫也如此艰难,那些早已举步维艰的中国中小微企业还有谁能置身事外?

美股大跌,那些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毫无疑问也损失惨重。过去一个月,中国平安下跌 13%、阿里巴巴下跌 10%,百度下跌 21%,无论是无力采购的美国企业还是股价大跌的中国企业以及复工艰难的国内企业,改善经营最有效快捷的办法就是降薪和裁员,而连降薪裁员也挽救不了的只有关张了事。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正在真实地发生……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并非完全在国内。我们在国外有着众多国人关切的直接利益,2019 年中国直接对外投资超过了 1100 亿美元。中国早已融入了这个复杂的世界体系,中国人、中国公司、中国商品早已成为海外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什么“风景这边独好”,中国经济的起伏早已与世界经济的晴雨休戚相关。

总有人天真的以为,中国独自扛住了疫情,现在西方不行了,我们靠卖防护服、口罩、呼吸机可以大赚一笔,中国经济今年依然没问题。
可是口罩防护服又不是高科技,人家自己不能生产吗?更何况很多国家因为看到那个中国工人用国外订购的刚刚生产出来的口罩擦鞋的视频,或者因为收到了不合格的防护用品而纷纷取消中国的订单,转而向韩国等国家采购,同时也纷纷开通了自己的生产线。

如今一些著名的品牌公司如Gap、New Nalance、Brooks Brothers、Zara等都在做口罩了,给美国Major League Baseball做服装的Fanatics现在也改作口罩和防护服了,如此下去欧美转向自产,不用国际货运,更没有意识形态不同带来的风险,肯定是趋势,区别只是早或者晚、国内是否有准备应对的时间而已。福特、通用也已经开始生产呼吸机。

很多国家也纷纷表示要在疫情之后要把一些重要产业移回国内以保障国家安全,特朗普就多次做过要努力让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表态。
如果等疫情以后,制造业重回西方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前往人工更便宜的南亚、东南亚和拉美,中国还靠什麽支撑自己的经济?

中国本身就是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产业链,中国生产能力将快速恢复到瘟疫之前,世界各地处于停滞或瘫痪状态之下,唯有中国才能拯救世界。无论是自媒体上正能量的文章还是搞笑的视频段子以及各种热火朝天的微信群,都能感受到上下满满的鸡血在膨胀。

言下之意,好像是这场瘟疫将给中国人带来不可思议的好日子。靠扩大内需来拉升经济,听起来很美好,但是要在把医疗、教育、养老问题解决好了以后再来谈才有意义。中国长期的问题是生产太多了卖不出去,如果扩大内需管用的话,这么多年来我们为什么始终为产能过剩而发愁?更别天真地期待着疫情结束以后的所谓“报复性消费”,工作都没有了,拿什么消费?国际疫情急转直下,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确诊数据先后快速超越中国,各种坏消息频传,而在网络上,出现了很多让人不安的言论,有嘲笑、讽刺甚至是幸灾乐祸。别人的水深火热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喜乐平安。

这些人并不清楚现代世界的运作规则,他们并不知道国外的疫情的严峻形势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要面对的又是什么。国外疫情不解除,我们的国门就打不开,停航、隔离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你真的愿意我们这样一直封国下去吗?贸易还要不要恢复?中国还要不要发展,要不要和全世界交往了?真的愿意自己的未来就一直带着口罩过日子吗?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中国的贸易量占全世界的 12%;中国是全球 33 个国家的最大出口国,是 65 个国家的最大进口商品来源国;同时中国也是全球 120 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所有的贸易顺差,大部分都来自美国一个国家。这就意味着我们根本就离不开美国,离不开西方,离不开这个世界。网上战狼们依然在高歌猛进,仿佛万恶的美帝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而根本不考虑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一旦因瘟疫陷入停滞或进入大萧条,中国会有多少人因此而失去工作。为什么网上那么多的中国人,天天咬牙切齿地盼着这个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最大的外汇来源国,最大的商品采购国,最大的金主早点死掉?为了让美国民不聊生,宁愿自己寸草不生?美国不好了,中国就会好吗?我不认识一个美国人,但是我深深地希望美国好。美国不好了,全世界都不会好。我们并不缺少智慧,而是缺少常识。

这场新冠疫情災难,目前中國一共花了多少錢?+统计結果終于出來了!简直不敢相信!!

全国的企业停工停业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很多城市出于对疫情传播的担忧,仍然对开工复业持小心谨慎的态度,生怕因个别新增案例导致隐患出现而担责。虽然国内不惜一切代价地防控疫情传播,已经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但国际上疫情传播风险却在到处蔓延,如果疫情不受控制,谁也无法独善其身。

我们严防死守的措施取得巨大成果,但要更快地降低经济和社会成本,因为我们的这份作业实在是太花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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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成本:

抗疫医务人员每天补助200元

全国支援湖北的医生护士40000余人

加上当地投入到一线的医务人员

初步估计超过170000人

所以每天医务人员的补助就超过34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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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治疗成本:

肺炎感染者治疗成本都是国家兜底

一个重症患者从住院到痊愈出院

大致要花200000~400000成本

后期治疗 并且不保证这个病人存活几率多高

重症病人身上全部都是仪器管路

需要五六个医生协作

三班倒24小时护理

一个医生防护服成本300~400元

为节省防护服使用

医生就算不吃不喝不上厕所

最少都需要10多套

医院建设成本:

单单这数万人的治疗成本已经无法预计

火神山,雷神山数亿资金的投入

方舱医院的建设

各种一次性医疗物资的消耗 药物费用等

还有湖北之外的全国各省市

都斥巨资到抗疫前线

加上各地的封城封路 人员的禁止流动

中国现在正像是经历一场战争

我们敢下血本,丝毫不敢怠慢

截止3月2日

国家已投入资金1080亿元防控疫情

停工经济损失:

而停工对企业、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更是巨大的

停工一天就损失几千亿

再加上抗疫一天的开销

试问哪个国家有如此魄力

不计成本,不计牺牲

只为控制疫情

不同的秩序与结构

中国模式难以令西方完全复制,无疑凸显了背后政治秩序的结构性差异。

资本结构下的“个体自由意志”主导的观念,是维系西方政治体系的根系,因此,西方的一切政治策略都要首先围绕着这一根本进行,就连戴口罩也无法明确强制下令,而只是劝诫多洗手。

中国系统化结构下的“集体团结意志”主导的观念一样,大部分人都自觉担负了相应的接受隔离、接受审查的义务。在大灾大难面前能够有足够的凝聚力和可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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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好好抄作业

中国政府对湖北省数千万人实施部分隔离,资本主义政府能做到吗?

大型体育娱乐产业能否容忍取消“超级碗”或其他产生数十亿广告收入的职业体育赛事?

无论大小房东,能容忍暂停收取租金吗?当利润丰厚的订单有待完成时,商业巨头会允许大型工厂暂时关闭吗?

制药业能允许按成本或免费发放基本药物吗?这一行业是美国经济中最赚钱的行业,据《哈佛特别健康报告》称,美国有数百万成年人因药价过高而放弃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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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并没有花费数十亿美元来改善医疗保健或基础设施,而是把钱挥霍在军事基地和威胁世界的新武器上。

没有可比性,只是在这场照妖镜面前,我们先取得了“优等”的成绩。而我们急着让所有人按照我们摸索出来的方法去攻克难题,但是其实别人并不领情。

就像我们自认为是好学生,要求班上的其他学生抄作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想抄?也许他还会问你:为什么要考第一?有什么奖励?学得好以后能赚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