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望插田，小孩盼过年。孩提时代过年真正感觉到几丝痛快的趣事儿，就是去看人家放鞭炮。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之后，地上散落着一些还没有爆炸的零星鞭炮。当人家关上大门吃年饭的时候，我便从满地的碎纸中，寻找那些没有爆炸的散落鞭炮，然后拿到房前屋后的空地上，乐滋滋地一个一个地燃放。对那些已经没了引线的鞭炮，就将其拦腰折断围成一个火药圈，用火点燃后发出“哧”的一声怪响，一股浓浓的硫磺味儿随之四处飘散。尽管由于“不懂事”，随着鞭炮声满垸子的疯跑。既遭遇了不少人家的白眼，也挨了不少母亲的棍子打，但这毕竟是我童年过年留下的“情趣”。
多少年之后我仍时常想起这些童年难忘的情趣场景。仿佛它是一种集体的欢娱，觉得它异常明亮、跳跃和欢腾；而深处却隐藏着一种很复杂的东西，既甜蜜又苦涩。尽管现在看来是如此辛酸、苍白的娱乐，但那竟是我渴盼了一年才能实现的愿望。我渴望和期盼我家有朝一日，过年也能像人家那样燃放一挂长长的鞭啊！以至于在10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年代，我一直对“禁放”的决定耿耿于怀，几千年春节放鞭的习俗和传统文化，怎么能说禁就禁呢？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和一片呼声中，记得2006年包括北京在内的所有大城市，又恢复了春节放鞭的传统习俗，我喜不自禁地乐成了一个“老顽童”。“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每年过春节我总要买几个千字头、万字头的长鞭，从年三十除夕燃放到大年初三。我觉得春节燃放鞭炮，是迎春的喜庆、合家欢乐的象征、家和万事兴的兆头，更是对童年的美好“还愿”。
记得我小时候过春节到舅舅家拜年，无论晴天还是雨天，父亲总喜欢高高兴兴地把我放在他的颈脖子上骑着，我们家乡俗称“骑马肩”。尽管我不是那种“子把父当马”的人，但是在我父亲的心里，“父望子成龙”的念头恐怕早已有之。父亲本来就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除了过年之外，我极少看到他对我有好脸色。无论读书学习，还是日常生活管得特别严。他之所以对我如此苛刻，就因为他一辈子受苦受难太多、太深，不想让我步他的后尘，倒希望我成为改换门庭和改写家族历史的人。尽管父亲从来没有这么表白过，但我自幼就从他的眼神里，从他对我的苛刻要求里感悟得到。
苦难是人生的最好老师。1958年我刚刚5岁，属于朦朦胧胧地记事儿的年龄。国家发起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父母每天早上6点钟左右，就要赶到离垸5里远的地方去抗旱，去晚了就会被“插白旗”、遭批斗。由于家里没有老人看护，我父亲自幼就是孤儿，父母只好狠心地把我和两个弟妹丢在家里。记得那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躺在用两扇房门搭成的简易床铺上，一个翻身滚到了地上，正巧一扇房门随之倒下压在我身上，我动弹不得，嘴巴和鼻子都在流血，疼痛和害怕交织在一起，我拼命地“哇哇”大哭起来。也不知道哭了多久，才被一个过路的老婆婆发现，把我救了出来。那时的农村别说幼儿园，就连由一个老人集中看管孩子的托儿所都没有。地方政府管制农民的劳动纪律又出奇的严格，不管你家里有没有孩子，只要一天不出勤，就一天不发给饭票（那时凭饭票吃大食堂，各家各户全部砸锅卖铁为“大办钢铁”作贡献），还要遭到众人的“辩论”“批斗”，或者把你围在人群中间，你推我搡地“炒豆”，那个时代的人都像“疯了”一样。
由于家里没有老人照顾，父母怕我走丢了，下一扇大门横栏在大门内面，把我们像猪娃一样“圈在家里”不许出门，吃喝拉撒全在里面。无奈我一个5岁的孩子，还得带着2岁多的妹妹和1岁多的弟弟。弟妹往往满身是灰，我见母亲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伤心地大哭起来。后来哭多了、哭够了，也就不再哭了。我逐渐懂得，即使你再怎么哭，也不会有人来理会你的。一日三餐就指望着生产队食堂里的大伯大妈给我们送饭吃，因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本能地形成了一个求生存的理念，那就是必须具有在任何状态下都能够活下去的能力。由于不讲卫生，加之那时的医疗条件极差，身上到处都长有脓胞、疮疖。所以，落到今天身上多处疤痕。以至于在公共浴室洗澡时，年轻人看到这些疤痕，还以为我是在战场上受的枪伤呢！
稍稍长大之后，父母每次出门前总要叮嘱我，无论如何不要与别的孩子争吵、打架。偶尔我与别的小朋友“动手了”，母亲回来后不论我有理无理，先打我再说。我那时特别感到委屈，有时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属她亲生的。长大后我才懂得，这是母亲的无奈。母亲的苛刻严厉，是怕我惹出是非来。弱国无外交，咱惹不起人，只能躲着人。所以，我从小就渐渐地成为一个很有个性，但是又胆儿小的“乖孩子”。在一般情况下，我从来不会给父母添乱子。直到现在我无论在哪里，也无论干何种工作，从来不给领导添乱子。尽管人有个性，但是历来息事宁人。
人们通常把苦难看成人生中纯粹消极的东西。其实苦难是人格的试金石，面对苦难的态度，最能表明一个人是否具有内在的尊严。苦难也许会改变你的行为轨迹，却不能摧毁你的尊严与骨气。每个人的“人格”并非一成不变，对待痛苦的态度，本身就在铸造人格的内涵。
记得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正赶上全国大饥荒。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百废待举，中国在帝国主义封锁和包围的夹缝中生存发展，加之遇到百年不遇的大干旱之类的天灾人祸，因而那是一个普遍贫困的年代，我饱尝了“贫穷”与“饥饿”的真实滋味。我自己当时就是一个孩子，还必须照看两个弟妹。我们兄妹3个饱少饥多，加之医疗条件极差，就在我6岁那年，两个弟妹都先后病死了。每每回想起来就感到伤心落泪，是我没有尽职尽责地看护好弟妹。于是垸里有些好事的妇道人家，纷纷议论我母亲是“克子星”，断定我也“活不长久”、“长不大”，我母亲伤心至极。出人意料的是我居然健康地存活下来了，因而垸里人都说我“命硬”。直到1961年以后，我家又先后增添了两个弟弟：宋才春和宋才友。
我6岁的时候就学会了做饭。那时人还没有灶台高，于是拿一个小板凳垫脚，踩着板凳儿做饭。提前做好饭，一是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二是小孩子一天到晚“穷折腾”，特别容易饿，大人回家后就可以吃饭。凡是家里晒在外面的粮食或者其他东西，看护者和收拾者都是我。稍有空闲时间，还要到垸里各个角落，捡拾狗屎猪粪交给生产队作肥料，尽量为家里多挣一点工分，尽管那时每10分工只值0.16元。当时一家人节衣缩食供我上学，尽管我年龄不大，但是能够体谅父母的艰辛，算得上垸里比较懂事的孩子。“好玩、贪玩”这些孩子们的天性，在我身上却荡然无存。我以为人越是生活在这种艰难困境中，就越是要靠自己拼命奋斗去解救，人生的痛苦必须靠自己去摆脱。只有做到打死都不放弃，穷死也不叹气，才能够让笑话你的人最终成为笑柄。
到我懂事儿的时候，我家的所有财产除了两间土瓦房之外，只有一个祖传下来的“三节连体柜”和一个“老掉牙的橱柜”，吃饭用的小桌子摇摇晃晃，小板凳的四只脚高低不平。读小学的时候由于家里穷交不起学费，我放学回家后还不得不像乞丐一样沿村挨户地捡破烂，从来舍不得不乱花1分钱。读小学的时候从来买不起练习本，多是用毛边纸自己用线缝成本子使用。偶尔客人送来一个本子，我会把它看得比命还珍贵，往往在上面要反复作几次使用，先用铅笔写小字，再用蘸水笔写小字，然后在上面写毛笔字。由于小学老师不理解，几次当着众多学生的面，把我的作业本丢在地上，引起哄堂讥笑。从小学到高中我没有使用过一支钢笔，除了用铅笔之外就是用蘸水笔。以至于我大学毕业工作多年后，仍然保留着使用蘸水笔的习惯。记得1977年11月23日，我出席粉碎“四人帮”后首届“广济县教育战线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奖品是一本《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一支刻有本次大会纪念字样的钢笔。我一直珍藏着把它带到大学，怎么也舍不得使用。因为那是一份神圣的荣誉，更是青春时光的见证。直到1981年底我与夏桂霞定亲的时候，才把这支珍贵的钢笔作为礼物送给了她。
由于没有爷爷奶奶照看小孩，所以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每天必须带着两个弟弟一块上学，他们就安静地坐在我身边。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教育制度与今天比较起来，有着更多的同情心、包容心和人情味。上初中以后，一放学我就回家帮助母亲做家务，从来没有时间和机会参加学校的课余体育活动，以至于到现在我都不喜欢体育活动。那时周五下午和周六、周日不上学，我必须到生产队里去劳动，不可能像别的孩子那样放学后满世界地玩。犁田、耙地、插秧、收割，什么样的农活我都干过。
为了挣足学费，利用暑假到国营万丈湖农场“卖苦力”的活儿也干过。在万丈湖农场连城桥队插秧，秧的长度足有我半个人高，一担秧近百来斤。记得有一天下午由于收工太晚，已经没有渡船了，我同几个“卖苦力”的同伴，只好拼命地游到对岸。我水性不太好不会游泳，接连呛了几口水，差点儿被淹死。尽管当时我懂不了多少读书的重要性，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要想做一个像小学老师那样受人尊敬的人，就必须好好读书。农家子弟要想跳出农门，只有“读书”和“当兵”两条出路，当兵还得有门路才行。我拼命地逃离农村，并不是害怕当农民，而是梦想在青春的岁月里，闯出一片属于我的新天地。因此从那时起，当教师就成了我向往的崇高职业。
母校的一个善举就如同上帝在我危急的关头伸出了搭救的手。在我读高中的时候，粮食是定量供应的，一个全劳力每个月只有45斤稻谷，像我这样的中学生只有36斤稻谷，全家人从牙缝里挤出粮食让我带到学校。由于肚子里没有多少油水，饭量特别大、饱少饿多。读到高一下学期的时候，硬是被我母亲拽回家参加生产劳动，被迫中途辍学了。学校无论怎样劳动，毕竟有一个学习的氛围，那几天晚上我连做梦都想着继续去读书。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大金高中崔俊铭校长和陈永成主任，特地委派孙本德老师，到我家来做我父母的思想工作。他老人家语重心长地对我父母说：“您们家才发同学是块读书的料，您们放心好了，他今后会有出息的。高中的领导和老师研究过了，免除宋才发同学的学费，希望您们能够让他上学去。”我父母感动地流出了热泪，当即就让孙本德老师把我带回学校。如果没有母校对我孩子般地关爱，没有母校患难见真情的善举，也许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
还记得在我高中毕业时，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临近毕业用钱又更多一些，因而唯独那一年春节，我家没有给舅舅家“送年岁”。有一次我们几个高中生，从学校回家路过舅舅的董六房村时，有几个村妇讥讽地大声对着我说：“连舅舅家年岁都送不起，还读什么书？如果换了我，永世不从这里走路。”我听后心如刀绞。穷人家的孩子在外面走路格外小心，生怕一不小心磕绊了别人。我并不怨恨哪些搬弄是非的村妇，只能怪我家家底太薄弱。没有送舅舅的年岁，终究是一件愧疚的事情。那时小学老师在人们的眼里被称为“臭老九”，“孩子王”似乎是一个永远让人瞧不起的职业。我顾及不了那么多的“面子”，只求早点出来工作，早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所以当1972年1月我高中毕业，广济县师范学校首次向应届高中生招收师范生的时候，我毅然填报了“广济师范学校”。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当时的决策是务实的，走的路是正确的。如果没有那几年当秘书和当教师垫的底子，1977年我无论如何是考不取华中师范学院的。正是这种艰难困苦的生活经历，磨砺了我坚强的意志和性格，使我从小树立起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自己命运的勇气和决心。
记得1973年刚跨入20岁那年，我在中共广济县大金区委员会、区革委会当秘书。一次偶然机会，父亲发现凡在区委会工作的人，几乎人人手上都戴有一块手表。他觉得我是家里祖祖辈辈第一个“吃皇粮”的人，无论如何不能让人家瞧不起。我那时每月工资只有34.5元，买一只“上海牌”手表，即使凭票或者“走后门”，也得花上120元，这是我不吃不喝3个多月工资的总和。我压根就不是那种带手表的人，因而我拒绝了父亲的一番好意。但是没过多久，父母瞒着我，把家里养了一年多的一头肥猪卖了，凑上家里的所有积蓄，硬是托人在县城给我买了一只上海牌的全防手表。“手表事件”在当时那片不太开化的地方，一夜之间成了一件“爆炸性的新闻”。以至于有人说我家“屋上只有仰瓦、没有扑瓦，居然手上戴手表，这是典型的翻身忘本。”更有人说我父亲是在犯“傻”。
记得法国大文豪莫泊桑曾经说过：在富有的家庭里，一个寻快乐的人做些糊涂事情，最多被旁人称为“花花公子”。而在日常用度缺乏的家庭里，一个孩子若是耗费父母的本钱，必定被人看成是一个坏人、一个恶棍、一个浪荡子。在人们的眼中，他是不可被原谅的。我还记得唐伯虎在《桃花厣歌》里说的一句至理名言：“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其实那些好事的人、似乎聪明绝顶的人，根本就不懂得一个纯朴、地道的农民的心。即使歌剧《白毛女》中的杨白劳，穷到了那样贫困潦倒的宭境，也不忘给自己的女儿买一根红头绳过年。足见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时候，人也还要一点点以示自尊的“奢侈品”。
我们的社会实在不缺少那样的“聪明人”，而恰恰缺少像我父亲这样的“傻子”。因为那些“聪明人”营造出来的，只会是越来越自私的内心以及越来越庸俗的世界。而“傻子们”构造的，却是一个人立世的范本和社会的道德底蘊。其实一个人对待时间的态度，说到底就是他对待人生的态度，由这种态度引发的结局就是“命运”。自从戴上这块寄托着双亲无限期望的手表，我不仅成了一辈子与时间赛跑的人，而且成了铁的遵守时间概念的人。直到现在，无论外出开会，还是平时给学生授课，我总会提前十几分钟到达，宁可我等人家决不让人家等我，因为我懂得做人起码要守时、守信。这只手表伴随我走遍大江南北、跨过长城内外。我伴随着它“嘀嗒、嘀嗒”走动的声音和着心脏的律动，用青春和汗水打磨如歌的岁月，创造了点滴属于我的人生辉煌。人家有的是背景，而我有的只是背影。挫折和困境也曾令我倍受煎熬，几次快要击垮我昂扬斗志和前进脚步的时候，每每端详这块厚重而沉稳的手表，仿佛看到父母负重的背影，听到他们宽慰激励的话语，又使我重新振作起来去迎接新的黎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磨出了一篇篇科研论文、一部部学术著作，也培养出了一批批远远胜过自己的后生。
宋才发：兔年春节回顾童年那些远去而又伤感的陈年旧事
《华讯社》北京1月28日电 宋才发教授这篇《兔年春节回顾童年那些远去而又伤感的陈年旧事》系首次公开发表。宋教授的人格魅力和妙笔生花之句，用青春和汗水打磨如歌的岁月，书写了浪漫的人生情怀，展现了闪亮的文笔”。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副主编、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湖北省警官学院副院长肖伯符教授，在自媒体“荐文”说:“我读此文，感同身受，颇有共鸣。我想，从农村走出来的同辈人阅读后，都会有同感……”。中共湖北省武穴市委组织部王江涛部长在评论留言中说：“宋教授励志的人生经历让许多年轻人敬佩和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