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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能让人看见世界、看见他人，也能驱散迷茫，唤醒你内心的小宇宙。当你陷入生活的泥潭，书籍会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托住你摇摇欲坠的志向，带给你生机与希望。

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司马迁十岁就开始研读《尚书》、《春秋》，博览典籍数十年，此生写了一部“史记”之大书。

富斯德说：“我们可以由读书搜集知识，然后利用思考把糠和麦子分开。”；培根回答：“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也不是为了轻信和盲从，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不读书不足以共情，不共情不足以思辨。每一次阅读，都是让你从不同层面理解这个多元并立的世界。阅读经典就是在不断地超越固有的偏见与狭隘，成为帕斯卡尔说的那根有思想的苇草。

读书就是为了不断超越愚昧的自己，不断超越被桎梏的环境，让人越活越清醒，越活越有智慧。

知情人士透露，10条冠病管理新措施将补充上月出台的优化防疫20条，也为更加协调的松绑政策铺平道路。市场对中国经济复苏预期明显改善，大陆和香港股市、人民币等全面上扬。沪深300指数收涨2％，恒生指数上涨4.5％，境内外人民币兑美元双双突破7元大关。

上海也宣布从星期二（6日）开始，除养老、儿童福利、医疗、学校等机构，以及密闭娱乐场所、餐饮等场所，进入其余公共场所不再查验核酸。

中国加快防疫政策转向也造成民众混乱。北京近日突然大量关闭核酸检测站，导致仅剩的监测点大排长龙。北京朝阳区星期六（3日）承认衔接不够顺畅高效，对市民带来的不便“深感歉意”，并恢复部分社会面核酸采样点。

浙江11个地级市，包括杭州、宁波等，星期天（4日）深夜开始也陆续宣布星期一不再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乘搭公共交通及进入公共场所不再查验核酸，进入公共场所不扫场所码。

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中国将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传染病仅包括霍乱和鼠疫。

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星期一披露，10条冠病管理新措施将作为11月出台的优化防疫20措施的补充，也为更加协调的松绑政策铺平道路。

中国大陆星期天新增2万9724起本土冠病病例，病例数连续七天下降，也是11天之后首次单日低于3万例，但疫情连续20天覆盖全部31个省市区。

针对冠病超强传播力、较强致病力等特点，中国官方在2020年1月将其纳入乙类传染病，但防疫上却采取最严格的甲类传染病管理措施。

知情人士称，中国明年1月还可能放松对冠病的管理措施，由甲类管理降至乙类管理。中国国家卫健委暂未证实这项消息。

知情人士透露，10条冠病管理新措施将补充上月出台的优化防疫20条，也为更加协调的松绑政策铺平道路。市场对中国经济复苏预期明显改善，大陆和香港股市、人民币等全面上扬。沪深300指数收涨2％，恒生指数上涨4.5％，境内外人民币兑美元双双突破7元大关。

不过，北京、广州和重庆等受本轮疫情重创的城市近日才开始走出停滞，学校和休闲场所继续关闭，一些民众复工上岗仍须持核酸阴性证明，意味着大量核酸检测需求仍在。

上海也宣布从星期二（6日）开始，除养老、儿童福利、医疗、学校等机构，以及密闭娱乐场所、餐饮等场所，进入其余公共场所不再查验核酸。

中国加快防疫政策转向也造成民众混乱。北京近日突然大量关闭核酸检测站，导致仅剩的监测点大排长龙。北京朝阳区星期六（3日）承认衔接不够顺畅高效，对市民带来的不便“深感歉意”，并恢复部分社会面核酸采样点。

浙江11个地级市，包括杭州、宁波等，星期天（4日）深夜开始也陆续宣布星期一不再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乘搭公共交通及进入公共场所不再查验核酸，进入公共场所不扫场所码。

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中国将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传染病仅包括霍乱和鼠疫。

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星期一披露，10条冠病管理新措施将作为11月出台的优化防疫20措施的补充，也为更加协调的松绑政策铺平道路。

中国大陆星期天新增2万9724起本土冠病病例，病例数连续七天下降，也是11天之后首次单日低于3万例，但疫情连续20天覆盖全部31个省市区。

针对冠病超强传播力、较强致病力等特点，中国官方在2020年1月将其纳入乙类传染病，但防疫上却采取最严格的甲类传染病管理措施。

中国各大城市连日放松防疫措施，中央政府据传可能最早在星期三（12月7日）宣布10条冠病管理新措施，还可能最早在明年1月结束持续近三年最严格的管控措施。受利好消息推动，中国股市和人民币星期一（5日）双双攀升，创今年9月来最佳水平。

放松严厉封控逾一周的乌鲁木齐，星期一通报当天起进一步加大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力度，将全面恢复商贸服务业正常生产经营，包括各类大型商场、超市、住宿餐饮类企业等。大巴扎步行街和全市各滑雪场星期天已开始恢复经营。

多个地区星期一进一步放松防疫。深圳宣布当天开始进入更多场所不再查验核酸，包括小区、办公楼、餐饮店、商场等。

有分析师预测，中国明年可能提前取消边境管制并重新开放经济。

在当地时间下午四五点间，拜登走到一长列美中两国国旗前，伸出手与先到达那里的习近平握手。两人都没有戴口罩，并面带微笑向现场的大批摄影镜头致意。

在随后的会谈开场白中，拜登说，美中两国元首都有责任展示两国能管控分歧、防止竞争达到接近冲突的地步，并寻找途径解决全球面临的紧迫问题。他说，世界期待美中两国扮演重要角色，应对全球性挑战，而美国做好了与中国合作的准备。拜登对习近平说，期待双方跟以往一样展开坦诚对话。

习近平在开场白中说，过去与拜登的几次通话和联系都不能替代面对面会晤。他说，当前中美关系现状不符合两国、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需要寻找向前发展的正确道路，

因为世界人民都期待中美两国妥善处理双边关系。习近平也说，他期待与拜登展开坦诚和深入讨论。

白宫此前表示，拜登计划在会谈开始四个小时后举行记者会，介绍他与习近平会晤的情况，但两位领导人不会发表共同声明。

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人彼此非常熟悉。

2011年8月，拜登以副总统身份访华，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身份陪同拜登六天，两人除了在北京密集会晤外，还一道前往成都和其他中国城市。一年后，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美，拜登也曾陪同习近平前往首都华盛顿以外的其他城市访问。

美联社指出，为了安排这次拜习峰会，白宫官员与中方官员花了好几个星期讨论会晤的细节，最后决定峰会在习近平下榻的旅馆举行，峰会过程中，由双方的译员提供同声传译。我们之间的误解非常少，”拜登星期天在柬埔寨出席与东盟国家的峰会时对记者说。“我们就是需要搞清楚红线在哪里，以及…未来两年对我们各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拜登總統將在14日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尼峇里島會面。

拜登總統將在14日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尼峇里島會面，路透引述美國政府一位高階官員指出，拜登希望限制與中國關係的惡化程度，但也將坦誠表達美國對台灣和人權問題等議題的關切，希望為美中關係畫下一道「底線」（floor）。

白宮表示，拜登14日在印尼舉行的20國集團（G20）峰會期間，與習近平會談，這是拜登2021年1月擔任總統以來兩人面對面會談。 拜登9日表示，他不願意在與習近平會面時，做出任何重大讓步，希望兩人能畫出彼此的「紅線」，並解決包括台海問題的衝突領域。

路透報導，白宮高階官員說：「總統認為，為雙方關係建立一道底線，確保有約束我們競爭的發展準則，至關重要。」

這位官員表示，這場「拜習會」將不會發表聯合聲明，也不期望會達成具體協議，「我預期總統將坦誠地談及我們的一些關切，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威脅台灣海峽兩岸和平與穩定的活動，以及我們對侵害人權的長期憂慮」。這位官員說，兩人也可能討論俄烏戰爭和北韓問題。

這位官員也說，白宮尋求在氣候和軍事等領域與中國繼續對話，而華府相信中國和俄羅斯有說服北韓不要恢復核武試驗的籌碼，「這是一個中國和美國有合作歷史的領域……有過去能夠合作的紀錄。因此，我認為總統將秉持這種精神展開對話」。這位官員說，美國也已注意到習近平關於不在烏克蘭使用核武的「重要」言論。

這位美國官員說，雙方正在討論針對此次會晤的預防新冠措施，但未詳細說明。

圖為2013年時任美國副總統的拜登在拜訪北京時，和習近平會晤握手。

我国已经进入法典化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从基本原则和具体规范两个方面体现和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了中华法文化的精华，“习惯”已成为制定法的“补充性法源”，提升了《民法典》在法源样态中的地位。《民法典》把“人格权”独立成编，确立“隐私权”概念、明晰“隐私权保护优先”原则、实施“人格权禁令”制度，规定法律和习惯是规范性法源，允许“指导性案例”以事实性法源而存在，将国家政策从法源中予以删除。所有这些新理念、新举措以“典”的存在形式，增强了“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立法价值观，强化了法律对公民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力度，彰显了《民法典》“规范公权力，保护私权利”的现代法治核心理念。面对21世纪信息时代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民法典》顺应国内国际发展的大趋势，加强了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全面保护，在保障民事主体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对于网络信息平台的法治化管理。

一、个人隐私、隐私权概念诠释

（一）个人隐私是法律确认的“独立人格权”

《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这条法律规定采取不完全列举的方式，把“人格权”定位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外在表现，尽管它没有给“人格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是区分了自然人和法人“人格权”的本质区别，表明《民法典》除了保护自然人的“人格权”之外，还保护基于“自由与尊严”所产生的人格利益。《民法典》在“总则编”和“人格权编”，对自然人的隐私与个人信息，也在采取“二元制”保护的前提下进行了必要的区分：（1）隐私权是属于消极防御型的精神人格权，信息权是集人格属性、财产属性于一体的综合性和主动性权利。（2）隐私主要是私密性的信息和个人活动，信息则注重身份识别性。（3）隐私不限于信息形态，信息必须以具体化的形态固定下来。从自然人权利内容方面看，隐私权的内容主要是防止被不正当地公开，而信息权则是个人对信息的支配和自主决定。实际上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在某些方面是相互交叉的，譬如，一些个人隐私就是通过信息这种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在个案中存在的个人隐私与信息，可以区分为纯粹的个人隐私、隐私性信息和纯粹的个人信息。隐私权是自然人对自己的隐私进行隐瞒而不被他人所知的权利，自然人对自己的隐私在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享有支配权。《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规定了6类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的侵犯个人隐私权行为。

（三）《民法典》中的人格权禁令制度规定

英美国家不存在独立“保护人格权”禁令制度，它们所说的“禁令”通常是指“诉前禁令”。譬如，英国的诉前禁令肇始于“玛丽瓦禁令”，旨在阻止被告将财产转移出法院管辖区。此后“玛丽瓦禁令”的适用范围拓展至对名誉权等人格权的保护。大陆法系国家的人格权是一项“主观权利”，它以特定人格利益为客体。认为“人格权与其他私权是可以区分的，人格权因此是可以定义的。”我国人格权不仅有其独立客体，而且有其独立价值基础，以维护和实现人格尊严为目的。对于“法律人格”与“人格权益”具有明确的区分，人格权概念直接奠定了“人格权”立法的根基。人格权禁令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最早适用的案例是“钱钟书书信案”。尽管“钱钟书书信案”名义上是一起保护著作权保护案，实际上该案保护的是“书信所记载的隐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规定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是我国“人格权禁令制度”的先行者。《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规定，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违法行为，“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条对实体权利的法律规定，实质上确立了“人格权请求权的独特实现程序”。我国制定“人格权禁令制度”的宗旨，是力图通过人格权请求权的程序实现机制，及时依法制止侵害人格权的行为，避免侵害行为给人格权主体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民法典》中的“人格权禁令规制”，是一种有效保护“人格权”的新型法律程序，无论如何不能把它与民事诉讼法上的“行为保全程序”混为一谈，尤其不能通过设置不合理的要件，把它沦落为解决人格权纠纷的普通诉讼程序。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关注：一是“公共利益”作为人格权的“衍生利益”，它既与人格权密切相关，有时两者也会发生冲突。因而对公共利益在人格权禁令中的考量，应当从实际出发做出双向评价：即是说对于申请者而言，如果该禁令的发布有违公共利益的保护，则人民法院不应予以发布；如果申请者请求禁止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公共利益，则人民法院可以在无担保的情况下直接发布禁令。二是有学者认为《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之规定，只是“人格权请求权的一种特殊实现程序”，“人格权禁令程序性质上属于非诉讼程序”“不是对作为实体权利的人格权请求权的规定”。既然《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五条和第一千一百六十七条已经对人格权请求权做出了规定，那么，《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就没有必要“再重复规定”。

二、个人隐私权保护的法律规制

（一）民法典对公民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的法律规制

我国《民法典》对公民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采取二元制保护的模式，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的区分集中规制在《民法典》的“总则编”和“人格权编”之中。“隐私权”的主要内容是“防止被不正当地公开”，而“信息权”则是“个人对信息的支配和自主决定”。《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法人等其他组织的信息权保护，原则上通过商业法的商业秘密、知识产权、保密协议等保护方式进行。《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条对个人信息权进行了规制，明确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这也即是说个人信息只属于自然人，凡涉及个人隐私抑或私密的信息，严格按照“隐私权”进行保护；对于不涉及个人隐私抑或私密的信息，法律又没有“例外规定”的，一律按照个人信息与以保护。个人信息主体应当而且必须包括已经去世了的死者信息，这方面的保护规制集中在《民法典》的第九百九十四条之中。人格权具有它自身的特殊性，故《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对“人格权”采取不完全列举的方式，既把它定位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外部表现，规定保护“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还保护基于“自由与尊严”所“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认为“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品德、声望、才能”只有自然人才能享有，不能把“名誉权”赋予法人抑或非法人组织。尽管法人抑或非法人组织享有的“信用社会评价”也具有声誉，但是应当把它们归属于“商誉”范畴。“人格权”之所以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人格权有自身的请求权及请求权基础”。譬如，《民法典》“人格权编”与“侵权责任编”的功能和定位是不同的，第四编“人格权编”涉及到人格权的享有和保护，而第七编“侵权责任编”重在对人格权的事后救济。正是由于“侵权责任编”对侵害民事权利的一般救济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制，所以，《民法典》的“人格权编”仅规制了对于人格权遭受侵害的特殊救济方式。

（二）各级政府制定保护公民隐私权的法规规制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国家公权力和公民私权利是对立统一的，公权力来自于公民私权利的让渡，政府依法保障公民私权的本质就是设立公权力的根本目标，《民法典》从制度设计上体现了这种法治精神。所以《民法典》的出台，对党和国家依法执政、对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三十八条至第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即是说凡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信息和私人生活，都应当依法认定为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隐私权在我国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人格权益，凡构成对个人隐私权和独立人格权侵害的，无论是国家权力机关、政府机关、团体单位还是其他个人，侵权行为者都必须依法承当相应的侵权民事责任。《民法典》为提升司法的公信力提供了民法保障，为民事裁判和民事检察提供了重要的法律规制，为司法机关办理民刑交叉案件、厘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提供了法律依据。隐私权的义务主体负有对自然人隐私不可侵犯的义务，我国隐私权的义务主体是权利人之外的其他所有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九条就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于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自然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进入现代信息社会后大数据处理等新技术的广泛使用，确实给公民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带来挑战和冲击。譬如，2017年安徽等省（市）政府网在发布的公示信息中，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对被公示人员的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等个人重要信息进行技术处理，事实上存在着严重泄露被公示人个人信息的情况，引起了当事人的不满和上级国家机关的高度关注。为此国务院在《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中规定：“要依法保护好个人隐私，除惩戒公示、强制性信息披露外，对于其他涉及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公开时要去标识化处理，选择恰当的方式和范围。”强调各级政府要做好对拟公开信息内容的表述方式，依法制定保护公民隐私权的法规规制。当然，对于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也不是绝对的，譬如，隐私权人在法律和道德的范围内有权公开自己的隐私；自然人对个人信息、私有领域进行控制和利用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当国家安全等利益与个人的隐私权发生冲突时候，隐私权应当依法做出适当让步。

（三）司法信息公开中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原则

在我国不同层次的司法信息公开事务中，事实上存在着三大突出问题：一是司法机关对处理标准机械适用；二是司法机关对同一案件的信息处理存在彼此关系割裂；三是司法机关对特殊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保护严重不足。在我国司法信息公开的范围上，事实上存在着“范围上的整体性和可分割性维度” 的矛盾，呈现出“单个完整司法文书”抑或“数个相关司法文书”结合而成的“整体性维度”，以及在具体司法文书结构中由相对独立性的信息内容构成的“可分割性维度”。司法信息公开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保障普通民众知情权下的司法公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个案上都能看到公平正义，依法保护公民的知情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在当下的实际操作层面上，指引司法信息公开的规范依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法释〔2016〕19号）；另一个是2021年发布的《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通常说来个人的敏感信息，相对于核心私密信息具有更高的客观性，需要司法机关在在具体个案中深入思考，在选择保护措施时起码要考虑到三个利害关系：一是核心私密信息、敏感个人信息体现的权益价值层次和受损风险程度；二是案件争议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三是相关信息的整体性程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阶段，司法机关需要遵守《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则，通过一项项改革措施增强对核心私密信息、敏感个人信息的识别和保护，通过一个个公平正义的案例增强广大民众对司法公信力的关注度和认同感。

（四）数字化时代隐私权保护的规则重塑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给个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使得私人领域某些固有的边界被互联互通的信息技术所突破，原有的、传统的隐私权保护原则被互联互通的信息技术所打破。为了顺应人民群众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不仅要大力发展高科技、高质量的“数字经济”，而且要依法维护网络信息安全，严厉打击侵犯和危害个人隐私的侵权行为。隐私权以其保密性和私密性为根本属性，它在大数据、数字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驱动力的前提下，确实面临着内生性矛盾与多重张力。要“统筹数据开发利用、隐私保护和公共安全”，迫切需要稳妥地平衡科技发展与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的关系，重塑数字化时代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保护规则，更加尊重和保障以隐私权为标志的“人格权”。譬如，在《人民法院报》2022年4月12日公布的一起案例——“人工智能装置侵害邻居隐私权案”中，主审法院就结合科技发展和应用拓展隐私权的规范内涵，阐明住宅的私密属性及其对维护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重要意义，准确界定该案例中隐私权保护的范围，探索科技发展与隐私权之间的比例关系，体现了法官用权利规制和引导科技的理念。现代平衡理论在环境立法中已经获得承认并得以确立，但是它在隐私权保护领域却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近年来随着高科技数字化的突飞猛进，隐私利益平衡观逐渐深入人心，尤其是隐私权保护规则的重塑和适用，既有助于推进《民法典》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保护立法的衔接与协调，也有助于实现对数据违法的惩处以及与和解制度的兼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并不意味着必须绝对排除和禁止数据共享，而是要以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创新为出发点，推动数据共享与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冲突的解决。在当下和未来的“数字中国”建设实践中，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必然会出现更多、情况更复杂的交叉与重叠，也容易出现多头执法与重叠保护的现象，从而致使执法成本上升和执法效益受损。这就决定了“数字化时代的隐私权保护规则需要在互联互通的网络空间中，守护私人生活安宁、私人活动秘密、私密空间自由、私密部位及私人信息安全，具有人格利益与不可转让属性。”《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都为数字化时代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进阶提供了规范支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对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中隐私权数据保护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规范支撑。建议在“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家制定出台数据隐私保护准用性规则，以推动《民法典》隐私权保护与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协同推进。

三、个人隐私权保护的法治路径

（一）依法保护普通民众不可侵犯的隐私权

公民以不危害社会为前提的、不愿公开抑或不愿让他人知晓的私人秘密，如个人日记、个人私密照片、身体缺陷等，都属于受法律保护的个人隐私范畴，我国过去和现在都将其称之为“隐私权”。即是说隐私的主体仅限于自然人，因而隐私权不能由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普通民众的隐私权神圣不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医生要“尊重患者，保护患者的隐私”。患者生病后是出于对医院和医生的高度信任前往医院就医的。患者到医院进行检查、诊断和治疗，医生和医护人员有履行保护患者隐私的职业义务。譬如，医生在为患者进行检查、诊断和治疗时，或多或少会触及到患者的隐秘部位抑或隐私问题。在临床医疗中，无论有意或无意泄露患者隐私，都会对患者带来不应有的人身和精神伤害，都会破坏医患间的信任关系，降低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信任程度，从而导致医患关系的恶性循环，甚至因此而引起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即使数年之后，医生和医护人员也不得将患者个人医治隐情向外泄露，否则就属于侵犯患者隐私权的违背职业道德行为或违法行为。《民法典》规定隐私权适用的主体是自然人；客体是个人活动、个人信息和个人领域；保护的范围和内容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自然人的商业秘密不属于隐私权保护的范畴。自2021年1月1日《民法典》实施以来，我国社会治理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国家权力机关实现了从过去动辄就让人以“真面目示众”，到并注意给人脸打上马赛克，法院对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都采取不公开审理的方式进行。《民法典》明确规定隐私权“不得滥用”，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情况下，为了保护全体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法律需要个人隐私权做出适当的“收缩”或“让渡”。

（二）依法依规保护未成年人的独立人格

人一出生就需要由其父母确定姓名并向当地公安机关申报户口，刚出生孩子姓名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标记其身份。未成年人姓名权体现为姓名的决定权、变更权、使用权以及许可使用权。2022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未成年人姓名变更维权案”，供全国各级地方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参照执行。“未成年人在其未成年阶段，自己的意思表示与父母或其中一方意思相左时如何变更姓名？”这起典型案例表达了应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其判断标准。即是说在未成年人父母离异后，与其共同生活的一方往往会对未成年子女产生更大影响。人民法院和法官在判断“利益最大化”时候，既要考虑未成年人的主观意思，也要结合客观情况综合判断是否对未成年人更为有利。在未成年人监护权和监护责任问题上，有些家长担心孩子“人长性长”容易误入歧途，有的习惯于私拆孩子不愿给父母看的信件，有的喜欢偷看孩子规避家长的日记和书信等。进入青春期的未成年人，一般对个人隐私保密的愿望愈来愈高，对父母这种不顾及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做法愈来愈反感。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应当以朋友的身份与孩子融洽相处，与孩子进行平等地对话和感情交流，促使孩子对父母“不设防”，以恰当的方式让父母知晓自己的隐私。我国法律在对隐私权和独立人格权法律规制上，明确规定隐私权人具有“隐私隐瞒权、隐私利用权、隐私维护权和隐私支配权”。当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在学校、社会等不同场合受到威胁和侵犯时，未成年人本人及其监护人可以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作为独立诉求，请求政府机关抑或直接诉诸如法律，请求法律保护与司法救济。譬如，2022年6月2日《人民日报》就公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据该案例披露：13周岁钱某前往龙某经营的美容工作室玩耍，钱某在与龙某熟识后称要文身，龙某遂为钱某进行了大面积文身并收取了5000元费用。后来钱某母亲送钱某前往某省入学，学校在新生入学体检时发现钱某身上的文身图案。为避免对钱某的求学及就业造成不良影响，钱某父母要求龙某为孩子清除文身，双方因对赔偿事宜协商未果，钱某诉至当地法院。法院审理认为钱某年仅13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其年龄、智力状况、社会经验等尚不能判断文身行为对自己身体和人格利益带来的损害和影响，且事后其法定代理人未予追认，经营者应当依法返还价款。美容工作室在未准确核实钱某年龄身份的情况下，为钱某进行了大面积的图案文身，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存在一定的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法院判令美容工作室返还钱某文身费5000元，并支付钱某精神抚慰金3000元。

（三）依法依规保护死亡者的人格尊严权

《民法典》第十三条规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然人死亡了，同时就失去了肖像权、名誉权等人格权，“民事权利能力”与“人格权”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自然人尽管随着生命的终结失去了民事权利能力，但是其人格权并没有随着生命的终结而终止，社会仍然需要尊重和保护死亡者的人格尊严权。《民法典》规制的死亡者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主要包括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身体权等。《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四条规定，凡去世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侵权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凡去世者没有配偶和子女，其父母也已经死亡了的，则依法由其他近亲属请求侵权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条对“近亲属”范围的明确界定，有权依法请求侵权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近亲属”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侵权行为人对死亡者人格尊严承担责任的方式《民法典》没有做详细约定，但是《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了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继续履行，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11种。在死亡者人格尊严权被侵犯的诉讼时效规制上，死亡者近亲属无论何时知悉侵权事实，对于侵权行为人的责任追究不受诉讼时效具体条款的限制。我国长期以来在死亡赔偿金的计算上存在城乡两个标准，即通常所说的“同命不同价”。《民法典》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做了重大修改，完善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司法实务中的法律适用问题。从制度上取消了城乡两种赔偿方式的区分，如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统一裁判尺度，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以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改为统一釆用城镇居民标准。实行统一的赔偿标准，极大地节约司法成本资源、化解了矛盾纠纷，促进了公平正义的实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回应了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呼声，也从根本上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资料来源于人民网、《人民日报》《人民视点》杂志）

有些伤害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原谅，但一味困顿在没有结果的执念里，折磨的不过是自己罢了。

有时候，放下并不意味着牺牲，反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拥有。放下，是一种成长。

成年人真正的放下，一半是理解，一半是算了。后半生的我们，只有迎着苦难，乘风破浪，才能不被生活吞噬。

笑到最后的，永远是懂得放下的人。束缚住自己的，是心里的牢笼罢了。

人这一生，难免碰上讨厌的人和糟心的事。但很多时候真正能给我们带来麻烦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心。

把那些让你生气烦忧的事情通通抛去，心里才有空间储存快乐。

莫和别人计较，才能活得舒心。不和自己较劲，才能活得自在。

很喜欢加措活佛的一段话：“放下是一道难题，的确人世间有太多的东西与念想，不为我们所控制。放下谈何容易，所以我们需要修行。

放下虽难，却不是不能，最起码我们可以从最“恶”之处放下。如放下仇恨、放下忧愁、放下猜忌、放下嫉妒、放下痛苦。

这样我们才有空间，来承载“善”的东西，如快乐、宁静、幸福还有慈悲……”而那些如今始终让你无法释怀的，终有一天，时间会替我们摆平。

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

WTO规则与中国商标权的法律保护

宋才发

（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1）

一

  WTO规则中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对“商标”作了专门的规定。TRIPS协定第15条就商标保护的客体做了明确的规定和具体地阐述：“任何标记或标记的组合，只要能够将一企业的货物和服务区别于其他企业的货物或服务，即能够构成商标。此类标记，特别是单词，包括人名、字母、数字、图案的成分和颜色的组合以及任何此类标记的组合，均应符合注册商标的条件。如标记无固有的区别有关货物或服务的特征，则各成员可以由通过使用而获得的显著性作为注册的条件。各成员可要求，作为注册的条件，这些标记应为视觉上可感知的。”[1] (P250)但是,该条款不得理解为阻止一成员以其他理由拒绝商标的注册,只要这些理由不背离《巴黎公约》（1967）的规定。TRIPS协定第15条还规定：“各成员可以将使用作为注册条件。但是，一商标的实际使用不得作为接受申请的一项条件。不得仅以自申请日起3年期满后商标未按原意使用为由拒绝该申请。”同时，“商标所适用的货物或服务的性质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形成对商标注册的障碍。”[1]（P250—251）各成员应当在商标注册前或者注册后迅速公布每一商标，并且应当对注销注册的请求给予合理的机会。此外，各成员也可以提供机会以便对商标的注册提出异议。

TRIPS协定第16条对商标权利的授予做了明确规定。第1款规定：“注册商标的所有权人享有专有权，以阻止所有第三方未经该所有权人同意在贸易过程中对与已注册商标的货物或服务的相同或类似货物或服务使用相同或类似标记，如此类使用会导致混淆的可能性。在对相同货物或服务使用相同标记的情况下，应推定存在混淆的可能性。上述权利不得损害任何现有的优先权，也不得影响各成员以使用为基础提供权利的可能性。”[1]（P251）然而《巴黎公约》（1967）第6条之二在细节上作必要修改后应当适用于服务。而且在确定一商标是否驰名时，各成员应当考虑相关部门公众对该商标的了解程度，包括在该成员中促销该商标而获得的了解程度。《巴黎公约》（1967）第6条之二在细节上作必要修改后应当适用于与已注册商标的货物或服务不相类似的货物或服务，只要该商标在对那些货物或服务的使用方面可表明这些货物或服务与该注册商标所有权人之间存在联系，且此类使用有可能损害该注册商标所有权人的利益。TRIPS协定第17条规定了例外条款，即是说各成员可以对商标所授予的权利规定有限的例外，譬如合理使用描述性的词语，只要此类例外考虑到商标所有权人和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TRIPS协定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规则。通过这一协定的约束，各成员在知识产权标准和保护条例上即可实现协调一致。1970年4月26日《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开始生效。1999年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第34届成员国大会上，中国和阿尔及利亚提出了设立“世界知识产权日”的提案，受到WIPO各成员国的普遍欢迎。2000年金秋WIPO在第35届成员国大会上作出决定：将每年的4月26日定为世界知识产权日。在2003年4月26日中国第三届世界知识产权日期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和中国新闻出版署就“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推进产业健康快速发展”为题举行圆桌论坛。笔者有幸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题为《TRIPS协定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带来挑战》讲演[2]。中国自1980年加入《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后,又于1989年加入《商标国际注册马徳里协定》，1994年加入《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1995年加入《商标国际注册马徳里协定有关议定书》，2001年正式加入TRIPS协定。经过20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建立起了以商标法为基础的、内容比较全面的现代商标法律保护体系。1979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为适应新时期加强商标保护的迫切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2年制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商标法，1983年国务院颁发了其实施细则。1993年中国进入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国家立法机关对商标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并颁布了《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补充规定》（后来纳入了刑法之中）。修改后的商标法增加了对服务商标的保护，完善了注册程序。1994年至1996年，中国商标主管部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先后制定了《特殊标志管理条例》、《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商标评审规则》、《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和《商标代理管理办法》等，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商标法律保护制度。2001年为适应中国加入WTO后实施TRIPS协定和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商标专用权保护力度的需要，我国再一次对商标法进行了修改。这次修改的幅度较大，共涉及到47项内容，新增加了23条，使商标法由原来的43条增加到现在的64条，新增加了对立体商标、颜色组合商标、驰名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地理标志的保护，尤其是它首次确认了公民个人也可以依法享有商标权，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商标主体及确权程序，强化了对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力度。

二

商标权是指商标所有人对法律确认并给予保护的商标所享有的权利，它主要是指商标所有人对其注册商标所享有的专用权。这里所论及的“商标专用权”，是指依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规定，通过注册方式取得的。商标权的主体是注册商标权人，客体是注册商标，其内容除了商标必备的法定构成要素及显著特征外，还包括商标专有使用权、禁用权、续展权、转让权和许可使用权等。商标权是一种无形产权，是工业产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商标法》的核心，商标权人有权在核定使用的商品上独占地使用核准注册的商标，排除他人在该类商品上使用该商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6条规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依法取得的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3]（Ｐ246）仅就“排他性”而言，商标权与有形财产所有权的性质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3条、第4条规定：“经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为注册商标，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和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其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或者经销的商品，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应当向商标局申请商标注册。”“本法有关商品商标的规定，适用于服务商标。”[4]（Ｐ21）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其提供服务的服务项目，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应当向商标局申请服务商标注册。

商标权的法律规定及法律特征。我国《商标法》对商标权的取得，规定实行自愿注册与强制注册相结合的原则、申请在先与使用在先相结合的原则、一类商品一件商标一份申请的原则。经商标申请人申请、商标局审查、公告，以及核准注册后，注册申请人即取得了商标权。自此商标权人就依法取得了专有使用权、禁止权、转让权、许可使用权等权利。在这里，许可使用权是指商标权人有权通过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依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将其注册商标许可他人使用；被许可人取得的是使用权而非专用权，不是商标权的转移。我国商标使用许可，可采取独占使用许可和共有使用许可两种形式。商标权人依法取得注册商标专用权，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履行法定的义务：(1)负责使用商标的商品质量；(2)标明“注册商标”或者注册标记；(3)在核定商品上使用核准注册商标；(4)监督被许可人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5)按照规定适时缴纳费用。商标权属于知识产权范围，它具有如下一些法律特征：(1)专有性。即未经注册商标权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加以使用，否则便构成侵权。(2)时间性。它是一种在有效期内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我国《商标法》第37条规定，注册商标的有效期为10年。如果到期不续展的则商标权丧失；需要继续使用的，应当在期满前6个月内申请续展注册，续展申请次数不限，每次续展注册的有效期为10年。(3)地域性。商标权只在注册国地域内受法律保护，超出此地域范围则不再享有商标权。要在他国取得商标权，必须按他国商标法另行申请商标注册(符合国际注册条件的，可以简捷地一次性在多个国家同时申请注册，取得商标权保护)。(4)商标权只包括财产权，不包括人身权。为了正确实施对注册商标权的财产保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对注册商标权进行财产保全的解释》，规定：（1）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时，需要对注册商标权进行保全的，应当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发出通知书，载明要求商标局协助保全注册商标的名称、注册人、注册证号码、保全期限以及协助执行保全的内容，包括禁止转让、注销注册商标、变更注册事项和办理商标权质押登记等事项。（2）对注册商标权保全的期限一次不得超过6个月，自商标局收到协助执行通知书之日起计算。（3）人民法院对已经进行保全的注册商标权，不得重复进行保全[5]。

商标法实施20周年取得丰硕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于1983年3月1日正式实施，迄今已有20周年。20年的实践经验标明，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商标，对发展中国家是大有益处的，其功效首先就在于它迅速地提高了全民商标保护意识。譬如，1982中国国内有效注册商标仅有2.7万件，年申请量只有1.7万件。20年后的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企业的商标保护意识提高，消费者认牌购物已成风尚，商标问题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截止2002年6月底，2002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就受理商标注册申请18.1038万件,其中商标国际注册领土延伸申请1.4265件,目前我国有效注册商标总量已达到152.4903万件[6]。1983年上海市企业商标注册申请数仅为1107件, 累计有效注册商标为5345件。到2002年底，上海市企业商标注册申请数达到1.5542万件,是1983年的14倍；累计有效注册商标为6.3642万件,与1983年相比增长了近11倍。特别是近3年来，上海市企业商标注册申请量年平均保持30%的增幅[7]。自2001年12月1日修改后的商标法允许自然人注册商标以来, 天津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有309人次的市民以个人名义申请注册了个人商标[8]。商业竞争的国际化促进了商标和品牌的国际化,成为企业国际竞争的门票。WIPO国际局根据《商标国际注册马徳里协定》的规定，国际注册一经批准即由国际局公布，并且通知申请人要求参与该协定的百多个成员给予保护。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国际注册就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产生法律效力。正因为如此，中国东风汽车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通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交了50件“东风”系列商标申请国际注册，并且指定了73个国家和地区，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随后将这些商标申请向WIPO国际局提出申请，东风公司也因之成为湖北省申请国际注册商标数量最多的企业[9]。

商标侵权情况仍然十分严峻。伴随着商标保护制度的产生，侵犯商标专用权的现象也呈递增之势 。我国近年出现的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主要表现为未经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种商品上使用与他人的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或者非法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故意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商品等行为。譬如,2002年上半年,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查处各类商标违法案件1.3314万件,收缴和消除商标违法标识6568万件,销毁侵权物品4727.95万吨,责令侵权人赔偿被侵权人经济损失97.67万元,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案件29件达40人[10]。为此我国司法机关加大了对商标侵权惩处的力度。譬如，“新沪”、“新泸”两个商标原为浙江省台州市一家泵业公司获准取得，新沪公司经过协商，取得了自2001年7月至2006年9月间许可独占使用这两个商标的权利。新沪公司便在自己生产的水泵上分别打上“新沪”、“新泸”两个商标，将产品销往全国各地。2001年11月底，上海新泸电机有限公司成立，不久就向商标管理机关申请“新泸龙”商标。在申请未获准的情况下，该公司从2002年2月份开始正式生产销售标有“新泸龙”商标的水泵，还在产品及外包装上印上了“新泸电机”的字样。商标只多一字，包装抄袭。于是生产“新泸龙”水泵的上海新泸电机有限公司，被生产“新泸”水泵的上海新沪电机厂有限公司推上了法庭。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新泸电机有限公司应当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新沪电机厂有限公司人民币10万元[11]。成都皇城老妈酒店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在其经营过程中注册了“皇城老妈”、“老妈红”等多个商标，并在酒店宣传品上使用了这些商标和“川人川味、蜀地蜀风”等广告用语。北京皇蓉老妈火锅店在2001年成立后，在其店外广告灯箱上突出使用与“皇城老妈”注册商标字体相同的“皇蓉老妈”字号，并在店内宣传品上也使用了“川人川味、蜀地蜀风”的广告用语。于是“皇城老妈”于2002年6月份别以侵犯商标权和著作权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索赔100万元。11月1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对成都皇城老妈酒店有限公司诉北京皇蓉老妈火锅店侵犯商标专用权和著作权纠纷两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皇蓉老妈”侵权成立，判决“皇蓉老妈”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7万元。此案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10月12日颁布的《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后，北京人民法院作出的首例判决[12]。

商标侵权行为的具体表现及特点。商标侵权行为通常出于商业目的，未经商标专用权人的许可而擅自使用他人已经注册的商标，或者把他人注册商标的主要部分用作自己的商标并使用在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上，从而产生商标混淆以达到欺骗消费者的目的。剖析我国大量的商标侵权行为，可归纳为如下九种具体表现形式：(1)未经他人许可，在同一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的行为；(2)在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的行为；(3) 在同一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的行为；(4)在类似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的行为；(5)将相同或近似商标作为商品名称或商品装潢使用，并足以造成对消费者的导；(6)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7)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行为；(8)销售伪造或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行为；(9)故意为侵权行为提供便利的行为。从全国查处的假冒商标的商品看，最为常见的是烟、酒、药品等利润高、社会需求量大，容易制作且出手快、销路好的商品。目前假冒商品正在向高科技产品发展，如假冒大屏幕彩电、摩托车、汽车、电脑软件、计算机防病毒卡、激光全息标志等。概括地说，目前商标侵权违法行为有如下几个突出特点：(1)假冒商标的商品品种多、数量大；(2)个案违法数额大，如1993年全国十大假冒案之首的云南假“红塔山”香烟案，非法经营额达9600万元人民币，已收货款794万元人民币；贵州假“茅台”酒案，罪犯非法获利达209万元人民币[13]（Ｐ56）；(3)出口名牌产品、进口名牌产品均不同程度地遭到假冒；(4)假冒商标活动范围广泛，沿海地区相对严重一些；(5)团伙作案多，假冒商标的成员复杂，反抗心理强；(6)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假冒商品数量大，且越来越难以辨别；(7)假冒商标违法犯罪行为的危害有的超越了国界，影响国家的形象。

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52条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1)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2)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3)伪造 、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4)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5)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4]（Ｐ25）这即是说，商标侵权行为可归为使用侵权行为、销售侵权行为、商标标识侵权行为和辅助侵权行为四大类，现就具体侵权行为认定问题展开讨论。

使用侵权行为认定。使用侵权是侵犯商标注册专用权的最主要形式，它表现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许可，即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这种假冒现象在我国十分普遍。譬如，假“将军”香烟、假“茅台”酒等。使用侵权的构成，从主观方面看，并不要求使用者主观上存在过错，即法律并没有要求使用者“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商标权人的权利状况，也不问其行为的实施是故意的还是过失的。从客观方面看，使用侵权的判断必须考虑商品因素与标志因素。考虑“商品因素”，主要是确定被指控的商品与商标权人获得商标权的商品是否相同或者相类似，如两种商品属于商品分类表中的同一类商品，或者属于类似商品，如外部特征、内在功能相近等，都构成使用侵权；考虑“标志因素”主要是确定商标的构成要素是否相同或相似，如音同、形同、义同或者音似、形似、义似等。因此，无论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凡未经他人许可，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的商标、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似的商标、在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的商标、在类似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的行为，均应认定为商标使用侵权行为。至于在现实生活中，商标侵权人把商标权人的商标仍作商标使用，或者把商标权人的商标用作商品的名称，或者将商标权人的商标用于商品装潢，这只是侵权的不同形式或者不同手段而已，在认定侵权的判断过程中，对于出于各种使用目的和采用不同手段的侵权，可适用相同的判断标准。商标只有获得注册才受到法律保护，这已成为国际惯例，企业应谨防商标被外国企业抢先注册。企业使用商标要避免“三乱”现象，即乱印制、乱许可、乱变换，正确运用商标战略，使自己的注册商标真正成为企业腾飞的翅膀。商标使用许可运用得当，可以帮助企业迅速扩大市场占有率，一旦运用不当，也往往害人害己。所以企业不能滥施商标使用许可权。许可人一旦与被许可人签订商标使用合同，就应履行监督被许可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的责任，对消费者负责，也对本企业负责；被许可人要自觉保证商品质量，尊重消费者的权益和许可人的商标信誉。

销售侵权行为认定。销售侵权是指因经销载有侵权标志或者设计的商品而引发的侵权行为。有人认为经销冒牌产品不属于侵犯商标权，这是不对的。因为生产与经销侵权产品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用商标，利用他人的商标信誉牟取私利。根据《商标法》及《商标实施细则》的规定，销售者因经销某种商品而构成商标侵权的前提，必须是该销售者明知或者应知其所经销的商品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如果销售者不知道或没有合理的理由、条件知道其所经销的商品侵犯了他人的注册商标，不能仅凭其销售该商品的行为认定其构成商标销售侵权。在这里销售者“明知”的情形有三种：(1)被指控侵权的商标或者设计是由该销售者自己加载于商品之上的；(2)被指控的商品销售者与其所销售的商品生产者或者制造者之间有着经常性的业务联系或者其他法律联系；(3)有关商品的销售者虽与该商品的生产者或者制造者之间没有法律联系，但由于其他因素的存在，该销售者已明确知道其所经销的商品本身侵犯了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从另一个方面考察 ，销售侵权又是一种以“使用侵权”为前提条件的商标侵权。所以，凡在销售的商品上故意使用他人已注册的商标的行为，应认定为销售侵犯商标权行为。此种侵犯商标权行为由于出于故意，因而性质较为严重。目前市场上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猖獗，这种假冒活动之所以生存、蔓延，与销售假冒商标的商品活动密切相关，必须依法严厉打击与惩处。

商标标识侵权行为认定。商标标识是附有商标原样的物质实体，如印制有商标的包装纸、塑料袋等。制造和销售商标标识，必须由国家指定的印制商标单位，依有关规定印制，否则就会导致侵权行为发生。早在1983年2月23日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商标印制管理规定》的第6条就规定，商标标识只准使用人委托定点印刷厂印制，任何人不得滥印或者进行买卖。从某种意义上说，商标权并非是以商标标识为权利标的，商标权的目的不在于保护商标标识这种智力成果，而在于保护它所标示的商品。由此推理，仅针对商标标识本身所实施的行为就不应视为商标侵权行为。然而实践表明，任何针对注册商标标识所实施的非法行为，其真实的目的在于行为人自己或者供他人在商业领域的某个环节对这种标识加以“使用”。为了将这种在将来必然发生的侵权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必须依法认定这种针对商标标识的侵权行为。依据《商标法》第59条规定，凡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伪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行为、未经许可而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行为、销售前两种商标标识的行为，均应认定为商标标识侵权行为。在这里，所谓“伪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是指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许可，在未曾取得原商标设计图样，更未得到原商标印制模版或者其他印制版的情况下，私自仿制模版并印刷商标标识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侵犯了商标权人的商标权，而且侵犯了著作权人或者外观设计专利人权利。所谓“擅自制造商标标识”，是指在已取得原商标设计图样甚至印制模版的情况下，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许可，私自印制其商标标识的行为；任何超出委托或者约定印数的定额而多印商标标识，都属于“擅自制造”商标标识的范畴。依据《商标法》的有关规定，伪造商标标识和擅自制造商标标识的行为，从法律后果上看，都有可能使其他人在相同或者相似的商品上非法使用受保护的商标成为现实，因而都应认定为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同时，任何销售伪造或擅自制造的商标标识的行为，也应认定为属于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辅助侵权行为认定。辅助侵权是指故意为他人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提供资助或者帮助而构成的商标侵权行为。如果仅从行为人本身的行为举止上看，此行为似乎不构成商标侵权行为，但由于该行为的最终目的在于促成或者直接导致商标侵权者侵犯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因而必须依法认定和惩处这种辅助商标侵权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则》第41条第3款规定：“故意为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仓储、运输、邮寄、隐匿等便利条件的”[3]（Ｐ435）,应视为商标侵权。因为此行为是主观故意行为，即故意为侵害商标权的行为者提供便利，帮助侵权者实现非法营利目的，是侵权目的实现过程中的必要环节。除上述辅助侵权行为外，凡为侵犯他人注册商标提供资金、设备、场所、技术等行为，也应认定为辅助商标侵权行为。确认辅助侵权成立必须以辅助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前提，即该行为人必须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其资助、帮助的最终目的在于侵犯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但仍然实施了这种不应资助或帮助的行为。至于该资助或者帮助行为对被资助或者被帮助的侵权行为起了多大的实际作用，则在作出判定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考量因素。

未注册商标的法律保护问题。未注册商标是指未经申报商标局核准注册登记而投放市场使用的商标。我国商标注册实行自愿原则，除国家规定必须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外，其他商品是否使用注册商标由当事人自行决定。生产者、经营者可以使用未注册的商标。但是《商标法》只保护注册商标，未注册商标不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必须指出，未注册商标虽不受《商标法》保护，但它受《民法通则》等其他法律保护。既然法律允许未注册商标的存在，即是说未注册商标的使用是合法的，这种商标就成其为所有人所享有的一种民事利益(即权利以外的利益)，这种利益应当受到民法的保护。无论是注册商标还是未注册商标，只要在市场上发生混淆，就会产生对竞争秩序的危害和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因此，竞争法对所有的商标混淆行为都应该加以规范。在现行法律规定的条件下，经营者如果使用了未注册的商标，该商标可视为商品的名称，他人如仿冒该未注册商标，只要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就应认定该行为为侵权行为，必须予以制止。日本、韩国的不正当竞争防止法都规定，只要商标是“众所周知的”，无论注册与否，都受该法保护。我国台湾的公平交易法也规定，只要是相关大众所共知的商标，都受该法保护。对这些在实践属于可行的成功做法，我们应当予以借鉴。

四

侵害注册商标所有人权益的必须依法赔偿。商标权人的商标权益受到损害后，可以作为索赔主体向侵权行为人索赔。受害人的索赔对象就是侵犯其商标权的单位和个人。如果是两个以上行为人共同实施的侵权行为，则索赔对象为共同侵权行为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侵害商标权的责任形式主要有三种：(1)停止侵害行为。其措施主要包括责令停止销售；收缴并销毁侵权商标标识；消除现存商品上的侵权商标；收缴直接专门用于商标侵权的模具、印板和其他作案工具。侵权商标与商品难以分离的，责令并监督销毁侵权物品。(2)消除影响，为被侵害的商标权人恢复名誉。(3)赔偿经济损失。对于赔偿损失数额的确定，《商标法》第56条规定，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而获得的利益，或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前款所称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14] (P25)依据《商标法》第53条规定，商标权人在其商标专用权被侵害后，其纠纷可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专门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并可以处以罚款。商标侵权赔偿索赔途径主要是申请行政处理与诉讼两种。商标侵权纠纷的诉讼应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涉外商标侵权纠纷案则由中级人民法院审处。商标侵权赔偿的索赔时效期为2年，从受害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商标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

侵犯商标权的抗辩事由。依据《商标法》的有关规定：(1)行为人使用未注册商标遭到起诉时，具有抗辩的理由。(2)行为人使用的是权利人到期没有续展的商标。我国《商标法》规定商标保护期为10年，在注册商标保护期满前6个月商标注册人应该续展，如果不续展且在宽展期（6个月）仍不续展的，则商标权终止，行为人对此享有抗辩权。(3)行为人使用原注册商标(该商标已被撤销注册)不构成侵权，享有抗辩权。(4)行为人因不明真相，过失为他人侵犯商标权行为提供仓储、运输、邮寄、隐匿等服务的，不构成侵权行为。(5)行为人不知道或无需知道经销商品是假冒商品的，不承担侵权责任。(6)行为人印制商标手续合法，可以对原告的起诉行使抗辩权。(7)行为人使用的商标不在商标权保护的地域则不构成侵权。(8)具有优先权的人使用他人已注册商标不构成侵权。

认定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几个法律问题。(1)假冒注册商标罪与非罪的界限。侵权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关键要看其行为是否具备了假冒商标罪的构成要件，具备的就应该认定其犯罪，否则该侵权行为只能依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2)假冒商标罪与相似犯罪的界限。这里主要是要区别假冒商标罪与投机倒把罪、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要从犯罪客体和危害行为、犯罪前提诸方面综合考虑。对于实施上述行为并触犯刑律的，都要定罪量刑。(3)在认定假冒注册商标罪犯罪形态时，必须考虑假冒注册商标罪是情节犯，只有当行为人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情节为严重者的，才构成本罪的既遂，本罪没有预备犯和未遂犯。凡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必须依法惩处。譬如，马东风得知销售伪造注册商标标识可牟取暴利，便从他处购得伪造的湖北省盐业总公司“云鹤”牌精制碘盐注册商标及防伪标识，并于1998年4月—10月先后三次向湖北麻城市人丁俊波(另案处理)销售伪造的“云鹤”牌食盐包装袋19.84万个和防伪标志21.12万个，导致麻城市夫子河等乡镇私盐泛滥。马东风非法获利8360元。麻城市盐务管理局发现后及时报案，马东风在河南省潢川县农业局招待所准备一次销售防伪标志11.88万个给丁俊波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麻城市法院受理此案并依法对马东风作出有罪判决。马不服上诉至黄冈中院。黄冈中院作出终审裁定，维持一审法院对被告人马东风作出的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1.5万元的判决[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商标犯罪的惩处量刑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1)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销售金额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3)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4](Ｐ457)。由于“商标”、“著作权”同属知识产权，所以借鉴和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决定〉若干问题的解释》，这里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2万元以上，单位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属于“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严重情节”：（1）因侵犯著作权曾经两次以上被追究行政责任或者民事责任，又侵犯著作权的；（2）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10万元以上，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3）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凡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单位违法所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属于“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1）因侵犯著作权曾被追究刑事责任，又犯侵犯著作权罪的；（2）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100万元以上，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3）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后果或者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按1993年7月1日起实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企业事业单位犯上述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前述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和平统一后，台湾可以实行不同于祖国大陆的社会制度，依法实行高度自治，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共存、共同发展。

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
两岸同胞共同探索实施“两制”台湾方案，共同发展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确保台湾长治久安。

所有拥护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台湾同胞将在台湾真正当家作主。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联合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进一步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和现状，展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追求祖国统一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阐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新时代推进实现祖国统一的立场和政策。

资料图白皮书指出，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历史经纬清晰、法理事实清楚。联大第2758号决议是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文件，国际实践充分证实其法律效力，不容曲解。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是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应有之义。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和法理事实不容置疑，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地位不容改变。白皮书说，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团结带领两岸同胞，推动台海形势从紧张对峙走向缓和改善、进而走上和平发展道路，两岸关系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推动下，70多年来特别是两岸隔绝状态打破以来，两岸关系获得长足发展。两岸交流合作日益广泛，互动往来日益密切，给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充分说明两岸和则两利、合则双赢。白皮书指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和势所决定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目标。国家发展进步特别是40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影响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进程。

蔡英文 资料图白皮书强调，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危害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和平统一前景、挤压和平统一空间，是争取和平统一进程中必须清除的障碍。外部势力纵容鼓动“台独”分裂势力滋事挑衅，加剧两岸对抗和台海形势紧张，破坏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既违逆求和平、促发展、谋共赢的时代潮流，也违背国际社会期待和世界人民意愿。“挟洋谋独”没有出路，“以台制华”注定失败。祖国统一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白皮书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必须面对大陆和台湾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这一基本问题。“一国两制”正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出的最具包容性的方案。这是一个和平的方案、民主的方案、善意的方案、共赢的方案。两岸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

资料图白皮书强调，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我们愿继续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已情况下做出的最后选择。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我们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光荣伟业。白皮书指出，按照“一国两制”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将给中国发展进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新的基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福，也是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