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洛西7月29日展开可能包括台湾的亚洲行程后，解放军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渤海和黄海展开至少五个海上军演和军事任务，横跨解放军南部、东部和北部战区。一周以来急速升温的台海局势，重燃了外界对解放军可能在2027年建军百年对台湾动武的讨论。

配合建军95周年，习近平上周在中共政治局一场关于人才强军的集体学习中也指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国家安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中国军队要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进取意识，全面加强军队人才工作。

中国空军发言人申进科31日在空军航空开放活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空军多型战机绕飞台湾，“锤炼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解放军陆军第八十集团军29日则在官方微博上发表“备战”二字的贴文。

佩洛西可能访台的消息，令台海陷入高度紧张局势。

解放军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渤海和黄海展开至少五个海上军演和军事任务，横跨解放军南部、东部和北部战区。

其中，30日在平潭至岐屿附近水域的实弹射击训练尤其受关注，实弹演习地点距离台湾本岛的新竹只有68海里（约128公里），是台湾海峡最狭窄位置，对佩洛西访台的警告意味甚浓。

…..我们在实践中形成了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就加强和改进统战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必须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必须解决好人心和力量问题，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必须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必须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必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必须发挥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争取人心的作用，必须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必须把握做好统战工作的规律，必须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党的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史的智慧结晶，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根本指针，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指出，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关键是要坚持求同存异，发扬“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要确保党对统战工作全面领导。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

宋才发表：《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法治基础》论文

 华夏五千年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积淀了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创造了经久不衰、生生不息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沃土。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基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构成的基本国情，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演变特点而展开的理论描述，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提出的一个全新命题。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目标，只能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法治中国的基点上，在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框架里进行科学定位。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法治基础，是维护56个民族根本利益的需要，是引导各族人民自觉维护“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习近平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一个最关键、最核心、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增进56个民族人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衡量民族文化品质与社会进步性的主要标尺。

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相关概念诠释

（一）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思想根基

大一统概念始见于《公羊卷·隐公元年》。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灭六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北逐匈奴、南定百越，框定“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六合之内，皇帝之土”的大一统地域基础。秦始皇用秦律保障废分封、置郡县、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改革措施的实施。汉承秦制，大一统思想趋于成熟。中国史前文明具有多元、多样的特征。“华夷之辨”亦称“夷夏之辨”，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之一。“‘华夷之辨’是儒家学说中的一个政治文化观念，最早由孔子提出并经由《春秋公羊传》以及历代儒士群体的阐释、发挥而广为人知。”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演变发展，内涵尽管与古代“夷夏大防”的伦理价值观有本质区别，但却与明清以来的“华夷一家”思想具有相通之处。自秦汉建立大一统帝国以降，大一统思想为“华夷之辩”转变为“华夷一家”，提供了文化转换的条件和机制。孔子、孟子和荀子等思想家，不仅提出“用夏变夷”（《孟子·滕文公上》），而且倡导“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从而华夏和“蛮夷狄戎”之民，突破了华夷的隔阂，孕育了“夏夷一体”的理想观和兼容并蓄的民族观。唐代出现的“华夷一家”，形成了强大而持久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改变了“夷夏大防”的陈腐观念，实现了历史上大一统的多民族融合归一的格局，还原了各民族守土有责和文化守护的责任意识。换一个视角看，“华夷之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土与四方地域变迁的过程，华夏族与夷狄血统杂融的过程，中华文化与其他部族、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正是在这个剧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清晰起来的。“‘大一统’思想具有多维意涵，其深层内核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维系着中华民族历朝历代的延续，并形成了一个具有科学内涵的理论体系。”可以说大一统思想不仅对中国古代政治格局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事实上维系并形成了超稳定的中国社会结构。经过历朝历代大一统政治实力以及各民族的不断交往融合，形成了“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和合”文化基因。追溯大一统博大精深思想的形成过程，不仅有益于当下人们理解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深刻内涵，而且有益于夯实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思想根基，强化中华文化认同并促成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总之，“中华民族在由‘大一统’传统理念逐渐嬗变、转向近代‘世界观’的同时，也播下了‘民族自觉’和‘民族觉醒’的种子。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经历清末的初期萌芽、辛亥革命的成熟共识、抗日战争的民众觉醒之后，最终由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激起全民的内聚性和向心力，促进并完成了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形构，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铺平了道路。”

（二）现代中国认同是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

中华民族的形成得益于中国境内各民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多元一体格局下56个民族文化互动与融合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是论证和证明现代中国认同就是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同的两块基石。人们在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的时候，一般多先入为主地对晚清政府持否定态度，认为中国科技落伍、国家实力衰弱，同晚清政府腐败一样不可原谅。但是不可否认，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史上看，清王朝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中国之正统”，在统治内陆亚洲后事实上重新界定了中国。尤其是清廷为了赢得汉族精英的支持，主动接受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实。清政府不只是给现代中国留下了“海棠叶版图”，而且为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打下了基础。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肇始于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在此之前中国是地道的封建王朝国家，而绝非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即是说，自鸦片战争之后至辛亥革命之前，是中华民族从自在民族发展成为自觉民族的初始阶段。尽管由于辛亥革命宣告失败，近代的民族国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但是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是功不可没的。譬如，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宣言书》中，强调“民族之统一”和“领土之完整”。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提出“中华民国人民”不分“种族”“一律平等”。辛亥革命宣告失败后，中国人民继续为建立一个近代民族国家而探索奋斗，这其中自然“包括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序言”就明确指出：“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领导成立中华民国并任临时大总统，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国家层面初步形成。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国共产党提出“民族区域自治”“共同抗战”“共同建立新中国”等理念，塑造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也即是说，自辛亥革命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华民族自觉发展的极为重要的阶段。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发扬光大，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56个民族的生命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共同富裕共同体，成为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动力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源自于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的精神纽带。“其一体性是在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与自由且平等的公民身份的实现中逐步实现的，从而构成一个整合起来的政治法律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可以界定国家的民族并彰显其地位，因而“宪法，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内部的共同政治契约，反映了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基本政治立场和政治判断”。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把“中华民族”载入国家根本大法《宪法》。这就从《宪法》高度确立了“中华民族”政治组织形式，奠定了国家认同与国家统一的《宪法》地位。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载体的《宪法》，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和共同体意识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以《宪法》为统帅的良善法律、完整统一的法律体系，“促进和保障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之产生和维持，从而形成一个中国的民族法律文明秩序”。新时代的历史站位透视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三）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

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又指出，必须根据中国国情实际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出发，反复强调“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提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一系列新理念。他认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身份，是包括中国56个民族的一个复合型民族实体”，这个共同体的56个成员，只有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才有前途和希望。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鲜明地体现了民族演进的自然凝聚规律性和政治形塑过程，揭示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产生的秘密。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民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只有把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以及不同层面，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史料挖掘整理出来，并进行符合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科学阐释，才能帮助人们深化对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认识，进一步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实践进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问题是交融，民族交融的侧重点是和而不同的融合发展过程，交融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同化”，“融”在这里是指各民族相互吸收彼此的文明成果，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形成共同价值观和共有精神家园，最终目的是要通过和而不同的过程融合成为一体。

二、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法治内涵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共有精神家园的法治内核

精神家园是一个与物质家园相对应的概念。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56个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智慧结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指出： “我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构筑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础上的共有精神家园，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精神依托，共同价值目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对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古代中国传统文化与近现代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时代的差异性。尽管包括法治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它毕竟是一个精华与糟粕兼而有之的统一体，即使民族精神的精华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需要在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好扬弃工作，需要得到当代56个民族的认同才行。认同的本质是主体性的根本体现，文化认同是一种肯定的文化价值判断，用当下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实现文化领导的基本路径。从正在进行的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情况看，“我们需要建构的是现代的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但是封建性的精华部分洗去尘埃，仍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法宝，民族的文化脱去狭隘的外衣就是最绚丽的民族瑰宝”。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的过程中，培育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惠民利民等思想观念，注意形成讲诚信、崇正义、守法纪、论廉耻的法治理念。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迫切需要整合各方资源、调动各方力量，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新格局；迫切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着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要基本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实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以中华法系法治文化为内核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法治基础。《宪法》第4条规定：“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第119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保护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进入21世纪以来，举国上下开展对“民族精神”“共同体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家园”“多民族国家精神共同体”的研究和探讨，确实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

（二）中华文化认同是共有精神家园的根脉和灵魂

文化认同的本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人类文明是有特殊标记的，以儒家文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渔猎文明的显著特征。充分汲取56个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粹，是打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支柱的重要途径。文化是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本质显现的，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作为文化反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揭示了民族共同体成员“共享一种关于利益和身份的持续的感知，这种感知的基础是共享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价值观上的特点的集合：信仰、语言、生活方式、一个共同的家园。” 文化认同在本质上就是民族认同，具有与生俱来的原生性，它是共有精神家园的根脉和灵魂。《宪法》“序言”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华民族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这个和睦的大家庭就是56个民族人民所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既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巨大财富，更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从共有精神家园的定义上看，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是指“人们的精神支柱、情感寄托和心灵归宿，是人们精神生活、精神支柱、精神动力和精神信仰的总和。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这个民族安身立命的所在、生存发展的支撑、身份归属的标志，是维系这个民族共同生命的最根本力量。”从共有精神家园的本质涵义上看，“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精神之母，民族创造力的精神之源，民族凝聚力的精神纽带、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人们一旦失去抑或脱离了这个共有精神家园，立马就会感到精神空虚甚至会发生心灵的扭曲变形。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需要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由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根基、时代精神和价值目标所构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结构体系，由中华文化根基、时代精神和共同价值目标共同构成。在这个体系构成中，中华文化根基深厚、源远流长，由它折射和体现出来的中华文化认同，是共有精神家园的根脉和灵魂，为民族大团结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和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由其时代精神展示和凸显出来的改革创新，是中华民族永葆生机活力的源泉，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创新发展，不断地注入鲜活的动力。中华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共同的核心价值体系；二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目标追求；三是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社会追求。中华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最根本的认同，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精心打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才能不断夯实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习近平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要深刻认识“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极端重要性，把“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归结为新中国70年民族工作的九条经验之一。

（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共有精神家园的目标追求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包括文化复兴在内的全面复兴。《宪法》“序言”规定：国家“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落实《宪法》规定、增强文化复兴的民族自觉性，人们才能真正懂得真善美、自觉抵制假丑恶，共同建设好、巩固好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判断，这个重大判断是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根主线展开，从“三个层面意义”“五个方面建设”进行科学定位的。“三个层面的意义体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上；五个方面的定位聚焦于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作为，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共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国家世界影响力凸显的实现。”树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标追求的共同理想，反映和揭示了56个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心主题，也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核心任务，更是提升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途径。《宪法》第24条指出：“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形成和巩固中华民族认同的基本准则，是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目标追求。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指导作用，更要挖掘共有精神家园内在的丰富内涵，不断探寻适应性时代发展需要的建设路径。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要以《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提升人们对伟大祖国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进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既包括物质文明的均衡、充分和高质量发展，也包括精神文明的不断凝聚、凝练和升华。需要依据《宪法》规定创新以文化为基础的话语体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大厦，建设具有标志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始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字作为重要内核，即是说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同物质文明建设联系在一起的，一旦脱离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人民群众的一切根本利益、伟大复兴的梦想都将陷入空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始终是同精神文明联系在一起的，着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在深入扎实地进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所以，无论是加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步伐，还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进程，须臾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保障性作用。还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说的那句话，“发展是硬道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软实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主要功能，在于凝聚和指引56个民族同向而行，是56个民族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根本所在。我国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成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解决世界各国面临的民族问题，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思路和中国经验。因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新时代的一种战斗动员令，不仅有利于实现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价值目标，有利于激励56个民族人民振兴中华的信心和决心，而且有利于推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三、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法治举措

（一）必须坚决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是保障少数民族权益政策的源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确立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民族政策框架。1952年国家颁布《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随后自1955—196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相继成立。1984年第六届全国人大会议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基本法的形式把民族区域自治固定下来”，从法律制度上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截至2011年底，我国共有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即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17个自治县、3个自治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入了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阶段。权利是现代法律最重要、最关键的核心要素，无论是《宪法》还是《民族区域自治法》，都明确载有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法律规定。针对有人提出今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要搞了，民族自治区可以同其他省市实行一样的体制”的观点，习近平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权利是国家用来保护和规范公民个人和集体行为的法治手段，更是国家赋予公民可以作为抑或不可作为的一种自由和资格。“在那些恐怖主义盛行的地方，就无所谓公民权利保障，也无所谓民族群体的权利。”《宪法》总结了过去在禁止民族歧视和民族仇恨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民族平等团结作出了更加完备的法律规定，筑牢了民族团结的《宪法》地位，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有效实施，为民族团结公权力的行使提供了《宪法》依据。《宪法》中有关维护民族团结的规定，既是刑事立法的依据和指引，也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法治保障。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我国局部的民族问题加紧实施“西化”“分化”图谋，有的干脆公开支持民族分裂分子进行破坏活动。譬如，东突势力的核心任务是要分列中国的新疆，企图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国”。1987年以来，流亡国外的达赖集团派遣叛乱分子回藏，煽动和策划拉萨等地发生多起骚乱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49条规定：“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条《刑法》规定源于《宪法》（1954年）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 《宪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维护民族团结进步，禁止民族仇恨、歧视和压迫行为，提倡民族平等和谐关系，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任何一个国家机关和公民的应尽职责和义务。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根本目的，在于确立56个民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我认同，自觉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归宿感。尤其要注重和突出少数民族群众在精神家园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促使身处祖国边陲的中华民族成员，在遭遇任何政治危机和文化冲击的时候，能够清醒地认知自己的个体身份和民族身份，稳固确立不可动摇的中华民族文化边界。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宪法》权威、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按照《刑法》规定运用好法律手段打击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行为，义无反顾地保障护少数民族合法权利。

（二）必须依法推进中华民族共有家园建设

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目的是增强中华儿女的共同体意识。在“家国同构”的中华文化体系中，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被称之为国家，即是说国家就是以“国”的形式存在的“家”。中华民族是一个血脉相通的共同体，各民族人民以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为最高利益。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精神依托和情感寄托，使得每个中华儿女与中国这个大家庭之间的关系，升华为一种无比紧密的精神关系，使得每一位中华儿女因对祖国的眷恋而时刻具有回家的感觉。因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形成向心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动力之源。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两个共同”的发展理念，不失为执政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经验总结。民族大团结是国家和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增进各民族的大团结，保证民族发展的正确方向，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民族大团结是形成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因素，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动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由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主流决定的，它的根本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途径，是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文化认同。中国这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中华民族的未来也要靠56个民族共同来开创”。“精神家园的家是一个让人在精神上向往、憧憬的地方，也是一个让人在精神上感到快乐、幸福的寓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了化解来自国内外精神危机的潜在威胁，就需要不断加强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共产党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改革开放史的教育，强化人们对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价值认同。就需要加强新时代法治理念教育，通过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的途径，提高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把人们习以为常的整个社会生活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轨道，强化和提高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认同。就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推动社会形成崇尚真理、精诚团结、爱国奉献、开拓创新的良好风尚和伦理精神；引导青少年以“五个认同”为基础，形成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强化和提高人们对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的价值认同。就需要构建适合于新时代要求的共有精神家园，以形成全方位改革开放、全方位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合力，强化和提高人们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价值认同。把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核心任务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要增强中华儿女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儿女普遍接受谋求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价值标准和价值选择。

（三）必须加强对青少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不留死角”地铸牢青少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实体的承认、认可和赞同，由此产生出自身属于中华民族的身份归属意识与心理认同意识，进而强化共同体成员的文化自觉并获得文化自信的过程[26]。少年强，则中国强。需要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高青少年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习近平在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各民族都要培养孩子们树立中华民族一员的意识，不要让孩子们只知道自己是哪个民族的人，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中华民族，这是月亮和星星的关系，这件事一定要大张旗鼓做起来，持之以恒做下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培育新时代民族教育文化的基石，文化认同与其他认同相比较是更深层次的认同，由此延伸的文化自信，则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宪法》第24条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民族区域自治法》第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建设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断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第53条还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对本地方内各民族公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所以，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这就要求我们把下一代教育好、培养好，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2015年以国务院令颁布实施的《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打牢各族师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教育载体和方式，建立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常态化机制”。国家民委也提出：“要加强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研究和历史研究，推动相关的课题研究和深度研究，充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关史料的汇编；深化机构改革，建立完善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向的工作、研究、教育体系。”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都有各自的图腾、禁忌、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要实现各民族教育的现代化，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开发利用好民族教育资源，实现各民族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国家要高度重视借助信息技术手段，从制度上保障和推进民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和标准化；重视在科学研究机构中加强对民族文化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推动民族艺术的现代转型发展。民族教育所具有的公共服务性功能，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动，共建56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学校作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场所，民族高等院校是培养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更是培养各民族高素质人才的高地，必须从课程设置、教材开发到教育教学内容上，通过构建特色课程体系传播民族团结知识，坚持思想引导、环境熏陶、实践深化等多措并举，扎实提升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中国崛起越来越接近目标，面对的形势就越严峻：

1、美欧日为代表的美西方，在遏制中国的问题上越来越步调一致，中国产业升级不得不进行的去美化还未完成，还有可能进一步升级为去西方化。这将大大增加中国崛起的难度。

2、美欧日以市场和供应链重构给出更大发展空间为诱饵，是有可能将印度和东盟一些国家绑在美西方战车上，美西方从高端，印度和东盟一些国家从中低端对中国制造形成两面夹击。中国在经济升级的同时，还要面对着产业对外转移的考验。可谓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跨国公司已经有意识地把订单和产业链向东南亚和印度转移。

3、中国在中低端和印度、东南亚，在中高端和韩国，日本，在最高端和美国、欧洲形成的产业链竞争，不利于中国团结最大多数，孤立少数，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力量对比。中国与印度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存在着领土领海争端，也会被美国充分利用。中国一旦出招不慎，反而会被美国用来加强对中国的战略包围。

4、因为俄乌冲突，俄罗斯已经提前一步被美西方联合封锁。美西方针对遏制目标的经济遏制，已经通过预演形成了阵营，演练了战法，积累了经验。

美国华人博物馆老馆正门

林璎早年因设计越战纪念碑而名声鹊起，她的姑母林徽因则是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学家。

据媒体报道，美国华人博物馆（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新馆面积将从老馆1.2万平方英尺（约一千平方米）扩大到6.8万平方英尺，是老馆的5倍多。

林璎设计的新馆将包括一个两层楼的演讲厅、光线充足的中庭、社交区域以及功能齐备的展厅等。预计新馆将耗资1.18亿美元，于2025年开放。

美国华人博物馆于1980年在曼哈顿中国城设立，主要收集200多年来华人在美国生活的资料及物件，是研究在美华人历史的重要资料库及展览场所，博物馆的展出包括华人生活工作照片、多年以来与华人相关的新闻报道、各种华人用过的物件，比如中式招牌、老式缝纫机、洗衣板、火炭加热熨斗、手工绣花拖鞋、华人淘金用过的秤陀等。

美国华人博物馆的宗旨是“致力于让观众参与具有历史与现实双重意义的对话，让所有人无论其背景，都能从批判的角度看待美国历史，反思自身经历，并在过去与现在、全球与本地、自己与他人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结。”

2020年初美国华人博物馆所遭到一场大火，馆藏严重损坏，加之老馆场地狭窄，空间不大，因此修建新馆成为最重要的议题。

此次林璎担纲新馆的设计，她在回复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华人移民的孩子，我一生都经历过对亚裔的歧视和敌意。多年来我一直被美国华人博物馆及其重要使命所吸引，我为能设计新馆而深受鼓舞，这个地方将欢迎、教育和激励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美国华人博物馆馆长姚南薰（Nancy Yao Maasbach）表示，在目前仇视亚裔犯罪数量空前增加的情况下，新馆的建成能发出强音，她还希望新馆能成为一个平台，让来访者与华人在美历史建立起联系。

美国华人博物馆反对仇视亚裔展（照片：美联社）目前美国华人博物馆每年需要付出60万美元的租金给大楼房东，纽约市文化事务部已经承诺提供大约4000万美元的经费用于向房东购买所在大楼，而美国华人博物馆则需额外筹集6200万美元用于新馆的建设。

让小法庭为乡村振兴贡献大“治”慧 龙仕达     人民法庭是服务乡村振兴、面向基层社会治理的桥头堡，应当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面融入乡村治理大格局，在时代新课题中把握高质量发展契机，为促进构建“三治”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大“治”慧、彰显大作为。 实现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人民法庭是服务乡村振兴、面向基层社会治理的桥头堡，应当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面融入乡村治理大格局，在时代新课题中把握高质量发展契机，为促进构建“三治”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大“治”慧、彰显大作为。 立足支点对接功能，嵌入性规范乡村自治。自治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和核心，增强村民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能力是村民自治的根本目的。人民法庭是人民法院的“神经末梢”，最能感知群众冷暖和需求，也最能传递司法温度与活力。在深化乡村自治实践中，人民法庭要嵌入式、创造性开展工作，切实提升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水平。 让自治更有法度。要增进以村党组织为核心，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村民议事会、村务监督委员会、红白喜事理事会、乡贤会等“一核五会”自治力量的沟通对接，为乡村修订自治章程、完善村规民约提供专业指导，促进乡村自治组织合规履职、依法行政。要依法治理利用宗族、家族势力等干扰、操纵、破坏选举的违法犯罪行为，积极防范乡村宗族家族势力、黑恶势力对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侵蚀，让农民群众更好地实现当家作主。 让自治更有力度。人民法庭要积极融入乡镇党委领导的基层治理体系，将“互联网+枫桥经验”深入推进到村级层面，在大数据加持下，通过类案信息反馈机制，主动向村委会就治理过程中的普遍性、倾向性、趋势性问题提出预警及治理建议，提升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能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让乡村自治更智能精细。 让自治更有广度。要因地制宜设置特色巡回审判点，将司法资源进一步向乡村下沉，以更多更便捷的司法服务引导基层组织和村民个人有序参与乡村日常管理和发展事务。大力推广设立村级矛盾纠纷治理室，指导村干部、乡贤等自治力量积极参与到村民纠纷化解和乡村事务调处当中，推动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和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 运用基层便民优势，并联式推动乡村法治。法治是乡村治理的根本和保障。作为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人民法庭的优势在基层，生命力也在基层。通过扎根基层，人民法庭能够精准捕捉乡村治理的重点、难点和堵点，叠加运用多元解纷、诉源治理和依法办案等法治手段有效解决农村改革发展稳定中遇到的问题，从根本上建立和维护良好的乡村社会秩序。 助力平安乡村建设。以依法办案为主抓手，妥善审理涉土地“三权分置”等“三农”领域传统纠纷和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新业态纠纷，惩治村霸、路霸等农村黑恶势力，依法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法治乡村建设，为乡村产业振兴和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化环境。 厚植乡村法治土壤。采用“屋场恳谈+审判+诉源治理+多元解纷+普法”等多种模式，把乡村累积的和正在发生的矛盾纠纷，用村民易于、乐于接受的方式判清楚、讲明白、解决好，增强基层村干部法治为民观念，提高广大村民法治素养，使敬法、信法、尊法成为乡村的普遍共识和村民的行为自觉。要建立健全“诉前调解+司法确认”诉调对接机制，搭建起法庭、矛治室、巡回审判点等多位一体的多元解纷网络，做到家事纠纷、邻里关系、交通事故等纠纷案件通过调解、仲裁等方式一站式化解，真正实现“零时差”响应村民法治需求、“零距离”处理村里矛盾纠纷。 释放生态司法动能。要充分发挥司法倒逼作用和协作效能，创建“碳汇+生态司法”“文旅康养+生态司法”“田长制+生态司法”“河长制+生态司法”“林长制+生态司法”等多元化工作机制，激活生态司法能量，汇聚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合力，推进侵占耕地、排放污水、乱置垃圾等乡村土地、生态修复和人居环境改善等突出问题治理，用法治之腕守护山水田园。 发挥司法引领作用，多层级促进乡村德治。促进乡村德治，是引导社会风气和凝聚社会人心的铸魂工程。人民法庭是乡村社会重要的价值向导，通过司法引领能够将自上而下的法律“硬治理”与由内而外的道德“软治理”进行有机结合，产生1+1＞2的治理效能。人民法庭要以切实实施民法典为契机，在乡村社会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肃清农村思想流毒，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进而提高乡村社会整体文明程度。 以司法裁判为引领。妥善审理乡村家事、邻里纠纷等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第一案”，鼓励邻里相助、无私奉献等文明善举，弘扬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等传统美德，反对天价彩礼、重男轻女等陈规陋俗，破除封建迷信、订“娃娃亲”等愚昧落后的思想行为，让广大农民群众明确知晓现代乡村社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禁止什么、打击什么。 以司法宣传为养分。采取“赶集日+普法”“乡村大戏台+普法”“乡村电影放映队+普法”等接地气的普法形式，组织法官深入到屋场集市和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送法下乡”活动，将普法前沿阵地作用与推动乡村文明进步有效衔接，推动法治文化与民俗文化、乡土文化有机融合，将公平正义送到人民群众身边，让美德之花在广阔的乡村大地上常开不败。 以司法帮扶为感召。通过多形式、多频次、滴灌式普法宣教，及时、精准对易返贫致贫人员进行观念引导和帮扶，增强其依法致富、勤劳发家的愿望和信心，逐步克服懒惰恶习和等靠思想，消除精神贫困，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人民法庭促进乡村治理，推动乡村振兴，关键在于打通“司法+”和“+司法”两条服务保障路径。“司法+”，即人民法庭要通过发挥职能作用、运用优势特点，在第一线、最前沿化解矛盾纠纷。“+司法”，则是指人民法庭要通过延伸服务触角、汇聚治理合力，充分发挥法治保障和桥梁纽带作用，打通司法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用好双路径，有机嵌入自治体系，有效并联法治手段，有力扩增德治效果，人民法庭助力乡村振兴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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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在没有足够信息的情况下，轻易站队或轻易确定立场；面对一件未知的事情时，不要轻易付出全部信任，要保持质疑和探寻真相的思维；在做出判断之前，要对事情进行多方考量，不要轻信一方之言；

要尽量避免立场先行，在全面搜集、整理和筛选信息后，再决定我们的立场。

观点立场不同的时候，别轻易把对方当成仇敌，也别轻易把对方当成傻逼，这个世界是多维的，我们自以为掌握的真理，仅仅只是局部的真理而已，把自己的观点当作完全的真理就是胡作非为。

不要自以为自己是从「真理管理局」来的，不要自以为自己知道和看到的才是真理，并用自己知道和看到的衡量一切。

这世界没有完全的真理，所有真理都是部分的真理，只用自己的立场去理解万物是一种暴力。我们要拥抱「一体多面」的多元思维，摒弃「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当确认一个可能性存在的时候，不否认还有另外的可能性存在。

水里面有鱼，不代表除了鱼以外，就不会有其它东西。世界的真理，就是一切皆有可能。有些事我们无法理解，不代表这件事是错的。

仅仅因为我们无法理解，就觉得对方不正常，那这才是真正的不正常。越是碎片化的时代，越是不要从片言只语评判一个人，这不仅是为了认知的谨慎，也是出于做人的负责。

不要轻易对一件事情下对错，当你足够了解一件事情时，你会发现很难说谁对谁错，大多数时候，只是各自所站的立场不同而已。善的对立面不是邪恶，而是无知。

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

国有不平，但中国人现在基本衣食无忧! 世有不公，我们依然逍遥自由! 以往所看到的关于四零，五零，六零后的评说，都是说四零，五零，六零后经历了多少磨难，尝尽了种种辛苦…..

但中国这代人，是由贫困向小康，经历科技进步最快、社会变化最大、生活方式变化最显著的一代人。我们曾面朝黄土、背靠皇天，受过劳苦、挨过饥饿，经过彷徨、有过失望，作过美梦，有过理想。儿时有过“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三转一响、西装革履”的期盼，大了也享受过呼机、手机、电视、电脑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几十年间，入地(地铁)上天(飞机)，超越了历代帝王的待遇:隐身(网络)亮像(视频)，集结了千古神仙圣贤的智商!

从当年骑自行车出门的美感，到如今驾驶汽车，乘坐飞机出行的平常;从漂洋过海的环球旅行，到旷世缥缈的虚无网游。我们这一辈，人生经历跨越了几千年、生活品质超过了无数代!

而如今，从童音朗朗到了白发苍苍，从推铁环，跳皮筋到坐高铁游遍祖国秀美山川。我们渐渐步入老年，我们将走向永恒!

我们这一辈，没有经历兵荒马乱的战争、流离颠沛的逃亡、国破家亡的痛泣，妻离子散的悲伤!国有不平，我们基本生活无忧!！

世有不公，我们依然逍遥自由!虽也辛劳，却是为了儿孙!虽有苦衷，总还对得起人生!
虽经磨难却能劫后余生!我们要放飞梦想，抚平心情，笑看世界，乐对人生!

特别是，我们还搭上了科技发展的末班车:
我们聊微信，健康快乐每一天:我们搞网购，新奇物品送身边:我们打滴滴，专车接送自动付:我们搞团购，吃住打折很随便:我们常聚会，同学朋友乐翻天!

知足吧，知足就常乐!知足吧，知足就幸福!知足吧，知足就能活好每一天!保住好身体，爱护好自己，健康、快乐、幸福永远伴随你!

我们是活的最值得的一代人，六七十岁，似乎经历了六七千年。看到过原始社会的痕迹，经历过封建残余的侵袭，干的是伟大的社会主义。

我们这一代，出生在困难时期，成长在文革时期，学习在拨乱时期，工作在改革时期，共和国的苦难我们都经历过，现在养老在追梦时期!值!很值!没白活!

亲爱的朋友，当你晨练在林荫小道上，当你闲逛在闹市人群之中，当你夜半聚会归家在无人的街道上，你带着悠闲哼着小曲徜徉在大街小巷……能活在当今，是我们的幸运…..

牢骚太盛防肠断, 风物长宜放眼量！背朝大海，四周仍是阳光灿烂……

作者介绍：文学创作一级作家、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中心导师、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

当年的中革军委二局，曾经有这样一些密码破译者。他们的身份至今不为人知。

作家庞贝于浩瀚史料中探幽发微，在解密文献中展开想象，写出长篇小说《乌江引》。

在近期于北京、广州两地以视频连线方式同步举行的新书研讨会上，有关专家对此展开研讨。

人民文学出版社 / 花城出版社

作家庞贝的长篇新作《乌江引》呈现的是长征史诗的另一个传奇：一支鲜为人知的秘密力量——以“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为破译主力的中革军委二局，利用早期无线通讯技术侦收的敌台信号，几乎成功破译了国民党军的所有密码情报，为红军一次次突破重围、绝处逢生起到了关键作用。

诚如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吴义勤在近期于北京、广州两地以视频连线方式同步举行的“纪实与虚构的交响——长篇小说《乌江引》研讨会”上所说，放在整个长征题材里面，这都是非常独特的一部小说。“我特别高兴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一部以小说的方式创作的作品。长征是世界历史上、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历史的富矿、精神的富矿、也是文学的富矿。对比长征的重要内涵，文学呈现还远远不够，能够配得上这一奇迹的文学作品很少，这也是长征对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的召唤和考验。《乌江引》可以说是交出了比较独特的文学的答卷，是中国文学、中国作家向长征这个伟大题材的致敬。”

红军不怕远征难（油画）1957年 董希文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藏

《乌江引》诚然是一部致敬之作，也是一部解密小说，但就像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说的那样，绝非只是一部解密小说。“事实上，庞贝从来都是在政治的高度去认识和讲述军委二局工作的，而绝不仅仅是在军事层面上。因此《乌江引》绝非只是讲述了不为人知的传奇，更是充分写出了传奇的革命性。”

由此，《乌江引》当是一部有着纪实品质的小说。如此，最为考验作者叙事的，便是如何让纪实与虚构在作品中构成交响？《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表示：“我们对纪实的阅读期待通常是，叙述者‘我’是亲历者，这个事‘我’见过，我们相信就可以了。但是庞贝在小说第一部分《速写》里用了‘我们’这个人称讲述。参加过这一事件的，有资格成为‘我们’的那些人基本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不可能作为主人公叙述这些事。但‘我’以‘我们’的身份讲述，就让你觉得他就是亲历过，这个策略非常高。这让你更有代入感，你没办法不相信。但是细究一下，第二部分《侧影》却是用的纪实手法。庞贝一次把一些失落的真相打捞回来。所以这两部分构成交响，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这个写法非常妙。”

如果说《速写》用“我们”展开叙事，《侧影》用“你”来完成叙事，那么，最后的《附录》就像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进一步阐释的那样，是以真实存在的“他们”形成叙事。庞贝把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这些人的真名实姓列出来，虽然只占了一页纸，我们却能感觉到沉甸甸的分量。”

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贺绍俊的理解，对于这样一部风格独特的作品，我们不必沿用固有的，关于纪实和虚构的概念来定位它，因为最重要的是，《乌江引》的形式完全是为内容服务的。“我更愿意用‘还原’这个词来理解庞贝写作的目的。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即便在史料中看见‘军委二局’这几个字，也只是一个冷冰冰的名词。庞贝要做的是一件还原历史细节的工作。这个工作有点像古生物复原画师的工作，古代的生物被埋藏在地下历经几千上万年，被今人挖掘出来，仅仅剩下一把散落的骨架，

他们可以在一幅骨架的基础上还原古生物的完整形体，使我们看到几千甚至上万年前的场景。庞贝就是要做一名革命历史还原画师，他要重现军委二局无名英雄的青春身影。”

所谓“还原”，以《中国作家》主编程绍武的理解，也是一种“复活”。“很多报告文学和小说，只是对战史、军事和党史材料的简单复述。只有通过文学的手段才能做到复活人物、复活现场、复活细节，使得那些枯燥的史料具有感染力。《乌江引》做到了这三个‘复活’，它提示我们一定要用文学的手法去处理史料。”

正因如此，读《乌江引》会让人疑惑，其中所述是真实，还是虚构。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尹昌龙倾向于认为，庞贝有时候故意模糊两者的界限，让我们很难对真假做具体的分析，包括里面那些场景，也是他所做的还原。但恰恰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庞贝突破了我们以前在关于长征的著作和文学作品所见的那些惯常写法。所以，读《乌江引》不仅要看庞贝写了什么，更重要的是看他怎么写，他在文体上做了怎样的尝试，他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穿插、迂回，把我们代入到长征的历史现场，也代入到长征的语言现场中。他还原历史，不仅仅是还原当时政治的、历史的、军事的现场，还还原了文化的现场和语言的现场。”

《强渡乌江》油画 李如  娄山关革命纪念馆 藏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不能不说是一次有难度的创作。庞贝迎难而上，在小说主题、结构、叙事、人称和语言诸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使得小说文本呈现出很高的文学品质。不止于此，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看来，所谓难度也体现在“技术意义”上。“我们关于长征的书写和想象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而且有特色的、有个性的、有力量的书写更是非常罕见，《乌江引》为当代文学写作关于长征的想象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这里，这些密码破译者是专业技术人员。队伍里有当时中国最精英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所以革命才能取得最后成功。这实际上暗示中国革命不是简单的农民革命，它是具有现代面向的革命。”

要写出这个现代面向，显然具有挑战性。红军长征史研究专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统表示：“隐秘战线的好多东西不好写，长久以来，这段历史很多人写不出来，庞贝用了很巧妙的手法写出来了。

《速写》部分以文学的想象力对历史做了真实的再现，《侧影》部分转而以纪实的手法写真实的历史，作品也由此呈现出一种长篇小说所需要的命运感。”

研讨会现场

不可否认，就像《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徐则臣说的那样，庞贝是以一种纯文学作家的状态进行创作。“从最初的《无尽藏》到《独角兽》，再到这部《乌江引》，沿着这个脉络我们会发现，庞贝的每部小说里都有非常智性的东西。虽然他的创作题材一直在变，但不变的是那种非常飘逸的、轻盈的、艾柯式的、卡尔维诺式的、博尔赫斯式的气质。

”以他的观察，当下整个批评界，包括读者，可能会觉得大部分中国作家没学问。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只能讲当下的故事、传奇的故事，很难通过自己的智力、修养和学术训练等等，把旧的转化成新的，赋予历史、赋予过去以新的结构和新的理解。“这部小说基本素材都是从史料文献中来的，但庞贝通过文学的方式，通过案头工作，把其中最实的，而且是不能掺假的实的部分文学化，也就是说把历史文学化，把非虚构的东西虚构化，他找到了一条路。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的确是非常重大的挑战，但是庞贝走钢丝似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其实给作家如何学者化，如何通过材料展开自己的想象，如何还原历史等等，都提供了参照，这是庞贝这部小说的其中一个意义。”

在徐则臣看来，小说的另一个意义则在于，庞贝一直在寻找某种既纯文学同时又好看的路子，他把纯文学的母题跟通俗小说或者类型小说的写法结合起来。“很多人处理《乌江引》这个题材，不会再写第二部《侧影》，因为第一部《速写》本身就是自足的，完全是成立的，但是他肯定很看重《侧影》，他在这第二部把叙事实打实地往前推进，这样小说的可读性和接受度才会更大。所以说，一个作家在当下如何把一段特殊历史或者一个特殊题材写出来，同时写得好看，庞贝在这部《乌江引》里也是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尝试。”

庞贝能写出这部如宣传语所言“既有历史的现场感，又有文学审美的庄重感”的长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经历。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介绍说，庞贝早年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毕业后曾在解放军总参某部的总部工作。“有这样的职业背景，加上一定的创作实力，庞贝才得以在长征题材创作上有自己新的开拓。”

作品选读

1月9日，我们冒雨随军委纵队进城。红色战士满身都是泥污，人人都先在城边小河洗了脸。我们是从新城南门入城，过丰乐桥时看见欢迎群众，首长们便在桥头下马，这时人群点起了鞭炮。遵义城并不是很大，却是我们西征以来攻占的第一座大城。这是贵州第二大城，这也是王家烈起家的地盘。第一大城是贵阳，薛岳率“中央军”已于7日占领。黔地有这么多活不成人样的“干人”，军阀劣绅们却花天酒地住西洋楼。听说贵州经济为几个军阀所垄断，盐、糖、布、粮等主要东西都控制在他们手里。这就是他们的“德政”！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此番对比更激起红军战士的旧恨新仇，也激发起更高的阶级觉悟。

敌人在哪里？这永远是我们二局的任务，每时每刻的任务，中央首长最关心这个。

孙子曰：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

我们知道敌人在哪里。王家烈哀求蒋介石派兵围堵，而蒋目前是捉襟见肘。我们从各路敌军频繁往来的密电中分析，遵义周边敌人兵力非常空虚！

入城当日，我们即破获一道蒋令。“追剿军”总司令何键转发，蒋要求“追剿军”消灭湘西的贺龙、任弼时红军，也要消灭中央红军。何键也要求薛岳兵团“节节尾追压迫追剿”，对于进击我中央红军，蒋介石的命令只是一种姿态，何键的部署不过是应命交代而已。何键湘军二十个团去常德地区与红二、六军团作战，刘湘川军摆在长江南部一线，因不明我军虚实，不敢轻易南进。“追剿军”前敌总指挥薛岳意在控制贵阳地区，意在趁此控制整个贵州省，其兵团长途尾追红军，至此已是十分狼狈。各部皆位于乌江南岸，毫无对我追击迹象。而在乌江以北，侯之担先失江防又失遵义——黔军果然是不经打。然而这位黔军师长却又给一连串上峰发电求援，先说自己孤军顽强抵抗，寡不敌众，再表杀敌决心，“山河可残，壮志不磨”，最后伏乞“中央早颁围剿明令”。这位老兄也煞是可笑了！他恳请如此一大串上峰“钧鉴”：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主席林，行政院长汪，军事委员长蒋，各部长，北平何部长，汉口张副司令，何主任，宝庆何主席，南宁李总司令，柳州白副司令，广州陈总司令，巴县刘督办，云南龙主席，贵阳王主席，犹总指挥。

敌情如此，红军终于有暇休整扩红了。各军团均已到达指定位置警戒：红一军团在城北，红三军团在城南，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构成东南防线。以遵义为核心，南北长约四百里，东西宽约两百里，这片区域已为我军所控制。此地乃川黔交通枢纽，黔北经济政治中心，我军据此四面发展，真适宜也。这会成为一个新的根据地么？

是有些回到老苏区的感觉了。人们手上擎着彩色小旗，前呼后拥来看我们，有人非要看“水马”不可。是敌人为掩饰自己的溃败，声称红军有“过江水马”，简直就是天兵天将！红军没收王家烈价值数十万的盐行，还截获没收其价值数万的白金龙香烟。他向上海南洋公司订购这批香烟，原是准备给薛岳“中央军”的年礼。红军将咸盐及香烟部分发给贫民，其余以低于平昔价格出售，以此两项收入之现洋兑换苏区钞票，因我们购物既用现洋，也用苏区印有列宁头像的纸钞。苏维埃银行有能力按日兑现，歇张店铺遂纷纷开门营业。在此“红军之友”社尤值得一写，该社青年男女在街头热情发传单。那些青春少女穿着漂亮旗袍，配以白袜青布鞋，也成一道新风景。男青年们宣讲说跟着红军有饭吃、有衣穿、有出路；女青年们则跟女同胞大声说，革命是为求解放！她们说到了世界大同那一天，我们的孩子读书都不要钱！听说她们都赞叹男红军跳的外国舞，我们便想到那定是红色干部团的萧劲光队长。他早年留学苏联，最擅长跳那个高加索舞。而在中央苏区时，李伯钊也曾给我们跳过苏联踢踏舞。在那棵高大茂密的樟树下，这位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也教战士们学唱歌。而今满城都是欢庆的民众，满街都是新刷的标语：“红军为土地革命而战！”“红军不拿群众一点东西！”“打富救贫，穷人翻身！”“打倒蒋介石，工农坐江山！”……

沈尧伊 油画 《瓦窑堡会议》

年关到，节日的气息是日渐浓厚了，孩童们也开始玩炮仗了。红军战士教孩娃们唱歌，红军剧社演新剧，《打倒军阀王家烈》。演剧也是为宣传，戏演完了分粮。听说红九军团召开了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大会，也在湄潭县开设了苏维埃银行。在这节日的气氛里，红军首长们也可与家人相见了。大家喜见这些女人忙里忙外的身影，总之是有些安家乐业的气氛了，加之时近年关，鞭炮声更是声声入耳。鞭炮声与枪声有时听来很像，也都带着弥散的硝烟。硝烟的味道是真，可鞭炮声不是枪声。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真正开始了，红军深入周围村镇，动员发动贫苦群众，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政权。

万人大会，会场就在老城中学校的大操场，也是满眼红旗和标语。博古主持大会，毛泽东、朱德先后讲话，群众今日亲睹庐山真面目，原来朱毛不是一个人！他们当然不是传说中的红眉绿眼、青面獠牙、凶暴残忍的样子，那都是国民党和反动民团的造谣。眼前朱德相貌敦厚朴实，说话也蛮和气，毛泽东也更像是个文人。在他们热情讲话之后，红军代表和群众代表发言，博古接着宣布：遵义工农兵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一切都好似回到了当年，回到了瑞金建立苏维埃国家的场景，这令人不禁怀想瑞金苏维埃共和国的好时光。有人说苏维埃共和国就要定都遵义了。遵义城比瑞金城还要大……

真是令人惬意的好时光。大会结束，红军与当地中学举行篮球友谊赛。银笛一声，比赛正式开始。朱总司令也成了球员，也开心地抢球、带球跑。许是好久没摸球了，那位留过洋的红军球员过于激动，时而便蹦出几声英文，当地学生便窃窃私语：“是大学生呀！”他们也是大开眼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