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上台，不仅在对待留学生的政策上，会比特朗普更宽松一些，而且会采取比特朗普更有力的疫情防控措施，比如计划实施全民免费检测、加大学校防疫资金投入等。
这对留学生家庭来说，将是一个解决燃眉之急的绝大利好。不过，很多在美华裔家庭，却对“拜登上台”高兴不起来，他们更希望看到特朗普连任。
因为拜登所代表的民主党，过分追求“人人均等”的教育机会，抹平了华裔家庭在教育中做出的努力，与华裔群体“通过教育追求卓越”的利益诉求相悖。而特朗普采取的一系列留学限制，则对华特朗普所代表的共和党，鼓励“择优而教”，这是一种传统、保守的教育观，认为学习好的孩子，自然应该接受更优质的教育，有更好的前程；
而拜登所代表的民主党，追求“普罗大众机会均等”，这是一种更激进的左派观念，认为不管自身是否努力、学习好坏，都应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有相同的前途。
无疑，对于勤奋、刻苦、追求优质教育，靠教育改变命运的华裔群体来说，共和党人的教育理念更契合他们的价值观。
在华人眼里，拜登当选后，民主党人过分强调“各种族的机会均等”的教育政策，将冲击华裔群体的教育前景。
是拜登完成翻蓝获胜，还是川普逆袭绝杀险胜，都得看这几个州的情况。
美国并没有全国官方的统一机构来权威宣布选举结果。那么，谁最终对选举结果的宣告最具权威，最被各方接受？
不可触碰的新闻禁区
我是陈杰，《新京报》首席记者。
曾报道过天津大爆炸，湖南桃源“癌症村”，四川“悬崖村”阿土列尔村……
遭遇过各种威胁利诱，但在职业信仰和人性良知面前，我选择了不畏惧。
曾问过一位的老教授：
社会上这么多问题，改起来有很多惰性，怎么改？
他答：让问题浮出水面，让它“不得不”改变。
那就诚实地面对现实的困境，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共同地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吧。
01.
从旁观到介入，这是一场职业的修行。
先来说一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我在2004年底拍摄的，是在河南上蔡的一个艾滋病村。当时我想拍一张卢广镜头下的那种悲惨的艾滋病的孩子。
这个女孩九岁，叫吴素敏，她的父母亲因为卖血染上艾滋病死去了，她也携带了艾滋病毒，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她的家是什么样的呢？
土夯的房子，一半倒掉了，房子里面有一张床，上面堆着乱七八糟非常脏的衣服。孩子就靠一些亲戚给她施舍点食物活着。
我拍完这张照片就走了，后来这个报道也发出来了，这张照片也得了很多奖。
大概在几个月之后，有一天，同行的文字记者跟我讲，她说这个声音像猫一样的小女孩去世了。当时我的心被重重地撞击了一下。
实际上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完全可以以我个人的力量来改变这个孩子的命运，比如说我找人资助她，让她有吃的、让她有住的等等。但我选择了走开，我的镜头是非常冰冷地走开的。
到目前为止，这个孩子的眼睛一直在直视着我，一直在诘问着我。
她让我从一个懦弱的摄影师、新闻工作者，变成一个坚韧的新闻工作者；从一个没有尊严的新闻工作者，变成真正有尊严的新闻工作者。
在当记者之前，我在部队当了五年兵。当年在部队的时候我是兵王，所谓兵王就是各项技能最出色的，千里挑一的，大家看到我立的二等功、三等功、优秀士兵，荣誉很多。后来我还是选择到地方去，做我梦想的记者。
2003年《新京报》在北京创刊，我就从地方到北京应聘。当时面试我的是现任的总编王跃春。她十几秒钟就把我精心准备的剪贴本和获奖证书翻完了，瞄了我一眼，说“你就这些？”我当时非常的绝望，觉得自己没戏了。
她又问我还会什么，我咬咬牙说：“我身体好。”我说我一个小时能做1800个仰卧起坐，练过格斗，曾经抓过小偷、斗过劫匪，帮助警察抓过嫌疑人——到现在还是这样，前前后后有十几个这样的例子。当时她听了以后说：“哦。”
然后我就收拾剪贴本，非常绝望地离开了报社，买了张火车票就离开了北京。车到石家庄的时候，社办的一个女孩给我打电话，她说王总让你来办入职手续。就这样，我成了《新京报》的一名摄影记者。
多年以后，王跃春在一次聚会的时候跟我讲，她说为什么当年选择让陈杰进入《新京报》呢？她就看中了我的身体好。她说《新京报》创刊的时候，在北京肯定很艰难，需要一个敢打敢拼的人来打开局面。
王跃春选择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从2003年我进入《新京报》之后，到2004年、2005年，国内发生的空难、海难、矿难等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我总是最快速度出现在第一现场，是拿到独家新闻最多的记者。北京的媒体一听说我在现场他们就特别紧张，他们甚至会派很多记者来盯梢我。
2005年7月份的时候，视觉部主编跟我说：“陈杰，我太累了。”他带了70多个人的团队。他说你帮我管理摄影部，当视觉部的副主编，分管20多个摄影记者。
我当时一听：这么快就当官了，其实我觉得挺开心的，而且待遇也好。后来我从副主编到主编大概经历了九年吧，这九年里面我生活得并不快乐。因为我渐渐离开了一线那种激情澎湃的时光。
在这个九年过程中，我不断地给自己戴上枷锁，患得患失，内心懦弱，很多东西觉得被掏空了。
大家知道，记者一定要在一线，长期在一线历练的时候，他才有自信。
中国媒体有一个怪现象：一般的记者，比如说这些大学生毕业以后，你在报社里面干得很好，两三年就可能当个副主编，有一些可能到其他的工作岗位或者是当主编等等。
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线记者断层的现象：很多优秀的记者到管理层之后，一线就缺乏优秀的记者，一般都是新来的大学生到前线跑。
所以在2014年7月份的时候，我选择了离开主编的岗位，回归到一线做摄影记者。迄今为止，在两年的时间里，我的行程达到30多万公里。几乎把国内走了两遍，很多省市走了很多遍。
02.
我离开管理岗位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腾格里沙漠污染的报道。
腾格里沙漠是在宁夏、内蒙古和甘肃三省交界的地方。腾格里沙漠地下富含第三纪残留水，下面的水都是通的，非常珍贵，而且它的植被也是非常丰富的。在沙漠交界的地方，这三个省在比学赶超地建工业园区。
这些工业园把污染的水直接排放到沙漠里，不做任何的处理，不仅污染了地下水，也威胁着8公里之外的黄河。而且这些工厂大量地抽地下水之后，会造成地下水下降，对本来脆弱的生态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环境污染事件是路人皆知的，环保、司法、媒体都知道。但是因为它背后巨大的利益链，没有人能撼动。
在2014年8月30号的时候，我决定要触碰一下这个禁区。我徒步从腾格里沙漠腹地进入到这个地方。我平时经常跑一万米，成绩到现在还非常好，40分钟多一点，所以我的体能非常好。尽管沙漠到这个地方只有三公里，但当时这三公里我其实是跑的。
因为天快黑了，如果黑下来我就拍不了照片了。我是等所有的管理人员撤走的时候往里去的，为了赶这个时间拼命跑，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后来央视播的我的那个视频，全部都是我的喘气声。这几公里跑得比我平时跑一万米还要累。
9月6号，《新京报》用两个版把这个事实呈现出来。宁夏迅速做出了反应，关停了企业，对企业负责人和环保局进行了追责。内蒙古恰恰相反。
在这种双方角力的过程中，我再次跟中科院的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的律师一起到腾格里沙漠进一步取证。我要做最坏的打算，跟他们法庭上来对峙。
在博弈的过程中，国务院对这个事情做出了批示，专门成立了调查组进入内蒙古、宁夏和甘肃，对整个腾格里沙漠进行普查。出了40多项的整改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事件先后做了三次批示。
因为这个事件，内蒙古、宁夏和甘肃一共有100多名官员被问责，有几十名官官员，包括高职厅级官员被免职。这些污染的所有的区域都按照环保部的要求进行了彻底的整改。
在去年的时候，腾格里沙漠的污染环境问题摘牌，也就是说它的治理是彻底地完成了。过去这些区域都是进行了基建，然后将要进行更扩大化的工业园区的建设。现在整个腾格里沙漠除了少部分通过治理以后继续生产之外，其他都已经停止了。整个腾格里沙漠恢复了它最好的一个状态。
腾格里沙漠的报道也在法律界、环保界，包括NGO圈里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我的朋友圈迅速扩大，线索蜂拥而至。此后我又做了十几篇重大环境污染的报道。
我也会关注一些其他地区的污染问题，比如台湾和日本，因为他们所走的路径是跟中国大陆相似的，过去也是以污染为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后来才慢慢治理，现在还无法治理好。
03.
2011年的时候，我在日本大地震的第二天进入日本，在那个地方待了十五天，发回了一系列海啸之后的惨状的报道。我更重要的关注到它的次生灾害，也就是大地震之后福岛第一核电站被冲击后带来的次生灾害。在福岛方圆四十公里的无人区，就是我独家进入的这个地方。
当时的（辐射物质）浓度大概是四百到一千倍，我在这个地方停留了短暂的时间被劝回来了，然后做了这一篇报道。
离开日本之后，其实我一直惦记着这个核危机到底能不能解决。去年，也就是（地震发生）将近五年的时候，我通过NHK的帮忙重返这个地方。
现在有六千人在这个地方进行核电站后期的救援。但是很多还是无法从现有的科技上解决，它的污染依然存在。过去五年，这里一片死寂，包括这个超市里面。
这个是中国水果，我还专门看了一下牌子。
这也是超市。
这个是什么呢？
密密麻麻的，一个袋子大概1.6吨。日本现在在进行除染处理，也就是把受核辐射的污染大概30公分的土壤挖出来，放到这个软性编织袋里面存放五年。那么五年以后怎么办，他们也不知道。但是大量的土壤挖出来之后，怎么存放又是一个问题，所以说他们就存放在福岛这个沿海的地方。
目前我们中国也在大力地发展核电，虽然日本是第三代核电，中国是第四代核电，相对来讲安全性要高得很多。
但是当年日本也说它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核电，同样出现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日本这个核的污染的问题，应该作为我们的镜鉴，值得我们去反思。
这个是在福岛目前生活的唯一的日本人——中村先生，他是全世界辐射量最高的人之一。可能比不了切尔诺贝利，但他是日本最高的。我为了取得他的信任，跟他住了两天，通过手机免提翻译来采访他。他非常信任我，他告诉我说你在我这没有问题，但如果你被核辐射以后的所有后果我不承担责任。
这个老人现在一直在日本这个地方照顾动物，我看到他跟动物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他跟动物那种情感、那种自然是无与伦比的。
04.
天津大爆炸这张照片大家可能知道，（获得了）今年的荷赛奖，包括一些国内的大奖。这是我第三天去拍的一张照片。
我们《新京报》整个团队在第三天的时候接到上面的通知，要求必须全部撤离，我坚决留下。我可以不报道，但是我不能够停止记录，这是我的最基本的态度。
随后的一周、半个月和一个月，我都先后多次去现场记录它整个过程，包括上万个家庭受灾后的这种安置的困局。
《新京报》在这个过程中也连续给我发了多个版的报道。这些报道实际上也受到上面的严厉批评，但是报社一方面写检讨，一方面在内部来表彰我，鼓励我的行为。所以说我做的这些报道它不是我个人的力量，是整个团队的力量在支撑着我。
这个报道是在湖南，这个地方叫桃源。它这儿有一个铝厂，是全球民企五百强，是湖南省排前几位的纳税大户。它造成的癌症村，还有大量的水污染、土壤污染、森林污染，没有人去触碰它。后来我就做了一周的调查，做出了这篇报道。
这篇报道出来之后，这个企业的二把手给我打电话说：
第一，你帮我把所有网上的稿子撤掉，因为网上的报道写的是癌症村，对他们刺激很大；
第二，我是管钱的，我给你打电话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我说，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其实他不知道我一般带着两个手机，一个手机免提，一个手机录音。然后我说，你继续说。他跟我说多少钱都可以什么什么的，跟我讲了很多条件。
第二天我就写了一篇手记发出来了。
发出来之后他们恼羞成怒，要求《新京报》道歉，要求把我清理出记者队伍，说我做假新闻。他们同时在官方微博、官方网站写文章攻击我，弄一大堆水军咒骂我。
后来我们报社领导王跃春找到我，跟我说这个情况。我说，我手里有更厉害的证据，足以让对方的这个负责人入刑。她说，那我们再去做追踪报道吧。当时《焦点访谈》找到我，说想做这个追踪报道，我说，正好我手里边有非常详实的证据，跟我走吧。第二天我们就进入了现场，第三天我就做出了追踪报道。
这个报道之后，当地的环保部要求他们做了24项整改，我还专门看了它那个24项整改的指标。然后，他们把所有的官方的网站、官方的微博污蔑我的内容全部撤下来了。这个事件也平静过渡了。
05.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当时我做一篇报道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短信，他说，谢谢你救了我。我就打电话回去，他始终不接。后来春节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他说他是谁，他说现在这个事情风平浪静了，我敢跟你说了，谢谢你。
还有更多的像他这样的人，会在春节的时候还有平时不断地问我的状况，会给我寄咸菜，寄各样的东西。所以说我朋友特别多，这是我真正的动力，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最近大家知道的悬崖村这个事件。悬崖村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目前学界也是比较空白的一个区域，因为凉山是目前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中国要求凉山在2020年脱贫。全国两会的时候凉山州委书记当场表态，说2019年脱贫，我做过直播。
去年和今年，我在凉山很多地方做了调研。凉山，用一个著名的学者的话说，“三十年前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很多地方甚至还不如三十年以前。所以说用三年的时间解决三十年的问题是非常匪夷所思的。
这个地方叫阿土勒尔村，彝族居民大概占百分之九十几。过去战乱的时候，他们在这个悬崖村上面一夫当关。
这个悬崖村我是在一个更高的梯上拍的，向下那个楼梯的山层是中间的那一梯。
伸出来的。进入这个村的这条路上面有十七个天梯，也就是藤梯。有的是垂直的，最高的一百多米，村民和小孩都从这个地方上下。实际上入村有好几条路。其中，一条路只有三个月的枯水期才能够走，而且也非常艰难；有一条路可能要走七个小时；另外的一条路已经废弃了。
这几条路死了很多人，包括这个天梯，近几年死了有十个人。我就特别想去看。后来我徒步五个半小时进入了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采访之后，我了解到这个村里面有十八个孩子在村下面的小学里读书。这个小学它的落差只有八百米，但是一般外面人进来得三到四个小时才能上得上去。小孩的体能非常好，一般用三个小时就可以，像猴子一样爬得特别快。后来我就拍摄了天梯上的放学路。
这个男士叫陈古吉，小孩叫陈木黑，六岁。他每次接他儿子的时候要带着背包绳把他拴着，防止他滑倒。
这就是他们走的路，脚下都是万丈深渊。
我第一次走的时候非常害怕。当时为了做这篇报道，我从山上提前跟家长下来，然后从下面又把孩子送到山上再下来。因为我平时训练，抗风险能力很强，所以我胜任了这个采访的工作，视频、照片、文字，所有的东西全部搞定。
这就是孩子背着沉重的书包在上学的路上。当我用无人机拍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当时就震惊了。
后来我在我微博里说，希望我的这个照片能够打动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汇聚力量来改变这里的现状。
我是5月14号拍的，5月24号发的。正好汪洋副总理在凉山考察，因为凉山是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他看到这个事件之后，就跟州里面和省里面问这个事。
后来我电话采访了州委书记，采访了县委书记，第二天做了一篇追踪报道。州委书记表态要按照我的意见建一个带扶梯的道路。
首先解决孩子上下安全问题；第二，让规划部门到这个地方设计一条道路，把四个悬崖村贯连到一起。实际上这里是四个悬崖村，有198个孩子在山上下来读书。这个学校在四个悬崖村里边是状况相对稍微好一点的。
5月31号，我带着报社四人的报道组，带了视频直播的报道组一起去了。我们第一天做了七小时的直播。从学校到天梯路，就看你们到底修了没有。什么地方断的，什么地方没有护栏的，所有的这种危险的地方我都把它记录下来，同时给出解决方案。因为我找了专家谈了，著名的探险家杨勇先生跟我讲了很多解决方案。在直播的过程中，我把他说的问题和解决方案都陈述了。
在6月1号到6号，我们先后做了十个版，再次把这个事情推到风口浪尖。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总编说了一段非常让我感动的话，她说，
我们所有人欠孩子一条路，我们必须要做，再大的压力一定要让这条路能够通达。
在6月6号，孩子们上学的那一天，我们所有的视频报道组准备直播孩子天梯上学的这个路，那将是非常震撼的。但是在我们到达悬崖边的时候，村干部接到电话，县里面要求孩子们不能走天梯，必须要绕道走。
我就跟着他们去绕道走。绕了六个半小时，走的都是断桥、隧洞、泥石流，所以天梯这条路反而是最直接的一条路。孩子们走下来之后说，我再也不想走这条路了。家长说，我宁愿不让孩子上学也不愿意再绕道了。
孩子一个个都累成这样。
实际上，悬崖村只是整个凉山问题的冰山一角，它也是我现在所做的社会影像调查的其中的一个点，我将以悬崖村这个点来展开更多的对当地的调研，寻找解决方案。
我们所有的报道不是批评政府，是跟政府一起探讨，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大家都要诚实地面对现实的困境，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的话才能够共同地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
作为这个职业的人，我最喜欢的是王尔德这句话：
不服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美德。
它将成为我职业的一种最基本的信仰。
作者丨陈杰
我是陈杰，《新京报》首席记者。
曾报道过天津大爆炸，湖南桃源“癌症村”，四川“悬崖村”阿土列尔村……
遭遇过各种威胁利诱，但在职业信仰和人性良知面前，我选择了不畏惧。
曾问过一位的老教授：
社会上这么多问题，改起来有很多惰性，怎么改？
他答：让问题浮出水面，让它“不得不”改变。
那就诚实地面对现实的困境，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共同地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吧。
第一，你帮我把所有网上的稿子撤掉，因为网上的报道写的是癌症村，对他们刺激很大；
第二，我是管钱的，我给你打电话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课后，9名新党员向大家进行了自我介绍，并结合培训班所学分享了自己的感想。他们纷纷表示，在老党员的见证下进行入党仪式，直观的感受到致公党员的历史传承和崇高使命，十分的神圣；在认真学习了致公党史，深刻感受到中国致公党是一个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在新中国建立、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的伟大民主党派，能够加入致公党，十分的光荣；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将积极践行“致力为公、侨海报国”宗旨，切实承担起时代和人民赋予的责任，为党派、为社会、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
王孟戈在讲话中对新党员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对大家提出了4点要求。一要端正入党动机、树立政党意识，自觉的塑造和维护衡阳致公、致公党员的形象；二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综合素质，认真学习中共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学习致公党的党章党史，并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三要立足本职工作、甘于无私奉献，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点，在实现自身的人身价值的同时为致公党增光添彩；四要积极参与活动、认真履行职责，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参政党成员及肩负着政治任务和社会责任，团结拼搏，开拓进取，为把衡阳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省域副中心城市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一起谱写致公党衡阳市委会的新篇章。
10月25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广西民族大学联合承担的“广西政法委2020年立项课题”《广西设区的市立法问题研究》调研组，在中央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广西民族大学杰出人才引进教授宋才发的带领下，在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召开座谈会，贺州市政法委邹朗平副书记、政策研究室刘慕政副主任等同志出席座谈会。会议由县政法委副书记唐泉冲主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新辉对富川县贯彻落实民族自治条例的情况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县政法委、民宗局等部门领导参加会议，就富川县如何贯彻落实民族自治条例进行了讨论。
一、立法进程不断加快
突出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特色，坚持科学立法，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发挥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重要作用。富川县立足民族自治地方的特色和实际需要，突出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切实增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适用性。富川瑶族自治县于1983年8月30日成立，1987年自治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起草制定《富川瑶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决定，《富川瑶族自治县自治条例》于1990年10月16日自治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并经1991年2月28日自治区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颁布施行。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富川县先后于1997年、2013年对《富川瑶族自治县自治条例》进行了修订完善，现行的《富川瑶族自治县自治条例》于2013年9月26日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批准实施。此外，为确保富川脐橙产业健康发展，富川县人大于2014年正式启动制定《富川瑶族自治县富川脐橙产业保护条例》，2016年9月29日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实施。为加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2017底启动了《富川瑶族自治县传统村落保护条例》立法工作，2019年9月27日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富川县现有1部自治条例和2个单行条例。富川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建章立制工作，制定了与《富川瑶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相配套的规章和文件，发布了《关于印发自治县行政机关同监察机关移送涉嫌违反行政纪律问题线索的办法(试行)的通知》(富政发〔2015〕21号)、《关于印发政府部门保留及共有的权利事项和政府有关部门责任清单的通知》(富政发〔2016〕8号)等政府规章，强化了依法行政手段；制定了《关于富川瑶族自治县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富政发〔2017〕14号)，有效地促进了富川县生态环境的保护，提高了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制定了《关于印发富川瑶族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通知》(富政发〔2016〕12号)、《关于<富川瑶族自治县富川脐橙产业保护条例>实施办法》等文件，促进了富川县民族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保护
推进各民族团结，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事业，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富川县保留有较多的原生态传统村落古建筑，传统建筑风格古朴独特，呈现了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为有效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民族文化精髓，《富川瑶族自治县传统村落保护条例》的出台，规范了传统村落的规划、保护、建设、管理和利用工作，遵循规划先行、统筹指导，整体保护、兼顾发展，活态传承、合理利用，政府引导、村民参与的原则，为解决传统村落保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了法律保障，促进了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协调发展，对实现文化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三、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加强环境保护和管理，改善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环境，促进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富川县注重统筹规划、推进示范带动和自治新发展，促进了生态环境与生活质量的协调发展。富川县森林覆盖率达到57.9%，生活饮用水和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类标准，主要江河湖库水质达标率达到100%，被纳入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县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富川龟石湿地公园被评为“国家湿地公园”，南岭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设被国家纳入试点，成功创建了自治区级森林县城和西岭山自治区级森林公园。2019年富川县荣获“自治区级生态县”和“全国绿化模范单位”称号；华润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获评为“自治区级绿色园区”。
四、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
注重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把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作为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按照《富川瑶族自治县自治条例》规定要求，始终坚持好干部标准，着力维护社会稳定。始终抓紧抓好民族团结大事，不断提升各级党员干部法治素养，不断提升少数民族干部综合能力素质。目前富川县科级干部总数689人，少数民族科级干部475人，占同级干部总数的68.94%；12个乡镇领导班子成员共141人，其中少数民族干部87人，占比61.7%；全县科级以下公务员(含参公)共1093人，其中少数民族干部718人，占65.69%；事业单位工作人员6400人，其中少数民族占40%(2560)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已成为富川县经济社会建设的骨干力量。
五、民族团结创建工作有效开展
积极推进民族团结工作，利用多种形式开展民族团结宣传。富川县共有7个单位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9单位荣获“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6人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13人被评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2019年富川县被评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
六、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提高质量和高效益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富川瑶族自治县自治条例》颁布实施后，富川县党委、政府千方百计谋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实现了较好增长。譬如，2019年富川县地区生产总值88.79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32422元，地方财政收入6.2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2196元。二是脱贫攻坚成效显著。2019年4月24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批准富川县整体脱贫摘帽。至2019年底，全县脱贫53个村66438人，贫困发生率为0.26%。三是循环产业得到很好发展。大力发展了脐橙、蔬菜、香芋、冰淇梨、山茶油等特色农产品，创建了自治区首批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富川脐橙第三次登上“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百强榜，并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公用品牌。以电力生产、啤酒生产、建材石材加工、烟辅材料加工和水果加工等工业为主产业，先后获得“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县建设地区”“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县”“全国农业生产标准化示范县”和“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等荣誉称号。
（参与调研的成员：宋才发、马训祥、邹朗平、刘慕政、蒋鸣湄、彭振、王颖慧、兰晓峰、全莉萍、刘洪源、黄捷、秦莉佳）
1、这是一个国际性的主权原则问题，必须依靠科学证据。
2、现在疫情全球大爆发大流行，发展成为了是病毒与人类的战争，按照联合国《战争法》这是世界大战。
3、病毒与战争等同，从爆发源头查证传染源，也就是谁发动了战争。
4、疫情病毒给全球（人类）造成的灾难和损失，在全球疫情结束后会有一个总清算（损失额：生命价值十经济十人力十精神影响）。
5、联合国会成立国际审判法庭（战争赔款）。
6、这种赔款也有可能要赔掉一个发达的大国。如战后的纳粹德国和日本。
7、因此定义病毒源头决定国家命运。特朗普打死他也不会承认，中国也不会背黑锅。现在全世界都在试目以待，此疫情已经激怒了全世界，一旦确定病毒传染源头，并能确定其主观意图，那么疫情战争赔就将让这个大国解体（历史上如希特勒）。
10月2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在长沙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家生态环境部、国家卫健委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建南华大学的有关情况。
学校党委书记高山，校长张灼华，校党委委员、副校长姜志胜、陈国民出席发布会并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来自中央驻湘媒体、香港驻湘媒体、省内主要媒体等近40位媒体记者参会。湖南省委宣传部新闻发布处处长姚伟红主持新闻发布会。
高山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两个共建将更加有利于提升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对学校建设发展产生双重叠加效应，将更加有助于加快推进学校高水平大学建设。
希望社会各界今后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宣传学校，推动学校在新起点上再出发，为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建设，为“健康中国”、“美丽中国”的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南华大学介绍：南华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位于湖南省衡阳市，是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防科技工业局、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国家卫健委[1]与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建的综合性大学，是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支持建设高校、湖南省国内一流大学建设B类高校[2]，入选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国家环境保护培训基地、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国家核应急宣传和培训基地、国家核应急医学救援分队[3]。南华大学是由原隶属国家核工业部的中南工学院与原隶属湖南省的衡阳医学院于2000年5月合并组建的多科性大学（1958年建校）。2002年10月，原隶属国家核工业部的核工业第六研究所并入南华大学。[4][5]截至2019年6月20日，学校有红湘和雨母两个校区；设有直属学院18个；拥有直属型附属医院6所、协作型附属医院11所、研究生协作培养单位25个；设有本科专业68个；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5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5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19种；共有学生6万余人，其中全日制本科生35000余人，博士、硕士研究生4000余人，国际学生560余人，成人教育本专科生近2万人；校本部有教职工2316人，其中专任教师1771人。[6]
1961年5月，时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二机部部长刘杰到学院视察。1963年6月，学校实施系、专业调整，地质专业划归抚州地质专科学校（现东华理工学院）。1969年底，因“文革”，二机部决定衡阳矿冶工程学院停办，同时核工业第四勘察设计院迁入学院内。1979年11月，二机部党组决定恢复衡阳矿冶工程学院，并上报国务院审批。到1984年9月新生入校，完成复建。
共15张历史影像1980年1月，成立衡阳矿冶工程学院筹备处。5月30日，学院筹备处向二机部建议将学院名称由“衡阳矿冶工程学院”改为“中南工学院”或“中南理工学院”。1983年1月，教育部批准：“衡阳工学院在原衡阳矿冶工程学院旧址筹建，由核工业部和湖南省双重领导，以核工业部为主。”1984年1月30日，原核工业部转发《教育部关于正式批准成立衡阳工学院并开始招生的通知》。2月25日，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为学院题写了“衡阳工学院”院名。9月正式恢复招生开学。1993年6月23日，原国家教委批准衡阳工学院更名为中南工学院，张爱萍为学院题写了新的院名。1998年4月，国家教育部明确学院本科教学评价的结论为合格。6月2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学院为硕士学位授权点。
我的美国同胞们！
首先让我们为20多万死于冠状病毒的美国人默哀片刻！
四年前，唐纳德·特朗普声称要把美国放在第一位，他做到了！美国目前冠状病毒病例数量位居全球第一，因病毒大流行死亡人数居全球第一，被野火烧毁的森林总面积居第
一，种族暴力和非法死亡的事件居第一。在美国历史上，总统从来没有在位期间说过这么多谎言，每天20个，总共超过2万个。这打破了吉尼斯纪录，居世界第一！
特朗普想再要做四年。但是，美国和世界能否再经受四年的疯狂？值得考虑！
不到四年，特朗普在高尔夫球场上就己化了超过18000小时的行政时间另加9000多个小时的时间，居世界第一。
另外，他是唯一一位由他的律师、前官员和自己的亲侄女写了几十本骂他的书的现任总统。你不必读这些书，书名的用词就告诉你所需要知道的这个人：“火和愤怒”“恐惧”“暴怒”“无动于衷”“不忠”“共谋”⋯我们从没想过这些话会适用于美国总统。
他在精神上和道德上都不适合担任公职，他仍然表现得像他曾经演过的轰动的真人秀主持人，他会瞬间解雇官员和他自己刚任命的人。最近统计，有415人自愿或非自愿地被扫地出门。他不惧怕上帝，也不相信科学。
他通过推特治理国家，施放侮辱性语言，用锋利的肘部来解决问题。在国内，他反对人们在疫情中保持距离，但在国际上，他却与盟国和原来的追随者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
别误会我的意思。有些人却一直喜欢特朗普。我能想到的是三种人：喜剧演员、律师和心理学家。
像斯蒂芬· 科尔伯特这样的喜剧演员喜爱他， 因为他是无休止地提供着愚蠢和小丑节目情节的源泉。
律师们喜欢他，因为他永远需要他们的服务来为他辩护，以免受性侵犯、税务欺诈或商业不当行为的指控，避免历史性的弹劾。
特朗普更是心理学家们的最爱， 因为他是教科书中婴儿思维、精神病行为的范例。在特朗普任期内，美国总统已经沦为全世界恶心笑话的笑柄！
特朗普最喜欢的动物是替罪羊。发生的一切坏事都是别人的恶作剧或别人的错…。
你想让这个可怜的男人在白宫再耽四年吗？还是把他作真人秀主持人的旧工作还给他比较好，在那里他造成的伤害最少！
美国处于最危险的时刻。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第一次有一个有着扭曲逻辑和一个凶残心态的总统，他公开宣称如果他在选举中失利，就会纵火，一个绝望的人会做绝望的事情。他会破坏邮政局篡改邮寄所投的票。
如果特朗普输了， 军队将不得不把他硬拖出白宫， 因为他不会自愿离开。特朗普将是个危险的失败者。如果他预期在选举中失利，他可能会宣布戒严以规避宪法。
美国历史上将会有第一次并非和平有序的权力移交。我们可能在另一场血腥的内战的边缘摇摇欲坠， 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人。
这个人让我们的脊椎发冷。詹姆斯·马蒂斯告诉我们，作为国防部长，他穿着运动服睡觉，在淋浴间外保持警示灯，以防特朗普带来不可思议的世界末日。全能的上帝啊！我们要做什么才能配得上特朗普？
我必须说，我对我的共和党同事深感失望。他们的政党是亚伯拉罕·林肯的政党，而不是一个被监狱释放的金融或性掠夺者和种族分裂者的政党，你们应该向我们展示正直和勇气，把你不道德的候选人扔在公共汽车下面。给我们一个体面的和可敬的领导者，我们可以和他光荣地竞争。
我们想竞争得公平和公正。如果共和党政客认为他们需要穿特朗普的大衣才能赢得另一个任期， 要小心， 他肮脏的大衣可能会变成你们的政治阴影。
特朗普侮辱了眼前的每一个人，活着的和死了的。他甚至称我们尊贵的战死者为”失败者和傻瓜”。11月3日，应该确保没有特朗普提出来什么法案 2 。否则，我们将都是”失败者和傻瓜”。
今年中國的“國慶、中秋”爲一天，天意爲“中國”共享。今年的兩節的慶祝晚會（包括CCTV國媒）沒有像曆年都有播出“世界各地海外華人華僑祝福祖國的”鏡頭和“華人華僑中秋思鄉、思祖國、思親的鏡頭”——-熱熱鬧鬧。
我們的海外大使在幹什麽？我們的主管中央到地方的僑務官員在幹什麽？海外華人華僑是否做錯了什麽？！
華訊社記者調查：
中國駐外大使，國内僑務幹部都是黨的幹部、中國的國家幹部，是爲黨做僑務，爲國家聯系海外僑胞力量的國家組織。
另一方面，這些人群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代表的代表，所定的頂層設計和地方僑務工作，都是應能夠反映和維護海外中國人群體（也就是全球的海外僑胞）的合法利益。
這兩種身份缺一不可。少了第一種身份，駐外大使、僑務工作就脫離了政治軌道，變成歪門邪道。少了第二種身份，駐外大使、僑務工作名存實亡，難以發揮作用。
曾經的中國長期隔絕于國際社會，在國家建設和現代化的思維上遠遠落後于海外華人群體所在的國家，改革開放以後才有了根本的改變。
沒有駐外大使和國内僑辦的積極努力主動韻工作，中國政府的僑務政策和中國共産黨的方針就不可能反映海外華人華僑的利益訴求，海外政策也會犯錯誤，中國和黨的海外事業就會遭受巨大損失。
很多駐外大使和國内僑務幹部不理解這一點，在駐外和僑辦系統混了十幾二十年還搞不清本領域的基礎重大問題，這些人在機構改革以後搶着爲新單位出謀劃策，但總在犯錯，雖然也在大談特談“融入”。
融入，要以僑務工作發展好爲前提。否則，僑務工作失去獨立運作能力，海外僑務也就徹底消失了，也談不上融入。
該開的會照開，該攢材料照攢，但是海外的民心不能靠這些東西聚攏，民心所向要靠實實在在的僑務工作去争取。靠駐外大使和僑務幹部深刻理解和正确處理兩個身份的關系。
中國武漢疫情剛出現時，全球的海外華人華僑傾盡全力，連國際航班的座位都被支援祖國的防疫物資堆滿，并搜集全世界的防疫口罩和防疫用品，用飛機、輪船、汽車和随身托運到祖國，爲祖國分擾！而極一小部分回國的人員不好行爲，确被誇大，被群體“毆罵”。僑胞冷心了也就不語了。
這十七年才會有一次的“雙節”，記者不隻是在央視晚會上沒有看到，在地方台的各種媒體上也沒看到那播放“千萬裏之外，那國慶節揮着五星紅旗祝福祖國；那中秋節思鄉思親的跳躍的海外華人華僑”的各種方式在各囯各地的美好祝願鏡頭。
對身份的錯誤理解廣泛存在，對海外工作和僑務事務的部門不緻力于推動海外華人華僑的利益與國家整體利益相融合，盡管強調執行落地不走樣不變形，但具體工作卻失去了靈活性和政策性，工作隻剩下喊話，相關部門變成喊話器，最終導緻了不良後果和海外僑胞的痛心、紮心！
中國的統戰工作不隻是要海外華人捐款捐物，而要使海外僑胞真正不忘記自己是中國臉中國心！
（華訊社社長、總編輯Paul Zeng筆于2020年10月8日晚8點。）
